1958年25万志愿军安置成大难题，没想到杨勇一套方案解了燃眉之急

①

1958年的北京，二月天冷得邪乎。

中南海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彭德怀的办公室里，暖气虽然足，但他心里头那把火，烧得比暖气还旺。桌上的烟缸早就满了，烟屁股一个叠一个。

他手里攥着一份刚送来的绝密文件，那是志愿军司令部发回来的战损统计和现有兵力花名册。纸边上已经被他捏得皱皱巴巴，上面全是汗印子。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花名册，这是几十万条命啊。

就在几天前，2月19号，新华社发了那条让全中国都炸了锅的消息：志愿军要回国了，年底前全部撤出朝鲜。

老百姓高兴啊！那天北京的鞭炮声从早响到晚，工厂里的工人敲锣打鼓，学校里的孩子把书本都扔上了天。大家都盼着亲人回家，盼着英雄凯旋。

可彭德怀高兴不起来。

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摔，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窗外黑乎乎的，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他脑子里全是数儿：志愿军在朝兵力此时还有20多个军，加上后勤、铁道兵、工程兵，林林总总加起来快30万人。还有几十万吨的装备，几千辆汽车，数不清的弹药库存。

这么大一坨人，这么大一堆东西，往哪儿放？

警卫员小张轻手轻脚地进来添水，看见彭德怀背着手在那儿踱步，地上的烟头都快把地毯烧着了。小张没敢说话，悄悄把烟头扫了，又退了出去。

彭德怀心里苦啊。这些兵，都是他看着跨过鸭绿江的。那时候是什么光景？美国人的飞机跟乌鸦似的满天飞，下面是坦克大炮。这些战士穿着单衣，啃着冻土豆，硬是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

现在仗打完了，人回来了，国家得管他们饭，得给他们房，得给他们找活儿干。

他回到桌前，铺开一张全国军用地图。红蓝铅笔在上面画来画去。

东北？东北工业基础好，可东北军区报告上来了，说沈阳、哈尔滨的厂子正在搞技改，编制满了，宿舍也紧张。那边冬天冷得滴水成冰，没房子住能冻死人。

华北？华北要保北京，还要搞生产，粮食本来就紧张，再来几万张嘴，粮食从哪儿调？

西北？地广人稀是地广人稀，可那是真苦。战士们在朝鲜吃够了苦，回来再让他们去戈壁滩吃沙子？谁家没老没小，这心里能平衡吗？

彭德怀拿起电话，摇通了军委作战部。

“给我接杨勇。”

电话那头滋滋啦啦的全是电流声，过了好半天，杨勇的声音才传过来，带着朝鲜那边的风雪声：“彭总，我是杨勇。”

“杨勇啊，撤军的方案搞得怎么样了？别光想着怎么撤，得想撤下来去哪！”彭德怀的声音很急，像连珠炮一样，“我不看虚的，我就问你，人回来住哪？吃啥？干啥工作？你给我个实底！”

杨勇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彭总，我们正在算。但是……困难比想象的大。战士们都想留在大城市，想学技术，可大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人。很多连队的骨干都在问，回来是不是就要复员回家种地？”

彭德怀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种地？打了胜仗回来种地？”他嗓门一下子高了，“你告诉下面的人，只要我彭德怀还在军委一天，就不能让功臣们没饭吃！但是，现在国家困难，大家都要体谅。你先把底子摸清楚，哪些人想转业，哪些人想复员，哪些人能留队，分类造册，三天内报给我！”

挂了电话，彭德怀一夜没睡。

他把各大军区的报告全摊在地上，像拼拼图一样，试图找出一个能塞下这几十万人的缝隙。

②

接下来的半个月，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烟雾就没散过。

这是真刀真枪的难题，不是写诗作画。

2月20号的紧急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头头们坐了一圈，一个个愁眉苦脸。

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先开了口，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表格：“彭总，不是我们不接收。您看，这是沈阳铁路局的报告，今年要精简冗员。这是鞍钢的报告，技术岗位都满了。要是把志愿军的兄弟们塞进来，那就得挤走地方上的工人，这容易出乱子。还有住房，现在东北职工人均居住面积才三平米，再来几万人，只能睡大通铺，这大冬天的……”

华北军区的代表接着倒苦水：“彭总，河北、山西这几年遭了灾，粮食产量掉了两成。地方上的复员军人还没安置完呢，又来一批，粮票从哪儿出？财政那是真没钱啊！”

西北的代表更直接：“彭总，我们那儿条件差，但是我们态度端正。只要中央下令，我们勒紧裤腰带也接收。就怕战士们不愿意去，去了也留不住，到时候还是个麻烦。”

彭德怀坐在主位上，脸黑得像锅底。他不说话，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笃、笃、笃，敲得在场的人心里发毛。

敲了好一会儿，他猛地停下来，把手里的铅笔往桌上一拍。

“都说完了？都困难？我也知道困难！可困难就不办事了？志愿军在朝鲜死都不怕，回来怕没房子住？怕没饭吃？”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那一大片空白的地方：“你们都在算小账，算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账。有没有算过国家的大账？这几十万人，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是国家的宝贝！把他们随便往农村一扔，那是浪费！是犯罪！”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我看这样，”彭德怀转过身，目光如炬，“不能全靠地方接收，军队自己也要想办法。有些部队，建制不要散，直接成建制转业。去哪？去北大荒！去新疆！去那些国家最需要开发的地方！”

这话一出，下面有人小声议论。成建制转业，这可是个大动作，以前没这么干过。

“还有，”彭德怀继续说，“技术兵种，比如空军、炮兵、装甲兵的，尽量对口安置到国营大厂。汽车兵，去交通局、运输公司。卫生员，去医院。要人尽其才，不能让开坦克的回去扶犁！”

话是这么说，可执行起来全是坑。

几天后，一份更详细的报告送到了彭德怀桌上。这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联合搞的调查。

数据看得人头皮发麻。

志愿军中，文盲半文盲占了60%以上。虽然打仗勇猛，但没文化，回来进工厂连图纸都看不懂。

还有伤残人员。虽然大部分重伤员已经留在朝鲜或国内荣誉军人学校了，但轻伤、慢性病的还有好几万。这些人干不了重活，安置起来特别费劲。

更要命的是思想问题。

有些战士觉得自己立了功，回来就得当官，就得进城享受。结果一听说要去农村，要去边疆，当场就哭鼻子，甚至有人把军功章扔在地上。

彭德怀看到这份报告，半天没说话。他把秘书叫进来：“给我找几个刚从朝鲜回来的兵，我要跟他们聊聊。别找干部，就找战士，要那种老实巴交的。”

当天晚上，三个战士被带进了彭德怀的办公室。

一个是山东的，叫王大柱，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老茧，那是挖坑道磨的。
一个是四川的，叫李小兵，个子不高，眼睛挺亮，是个通讯员。
还有一个是江苏的，叫陈文化，戴个眼镜，居然是初中毕业，在连队当文书。

彭德怀没让他们敬礼，让人给他们倒了茶，还抓了一把糖放在桌上。

“别紧张，随便聊。”彭德怀笑着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慈祥点，“你们说说，回来最想干啥？”

王大柱搓着手，憨憨地说：“首长，俺想回家种地。家里没劳力，爹娘身体不好。”

李小兵抢着说：“我不想回家！家里穷得叮当响。我想留在城里，哪怕看大门也行，只要能吃饱饭。”

陈文化推了推眼镜：“首长，我想上学。或者去工厂学技术。我在朝鲜修过汽车，我觉得我能行。”

彭德怀点点头，心里有了底。

“王大柱，如果国家需要你去北大荒开荒，那里地肥，就是冷，你去不去？”

王大柱愣了一下：“给分地吗？”

“给！还给发安家费，给盖房子！”

“那俺去！只要有地种，哪儿都一样！”

彭德怀又问李小兵：“如果让你去学开车，以后当司机，但要先去培训班吃苦，你干不干？”

李小兵眼睛一亮：“真的？那我干！学会了开车，那是铁饭碗啊！”

最后问陈文化：“你想学技术，好！国家正缺技术工人。但是你得带头，去最艰苦的地方，能不能做到？”

陈文化站起来敬了个礼：“首长，我是团员，我保证完成任务！”

送走这三个兵，彭德怀心里稍微松快了一点。只要战士们通情达理，这事儿就有解。

但现实很快又给了他一巴掌。

③

三月初，朝鲜那边的正式方案终于报上来了。

是一份厚达一百多页的报告，封面上写着《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及方法问题》，落款是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

彭德怀拿到报告，饭都顾不上吃，关起门来看了整整一天。

这份报告，那是真动了脑筋的。

杨勇提出了一个“三分法”的安置思路，跟彭德怀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更细致，更具操作性。

第一类，成建制转业。
把一些步兵师，整师整团地拉到黑龙江、新疆、海南岛。去北大荒的，改编为农业建设师，直接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去新疆的，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一边守卫边疆，一边搞生产。
这招太绝了。既解决了安置问题，又加强了国防，还开发了边疆，一举三得。

第二类，对口安置。
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这些技术兵种，跟国内的一机部、二机部、铁道部、交通部对口协商。比如，铁道兵的几个师，直接改编为铁路工程局，就地转业，参加国内的铁路建设。这样，技术不丢，人员不散，马上就能形成生产力。

第三类，复员回乡。
这是大头。对于那些身体不好、文化程度低、或者家里确实有困难的战士，动员他们复员回乡。由地方政府负责安置，主要是分田地，或者安排到社办企业。国家给发一笔复员费，足够盖三间大瓦房。

彭德怀看着看着，激动地拍了大腿：“好你个杨勇，真是个人才！这办法想得周到！”

但他马上又发现了问题。

钱呢？

成建制转业要安家费，要盖房费，要生产启动资金。复员要退伍金。这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国家正在搞“大跃进”，到处都要钱，财政紧得很。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彭德怀拿着报告，直接去了国务院，找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看完报告，也是连连点头，但眉头也锁紧了：“德怀啊，方案是好方案，就是这钱……今年的预算已经超支了。如果要追加这笔安置费，恐怕得从其他项目里挤。”

“挤也要挤！”彭德怀态度很坚决，“总理，这些兵是为国家拼命的。现在他们回来了，如果因为没钱让他们受委屈，我们这些人怎么面对老百姓？怎么面对烈士的在天之灵？”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掐灭了烟头：“你说得对。再穷不能穷战士。这样吧，我让财政部特批一笔专款，先紧着志愿军用。另外，号召全国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动员企业、公社多吸纳复员军人。我们要打一场‘安置战役’，就像在朝鲜打仗一样！”

有了总理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军委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几十个文件。

《关于志愿军人复员回乡安置工作的指示》、《关于处理志愿军人转业建设的若干规定》……一个个红头文件发下去，全国动员起来了。

东北的密山、虎林，建立了一个个农场，挂上了“农建二师”、“农建五师”的牌子。穿着军装的战士们，刚放下枪，就拿起了锄头，在黑土地上甩开了膀子。

新疆的石河子，一列列闷罐车拉着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在那儿盖房子、修水渠，硬是把荒漠变成了绿洲，后来成了著名的军垦城市。

铁道兵的指挥部直接改成了铁道部工程局，战士们脱下军装换上工装，转身就投入到了成昆铁路、包兰铁路的建设工地上。那是真硬仗，很多人就牺牲在了新的工地上。

还有那些复员回乡的战士。

山东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回来了二十个志愿军。村支书带着全村人敲锣打鼓迎接。这二十个人，有的当了民兵连长，有的搞起了副业，有的带头成立了互助组。没过几年，这个村就成了全县的富裕村。

当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闹情绪的。有个战斗英雄，立过一等功，回来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林场看仓库。他觉得委屈，觉得大材小用，喝了酒在大街上骂骂咧咧。

彭德怀听说了，亲自派人去做工作，还把那个英雄请到北京，在中南海吃了顿饭。彭德怀给他夹菜，说：“看仓库怎么了？那是国家的资产！你在朝鲜能守住阵地，在这儿就守不住仓库？英雄，在哪都是英雄！”

那个战士听了，羞愧得满脸通红，回去后兢兢业业，后来还成了劳模。

也有安置不到位的。个别地方官僚主义严重，把复员军人的安置费给贪了，或者房子没盖好就让人住进去。彭德怀知道后大发雷霆，派工作组下去查，抓了几个典型，严惩不贷。他说：“谁敢动志愿军的安置费，我就要谁的脑袋！”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跨过了鸭绿江。

那天，丹东下着小雨。彭德怀站在江边，看着最后一辆卡车驶过大桥。

车上坐着的，不再是满脸硝烟的战士，而是带着大红花、背着铺盖卷的复员军人。他们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哭，有的在跟送行的朝鲜阿妈妮挥手告别。

彭德怀站了很久，直到车队完全消失在雨幕中。

他转身，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走吧，任务完成了。”

风还在吹，但他觉得，这风里已经有了一丝暖意。

这一年，几十万志愿军将士，就这样分散到了祖国的天南地北。他们像种子一样，撒进了工厂、农村、边疆、荒漠。

后来的几十年里，国家每一次大建设，每一次大灾难，冲在最前面的，往往都是这批人。

他们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干。

因为他们记得，那个穿着旧军大衣的彭大将军，曾在中南海的深夜里，为了他们的归宿，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