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年：这个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售卖假药的奸商，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

“主席，这就是他们卖给咱们的药。”

1952年的那个春天，聂荣臻手里攥着一个包裹，急匆匆地走进了那个大家熟悉的小院。

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团发黑的棉花，还有几个贴着洋文标签的小药瓶。聂荣臻的手有点抖，他把药瓶递过去，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子怒气谁都听得出来。

前线的电报说，战士们用了这种药，伤口不但没好，反而化脓、溃烂，本来能救回来的命，硬是因为没有消炎药给拖没了。

毛泽东接过那个药瓶，看得很仔细。过了好一会儿，他把药瓶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那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而这个胆大包天的奸商，很快就要为他的贪婪付出代价了。

01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24年。

浙江杭州有个姓王的小伙子出生了，家里是开杂货铺的，也就是个普通人家。这孩子叫王康年。按理说，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能守着个铺子安稳过日子就算烧高香了，但这王康年不一样，他打小就不安分。

他觉得自己是个干大事的料。

十七岁那年，王康年去了上海。那时候的上海滩是什么地方？十里洋场，遍地黄金，但也遍地是坑。王康年运气不错，考进了大亚电台当报告员。

这工作在当时可是个“金饭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还能接触到最新的商业行情。王康年坐在直播间里，看着那些大老板们几万几万的大生意从眼前飘过，心里的算盘珠子就开始拨弄起来了。

他看着窗外那些穿着西装革履、坐着小汽车的有钱人，心里就琢磨：凭什么他们能吃香喝辣，我就得在这儿念稿子拿死工资？

机会还真让他给等着了。

王康年有个本事，就是会来事儿，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了。他娶了个上海本地的媳妇，老丈人手里有点积蓄，看这女婿一表人才，又有志气，就出资帮他在上海开了个大康行，做百货生意。

刚开始，这大康行也就是卖卖毛巾肥皂这些日用品。可王康年心大啊，他觉得这百货生意赚得太慢，一块肥皂一双袜子能赚几个钱？要赚就赚大的。

那时候什么最赚钱？西药。

在那个年代，西药可是紧俏货，简直就是硬通货，稍微倒腾一下就是几十倍的利润。于是，大康行摇身一变，挂上了“大康西药房”的招牌。

可开药房得有本钱啊，进货得要真金白银。王康年手里没那么多钱，但他有脑子，或者说是那一肚子歪脑筋。

他发明了一招“空手套白狼”。

怎么套呢？就是玩预售。那时候西药紧缺，很多客户为了买到药，愿意先付定金。王康年就先把客户的定金收上来，但他不拿去进货，而是拿这笔钱去还上一笔债，或者拿去挥霍，甚至拿去炒作别的东西。

至于客户要的货？那就拖。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实在拖不过去了，他就去买点便宜的次品充数，或者干脆玩失踪，躲几天再出来。一来二去，这大康西药房的名声在上海滩算是臭了大街。

到了1949年上半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康年已经欠了一屁股债，大康药房基本上就是个空壳子，随时准备关门大吉。那时候谁提起大康药房，都得骂一句：“那就是个骗子窝！”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王康年这下彻底完蛋的时候，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经济，政府对工商业采取的是扶持政策。像大康药房这种快破产的企业，政府不仅没查封，还组织信贷机构给他们贷款，帮他们解决债务危机。

这本来是国家的好心，想让大家有口饭吃，把经济搞活。

可这事儿在王康年眼里，就变了味儿。他觉得：哎哟，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原来只要哭穷，政府就给钱啊！

于是，这个本来该破产的奸商，竟然靠着国家的钱，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

02

活过来的王康年，不但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反而觉得找到了新的“财富密码”。

他发现，新政府虽然管理严格，但很多新上任的干部都是穷苦出身，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经过什么大的诱惑。这些人在战场上是英雄，但在糖衣炮弹面前，能不能扛得住，那就不一定了。

王康年决定主动出击。

他在大康药房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名字叫得挺好听，叫“外勤部”。你听这名字，以为是跑业务送货的吧？

根本不是。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就一项：腐蚀干部。

王康年亲自给手底下的员工培训，那是手把手地教啊。他有一套著名的理论，他跟员工说：“这人啊，就没有不爱财的。大干部喜欢名表、钢笔，咱们就送派克金笔、劳力士手表；小干部喜欢吃吃喝喝，咱们就请吃饭、请洗澡；实在不行的，就直接送钱，甚至送女人。”

这一招，简直是毒辣到了极点。

那时候的上海，虽然解放了，但十里洋场的旧风气还没完全散去。王康年就利用这一点，把那些刚进城的干部拉下水。

他专门在上海的高档酒楼定包间，今天请这个科长，明天请那个主任。酒桌上推杯换盏，几杯酒下肚，称兄道弟，这关系不就拉近了吗？

吃完饭，还得有活动。去舞厅跳跳舞，去澡堂泡个澡，这一套流程下来，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就晕头转向了。

更绝的是，王康年还搞了个“赊销”的套路。

他跟那些机关单位的采购员说：“咱们这关系，还要什么钱啊？货你先拿走，发票我给你开好，回头有钱了再给。”

这采购员拿了货，回去一报销，钱到了自己手里，王康年那边又不急着要，这中间的时间差，采购员就能拿这笔公款去干点私事。

短短一年时间，王康年就像个病毒一样，渗透进了上海的各个机关单位。

据后来统计，当时竟然有85名干部被他拉下了水！这些干部涉及上海的卫生、医药、后勤等多个关键部门。

有些机关的采购员，甚至直接成了大康药房的“编外员工”，拿着国家的工资，却在帮王康年跑业务。

那段时间，王康年可谓是春风得意。不管他的药多贵、多差，只要那些被买通的干部大笔一挥，订单就像雪花一样飞来。

1951年，大康药房的交易额竟然达到了350亿元（旧币），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西药大户。王康年出门也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派头。

但他心里的贪欲，是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他看着账面上的数字，觉得还不够，还要更多。

这时候，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爆发了，王康年觉得，自己发横财的机会终于来了。

03

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火烧起来了。

那是什么场面？那是真的是在拼命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里跟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死磕。

前线最缺什么？除了子弹，就是药。

那时候，美军掌握着制空权，我们的运输线被炸得千疮百孔。前线的战士受了伤，缺医少药，很多时候只能硬扛。急需大量的消炎药、止血钳、纱布、棉花。

这可是救命的东西，晚一秒钟，可能就有一条鲜活的生命从指缝里溜走。

国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都在捐款捐物。

王康年一听这个消息，眼睛都绿了。在他看来，这哪里是战争，这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啊！

他很清楚，军队的订单量大，而且回款快，最重要的是，军队急需物资，对质量的检查可能没那么严格。

于是，他开动了那个庞大的关系网。

他找到了之前被他拉下水的那些官员，一番运作，送礼的送礼，塞钱的塞钱。很快，一份来自志愿军后勤部门的巨额订单就落到了大康药房的手里。

这份订单里，包括了前线最急需的氯霉素、消炎粉，还有大量的医用纱布和棉花。

志愿军那边的采购人员也是实在没办法，物资太紧缺了，再加上有“熟人”介绍，觉得大康药房也是上海的大药房，应该信得过。为了让药房能尽快发货，志愿军采购部门把几亿（旧币）的货款，一次性全额打给了王康年。

那个采购员临走的时候，握着王康年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王老板，这是前线战士的救命药，一定要快，一定要好！拜托了！”

王康年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我也是中国人，支援前线义不容辞，保证第一时间发货！”

可是，钱一到账，王康年立马就变了一副嘴脸。

他压根就没去进货。

那他拿这笔钱干什么去了？他拿去炒房地产了，拿去放高利贷了，拿去填他以前那个“空手套白狼”留下的亏空了。

在他心里，这笔钱就是他自己的，至于前线的药？拖一拖呗，反正打仗嘛，乱哄哄的，谁顾得上查？

前线催了一遍又一遍，电报像催命符一样发过来：“药呢？我们的战士在流血！药在哪里？”

王康年呢？他不慌不忙，跟没事儿人一样。他跟手下的员工说：“急什么？让他们等着。”

实在被催得没办法了，他随便发点鱼肝油、热水袋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过去敷衍一下。

到了1951年底，前线的伤亡越来越大，对药品的through需求简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志愿军派人直接到上海来催货。

这一回，王康年知道躲不过去了。但他手里的钱已经被挥霍得差不多了，根本没钱去买正规的药品。

这时候，一个让全人类都发指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

04

那是大康药房的一个仓库，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王康年指着角落里的一堆东西，对手下的伙计说：“把这些装起来，发走。”

伙计一看，傻眼了。

那是什么？那是玉米粉。

“老板，这……这能行吗？这是给志愿军用的药啊，这要出人命的！”伙计的声音都在发抖。

王康年把眼一瞪，骂道：“你懂什么？前线那么乱，炮火连天的，谁知道是死于枪伤还是死于没药？只要包装像，神仙也看不出来。再说了，玉米粉又吃不死人，顶多就是没药效。”

就这样，一箱箱装着玉米粉的“特效消炎药”，被贴上了那一串串洋文标签，伪装成救命的“氯霉素”，发往了前线。

这还不够。

前线急需的急救包，需要大量的无菌脱脂棉和纱布。正规的医用棉花贵啊，王康年舍不得那点成本。

他让人去废品站，把那些脏得发黑的烂棉花收回来。这些棉花以前是干什么用的？有的是做烂棉袄的，有的是擦机器的油棉纱。

这些东西连洗都没洗，甚至还没经过高温消毒，只是表面漂白了一下，看着白了点，就直接塞进了急救包。

还有手术用的止血钳、手术刀。他发过去的货，打开一看，全是生锈的次品，有的连废铁都不如，根本没法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在朝鲜北部冰冷的战壕里，一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被炸断了腿，鲜血直流。卫生员冒着炮火冲上来，满怀希望地打开那个印着“大康药房”的急救包。

结果，拿出来的纱布是发硬的，扯都扯不开；倒出来的消炎药是黄黄的粉末，闻着还有股粮食味。

卫生员急得直掉眼泪，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些东西给战士包扎。

结果呢？

伤口本来还能处理，用了这些不干净的棉花和假药，迅速感染、化脓、溃烂。战士发起了高烧，在痛苦中呻吟。

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死去。有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严重，不得不进行截肢，甚至因为败血症丢了性命。

据后来的统计，成千上万的志愿军伤员，没有死在美军的机枪大炮下，却死在了王康年这个“自己人”的手里。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谋杀。

王康年坐在上海的洋房里，数着沾满鲜血的钞票，喝着咖啡，听着留声机里的音乐。他大概觉得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玩了一把漂亮的“商业操作”。

但他忘了，有些钱是不能赚的，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05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前线的伤亡报告雪片般飞回国内。彭德怀总司令看着那些因为感染死亡的数据，觉得不对劲。为什么我们的战士伤口感染率这么高？为什么用了消炎药一点用都没有？

很快，前线传回来的样品送到了北京。

这事儿直接捅到了中央。

当聂荣臻拿到那些所谓的“特效药”和“无菌纱布”时，气得浑身发抖。他马上带着这些证据去找毛主席。

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毛泽东，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领袖，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这一次，他是真的动了怒。

他看着那些假药，沉默了很久。那种沉默，比爆发还要可怕。

突然，他把那些东西狠狠地摔在地上，那声音在房间里回荡，震得人心惊肉跳。

他指着那些东西，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这群黑心资本家的手里！是可忍，孰不可忍！”

随后，一道命令从北京传出：“查！给我彻查！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有什么背景，一律严惩不贷！”

这一声怒吼，直接掀起了震惊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风暴。

消息传到上海，陈毅市长脸都青了。

陈毅是个什么脾气？那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他是军人出身，最听不得这种坑害前线战士的事。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竟然出了这种败类，这简直是在打他的脸。

“抓！马上抓人！”陈毅拍着桌子吼道。

这时候的王康年，还在他的大康西药房里做着发财梦呢。他以为自己还要继续接单，继续发财。

当公安人员冲进汉口路456号大康西药房的时候，王康年还正坐在皮椅上喝茶。看到警察进来，他先是一愣，随即又摆出一副“我有关系”的架势。

他想拿起电话，给平时那些称兄道弟的“大干部”打电话求救。

公安人员冷冷地看着他，像看一个小丑：“别打了，王老板。你的那些‘朋友’，现在都在交代问题呢。”

听到这句话，王康年手里的电话“啪”地一声掉在了桌子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进了局子，王康年一开始还想抵赖。他那一套巧舌如簧的本事又拿出来了，说什么是员工干的，自己不知情，是被冤枉的。

但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在那些并未销毁的假药样本面前，在那些愤怒的员工指证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

不仅是他，大康药房的那条黑色利益链被连根拔起。

那些平日里收了他好处，帮他开绿灯的85名干部，一个都没跑掉，全部被隔离审查。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无异于一场大地震。

审讯结果出来，全上海都炸了锅。

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王康年的罪行。大家虽然知道奸商坏，但没想到能坏到这个地步，简直是丧尽天良。

连上海弄堂里的老太太都在骂：“这种人，枪毙十分钟都不解恨！那是咱们娃娃的救命药啊！”

06

1953年2月28日。

这一天，上海的天空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生疼。

上海市人民法庭举行了公审大会。

王康年被押上了刑场。此时的他，再也没了往日西装革履的潇洒，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囚服，头发凌乱，眼神空洞。

当法官宣读他的罪状时，台下的群众愤怒高呼，要求严惩凶手。

王康年瘫软在地上，是被两个法警拖着走的。这时候的他，也许想起了自己在电台播音的日子，也许想起了第一次拿到志愿军货款时的狂喜，又或许，他想起了那些因为他而死去的年轻战士的脸。

但他后悔了吗？没人知道。也许他只是后悔自己做事不够严密，后悔自己怎么就没跑掉。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上海滩的上空。

王康年倒下了，那颗罪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时他年仅29岁。

这个想发大财的年轻人，最终得到了一颗属于他的子弹。

他那大康药房的招牌，早就被人砸了个稀烂。

而那些被他害死的志愿军战士，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受万人敬仰。

这人啊，总觉得自己能算计过天，算计过地。

可他忘了，这世上有些账，是一定会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