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焉知你我不在另一场大梦中：书评六则

文︱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美]彼得·戈登：《欧陆分野：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郝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的论战是二十世纪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个世纪以来被不断提到，不断讨论，乃至关于这件事，真实情况和层层意义往往被人云亦云遮蔽。无论在复原真相方面，还是在探究意义方面，这本书都堪称佳作。作者把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哲学思想放到当时一般思想背景甚至社会背景之中来予以考察，却不曾庸俗化地把哲学思想还原为时代思潮。人们现在普遍感到很多哲学学术研究颇为琐碎，这位作者把坚实的文本研究、历史背景的研究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显得更加可贵。

书写得译得都很好，不少艰涩的话题，读起来很流畅。达沃斯辩论的双方使用的是高度哲学化的语言，不熟悉这种语言的读者读来难免云里雾里。这本书对双方争点的重述让普通读者更容易了解论争的核心问题。作者依循海德格尔的被抛性-接受性vs卡西尔的自发性-主动性作为主线来梳理两位哲人的分歧。感受-感知更多与被抛性-接受性连在一起，知性-理性更多与主动性-自发性连在一起。所以也不妨说，海德格尔更注重人类生存的感性一面，而卡西尔则更注重理性一面。在当时的德国思想潮流背景下，张扬感性的一方占据优势。当然，这样陈列一组对照仍属皮相之谈。对海德格尔来说，要深究的是在被抛性里已经含有主动性的萌芽，对卡西尔来说——他把符号能力视作人的最根本的能力——则须得阐明这种主动运用符号的能力是怎样生长出来的。在我看来，卡西尔，乃至他所宗的大哲康德，始终都不曾强有力地阐明理性自主性的现实起源，从而也无力阻滞他们所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渐趋衰落。当然，我个人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要大得多，如上看法很可能只是偏见。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引人入胜。这本书的主体是康熙与西洋传教士交往的故事。那个时候，在华的传教士加起来不过百多人，住在皇城的只有寥寥几个。他们带来的影响可不是按照人口比例来算的——他们背后是正在崛起的西欧。他们为传播天主教而来，但康熙在意的则是他们带来的天文、几何、代数、西洋音乐、绘画的法式、大炮、玻璃和其他建造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华夏菁英士人原一无所知。康熙热衷学习这些西洋知识，既由于他本人雅好新知，也因为他感到这些新知识重要。从传教士方面说，他们与康熙个人的亲近关系保护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们也很为清廷出力，清朝在东北边疆抗击俄国的侵扰，康熙派出外交使团去谈判，其中的两位传教士主导了多场谈判，最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依近代外交方式签订的国际条约，也是中国后面两百年里签订的唯一一份“平等条约”。

作者很敬佩康熙，走笔所至，对康熙的开放、包容、明智赞许有加。在集权体制下，皇帝的个人性情影响至大。在康熙朝，“内地的百姓和主流文人都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不像在此后一些时期，国人似乎更多表现得僵固、狭窄、仇外。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很难用统一的“民族性”来概括，要说，我相信中国文化总体上相当开放与包容，尤其与极端宗教控的国族相比。

这本书化自作者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宗旨是弘扬微观史学，批评凡事皆归为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大观念引领的历史写作。本书第七章讲述了后来雍正禁止基督教传教的前因后果，主旨也在表明禁教来自一些具体的原因，并非泛泛源于中西文化冲突。作者对相关史料烂熟于心，不过，写历史要写得出彩，这还远远不够，在我看来，这本书更突出的长处在于对人情世故和政治运作有切实的理解。

[美]马克·P.詹金斯：《伯纳德·威廉斯导论》，吴芸菲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伯纳德·威廉斯是一位极重要的哲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但威廉斯不易读懂。在简短的前言里，译者吴芸菲提到不好读懂的几点缘故，在我看来，单这个话题就有很多可说。不管怎样，对想接近威廉斯哲学的读者来说，詹金斯的这本《伯纳德·威廉斯导论》将提供很大帮助。例如，威廉斯提出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之分，此后，这个话题成为伦理学的一个核心话题。但只读威廉斯最初的那篇论文，读者很可能被绕到其中，看不清争点所在。要更好地把握威廉斯的想法，最好参照科斯嘉德、麦克道尔、斯坎伦等几位当代重量级哲学家对这篇论文的评论和质疑，以及威廉斯的进一步回应。但那几位的文章也写得挺绕的。现在，詹金斯清楚地梳理出来这场重要讨论的主要线索。

詹金斯当然极力突出威廉斯做出的强有力的贡献，但他也清清楚楚写出他认为哪些环节仍然薄弱，或者威廉斯的一些重要结论引发了哪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疑难。詹金斯本人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未竟的疑难。我相信他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力量来做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指出这些问题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了。

这本书翻译得很好，译者熟稔威廉斯哲学，对翻译这件事又很认真，译笔讲究。

[美]麦克斯·班尼特：《智能简史》，林桥津译，中译出版社｜知量，2025年2月

大概跟人工智能大火相联，这几年有不少综述智能、心智之类的著作面世，其中，无论就知识、思想还是就写法来说，这一部在我读过的里面都是最好的。

为什么说到智能，我们总是想到动物，想不到植物？植物没有智能，因为它们待在原地靠光合作用来生产能量，动物则不同，它们靠糖来产生能量，糖只由生命产生，所以动物需要去捕杀其他生物。这种更复杂的活动让它们拥有了神经元。从拥有神经元到演化出大脑，并不只是从量变到质变；惟两侧对称的动物才有大脑。为什么两侧对称的动物需要一个大脑？大脑后来生长出新皮质，新皮质相应于动物的哪些新活动模式？到我们人类这里，又出现了语言。然而，“语言并不像眼睛那样直接对个体有益”，那么，怎么会发展出语言呢？

作者班尼特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他讲述生物智能的演进，时不时拿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对照。书里有不少例子表明神经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科学家互相启发互相借鉴。当然，我们在每个例子那里都可以看到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大不相同。

[加]安东尼奥·扎德拉、[美]罗伯特·斯蒂克戈尔德：《我们为什么会做梦：让梦不再神秘的新科学》，向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4年9月

释梦是人类最古老的阐释学实践，今天仍然让人着迷。人为什么会做梦？这个问题一方面像人为什么要睡觉一样有副科学问题的面孔，另一方面近乎算卦占卜这样的灵智学。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释梦学说非弗洛伊德莫属，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的文学写作，今天读来仍然饶多意趣，但它跟科学只剩下不多的联系。这几十年，脑科学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虽然离形成一门完整科学还路远迢迢——科学释梦理论也随之不断出新。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尝试。这个被称作NEXTUP（Network Exploration to Understanding Possibilities）的理论大意如下。我们的大脑随时要把不同的信息联系到一起，只不过，人们白天忙忙碌碌，大脑只来得及处理那些有强关联的信息，入睡以后，感官关闭了，大脑也不再忙着去做这个那个决定，可以比较从容地翻出记忆来，检视它们之间的那些较弱的关联。简言之，脑在做梦时把这类记忆组合成一个梦叙事。这些关联在白天被忽略了，却可能意义重大——毕竟，不紧急不等于不重要。

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梦研究实证材料来支持这个假说。另一方面，也尝试用这个假说来解释梦的一些特点：梦境怪异，我们自己常常会强烈感到某些梦很重要，在快速眼动时段身体处于瘫痪状态等等。

我觉得NEXTUP是个挺有启发的假说。当然，它还很不成熟，谈不上让人信服。但即使你对这个假说不感兴趣，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它介绍了很多有意思的梦境，为从前的，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梦科学和梦理论做了一份概述，涉及很多我们会好奇的问题：男人和女人的梦境有什么不同吗？先天失明者会做梦吗？梦有预兆功能吗？我们有办法判定猫狗会做梦吗？当真有清醒梦——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吗？最后，哦哦，还有那个从庄生梦蝶就一直困扰思想者的问题：你我自以为醒着，可焉知你我不在另一场大梦之中？

[德]汉诺·绍尔：《善与恶的发明：一部人类道德简史》，续文、王蕾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

上帝死了以后，思想界面临一项重大任务：解释道德是怎样出现的，或者，利他是怎么出现的——后者让论题变得更加明确，可以不去管高僧大德闭关修行这类事情。这本书以综论的形式来尝试这项任务，所谓综论者，说的是各个章节的基本思想前人都曾有所阐发过。但综论自有综论的价值——把各种想法纳入一幅清楚合理的画面是一项大本事。

尝试这一任务的论著汗牛充栋，而作者写这本书，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此前的理论不让人满意。例如，威廉·D. 汉密尔顿的内含适应性理论（亲缘选择理论）不能解释非亲缘利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以牙还牙理论可以覆盖所有互惠型利他，但这要求当事人往复交道，而在现实中人们再次相遇的概率通常不大。作者接续的是互惠理论。当事人再次相遇的概率不大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识别社会信号的能力：在实际交往之前识别出秉性友善宜于合作的人。作为长期演化结果的我们的确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我们也发展出伪装友善的能力，以及进一步识破伪装的能力。最佳的信号是所费不赀的信号，如慷慨。人们通过合作尝试，或者通过慷慨这一类信号，识别出友善者，倾向于与这样的人结伙合作。即使在这样的群体里，仍难免出现霸道者，要抑制霸道者，惩罚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惩罚不是我们习知的当局惩罚草民，而是弱势者联合起来杀死霸道者。如此行事的群体会在选择过程中胜出，其最终结果是：我们成为“最友善者的后代”。

以上是这本书前四分之一的概述，在我看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此后，作者讨论了不平等的起源、普遍主义道德观的起源等等，虽亦可读，比较弱。道德演化史通论普遍如此——越往后，伦理生活的演变越加与实际历史交缠，不大能在演化论框架中得到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