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会见库尔班，握住他的手，亲切说：谢谢你这么远能来看我！

1975年，时间定格在这一刻。

92岁的库尔班·吐鲁木，如同沙漠里的一株老胡杨，生命即将枯竭。

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把儿女们喊到了跟前，没有交代存款，也没提牲口，只死死盯着屋角那个旧木箱。

家里啥都能分，唯独这口箱子里的东西，那是禁区。

箱底压着的，是一卷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条绒布。

这卷布从北京寄来已经17个年头了。

这17年里，老汉把它当眼珠子护着，别说做衣服，连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

他那话怎么说来着：“这布，比我的老命还值钱。”

大伙儿都以为这不过是个老农对领袖的一片痴心。

这话不假，但还没说到根子上。

这卷布里头，裹着的是一笔算了半个世纪的“人生账”。

这笔账要是不盘清楚，你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七十五岁的老爷子，非要骑着毛驴往北京跑；更搞不明白中南海里的那次握手，怎么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

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清光绪九年（1883年）。

那一年，库尔班生在了新疆和田的一堆穷土窝里。

那时候的南疆，社会阶层板结得像块铁板。

水、土、房，甚至你这条命，都在巴依（地主）的手心里攥着。

库尔班的前半辈子，这本账全是红字。

打小起，自由这两个字跟他就不沾边。

他是地里的“附属品”，地主卖地的时候，就像搭售农具一样，把他连同另外几十户佃农一块儿打包转手了。

住哪儿？

羊圈。

吃啥？

干活累得半死，赏你块硬馕，灌碗凉水。

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他硬是熬了六十多年。

照常理，人被欺负到这份上，心早就死了。

可库尔班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辈子，地没一垄，房没一间，连脑袋上的这颗头颅都不属于自己。

这一页，直到1949年才翻过去。

新疆和平解放，“土地改革”这四个字飘进了和田。

对库尔班这个一辈子没迈出过沙漠的老汉来说，这听着简直像天方夜谭。

直到干部们真拿着尺子进了地里，把那个红彤彤的本子塞进他那是老茧的手里。

两亩地，一间土房，外加一头毛驴。

这笔账，一夜之间平了。

搁现在看，这点家当寒酸得很。

可对库尔班来说，这是破天荒头一遭拥有了“资产”，更是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个“人”。

那头毛驴，被他宠上了天。

他逢人就讲：“这哪是牲口，这是我的腿！”

白天在地里，哪怕是一棵杂草他也得拔干净；晚上点着那一豆油灯，还在修补农具。

邻居们都嘀咕，这老头怕是疯了，干活不要命。

他哪是疯，他是在还债。

他觉得自己欠了共产党、欠了毛主席一份还不清的人情债——那是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洗干净让他做人的恩情。

这份情太沉，光靠地里多收几斤麦子，这账平不了。

1956年，他当上了县里的劳模。

表彰大会上，县长一高兴，拍着他肩膀来了句场面话：“老库啊，好好干，过两年咱们送你去北京！”

这话县长也许说完就抛脑后了，可库尔班听进去了，还是死心塌地那种。

他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下，哐哐磕了三个响头，把县长惊得差点跳起来。

打那天起，他就琢磨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简直是“发癫”的计划：骑毛驴，上北京。

从和田到北京，三千多公里路，那是地图上的直线，脚下可是大漠、戈壁和翻不完的山。

骑驴要走多久？

搞不好一年，搞不好骨头都得扔半道上。

周围没谁拦着他，估摸着都觉得这倔老头也就是过过嘴瘾。

谁承想，他玩真的。

头一年，他溜达出去一百多公里。

大漠里没水，干粮嚼完了，最后让路人硬劝了回来。

第二年，他摸到了策勒县。

这回毛驴扛不住趴窝了，好心人又把他给架回了家。

每回被人拦在路口，他都跟人掰扯：“我去见主席，这是去还愿。”

你可能会纳闷：非得骑驴吗？

坐个车不行？

这里头有两个死理。

头一个，这驴是分地时候得来的“宝贝”，带着它去，这份心意才够分量。

再一个，按他那朴素的想法，见恩人，必须得靠自己这两条腿量过去，那才叫心诚。

虽说这两次都没成，但“库尔班大叔骑驴上北京”这事儿，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

这事儿本身就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民意——一个边疆老农，为了看一眼领袖，那是豁出命去的。

1958年，机会终于撞上了门。

那年开春，和田专区组了个团，要去北京参观农具展览。

库尔班的名字，赫然写在第一批名单里。

这里头其实领导们心里也打鼓。

老爷子七十五了，这么远的路，万一有个好歹咋整？

村干部一开始直摇头：“太远，太折腾，这责任谁担得起？”

库尔班就撂下一句话：“我自己走了三回都没成，这回要是让我去，我保证死不了。”

听着像赌气，其实这是立军令状。

火车轰隆隆往东跑。

库尔班怀里揣着两样宝贝：两袋自家晒的杏干，还有一块自己织的土布。

这两样东西，他在火车上攥了两天两夜。

别人打盹，他瞪着眼，生怕东西飞了。

在他看来，这哪是礼物，这是他全部的家底，是用来把那笔“良心账”勾销的凭证。

1958年6月28日，中南海丰泽园。

这一天的镜头，后来在电影里演了无数遍，可真实的场景其实快得很。

过了晌午12点，毛主席穿着那身标志性的灰中山装出来了。

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嗓子“主席来了”，库尔班站在第三排。

个头不高，视线被挡得严严实实，可手里那包干果和土布，被他攥出了水。

主席顺着队伍走，猛地停住了脚。

他径直走到库尔班跟前，伸出了手。

很明显，工作人员早就把这老人的故事跟主席透过底。

主席握住他的手，说了那句后来大伙儿耳熟能详的话：“新疆的老百姓多好啊，这么大老远还要骑毛驴来看我。

谢谢你！”

那一瞬间，库尔班的脑子彻底短路了。

他先是像根木头桩子一样戳在那儿，紧接着哆哆嗦嗦伸出手，死命握住主席的手。

嘴皮子动了好几下，嗓子眼像是被棉花堵住了，一个字也蹦不出来。

最后，他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那包捂得热乎乎的杏干和土布，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低声嘟囔：“也没啥好东西，给您尝尝我们和田的味儿。”

主席乐了，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沧桑的老人，笑着说：“还说没好东西？

这可是无价宝。”

转过头，主席就嘱咐身边人：“记一下，回头我也得回赠点布料给他。”

那天晚上，库尔班眼皮子都没合一下。

他找了个识字的同屋，把主席白天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复述下来。

他怕自己岁数大忘性大，睡一觉醒来全就饭吃了，非逼着人家连写了三遍。

但在库尔班心里，这不光是脸上有光，这是他人生账本上的“完结章”。

回和田那天，脚刚沾地，库尔班扑通一声跪在了车站。

邻居问咋了，他抹着泪说：“这辈子，值了。”

十天后，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

拆开一看，一封信，还有十米长的条绒布。

信里说：“主席听说你没穿过条绒布，特意送你做件新衣裳。”

按说有了这么好的料子，做件新衣裳穿出去显摆显摆多好。

可库尔班偏不。

他把布叠得整整齐齐，锁进了那个旧木箱子。

为啥不穿？

因为在他心里，这卷布已经“成仙”了。

它不是布料，它是那个“还愿”闭环里的最后一块拼图。

要是穿在身上，磨破了、穿旧了，那个神圣的劲儿好像就散了。

只有锁在箱子里，那种“被人当人看、被人尊重”的感觉才能永远保鲜。

后来，“骑驴上北京”的故事越传越神。

电影也跟着上映了。

在戏里，库尔班真骑着毛驴在风雪里硬扛，推开沙尘，迷了路又折回来。

库尔班自己倒是实在，听人这么夸他，他总得纠正：“我哪骑到了？

毛驴半道就不行了。

是国家把我拉去的，我自己这两条腿走不到。”

但老百姓谁在乎这个细节啊。

大伙儿愿意信他骑到了，因为那个“骑毛驴”的形象，太符合人们对“翻身农奴”的那个想象了——有点笨拙，一根筋，但是心是真的热。

一晃眼，到了21世纪。

这根线并没因为库尔班走了就断了。

库尔班的曾外孙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后来穿上了军装，成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的女兵。

记者问她，咋从塔克拉玛干的大漠跑到了大海上，她的回答，简直跟曾祖父当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她说：“库尔班大叔教过我们，祖国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回头再看1958年的那场见面，其实是两股劲儿拧在了一起。

一股是国家的力量，把一个像草芥一样的农奴托举成了人；另一股是民间的力量，用最原始、最土的办法，去回馈这份恩情。

库尔班·吐鲁木也许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认准了一个死理儿：

谁把他当人看，他就把心掏给谁。

这笔账，他算了一辈子，也守了一辈子。

信息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1日，第1版，通讯《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