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遗产牛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40年研究扛鼎之作，一部具有理论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展演史

书名: 文明的遗产

定价: 98.00

作者: 哈维·怀特豪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6-01-03

页码: 400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82004

1.著名人类学家40年心血写就，一部具有理论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展演史。这是一部被《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等全球知名学者荐的重磅社科作品。用综合性研究系统阐述人类文化天性，提供了“反常识”的思考视角，打破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化的藩篱。以此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这既是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锻造。

2.读懂社会现象，重构认知工具。从农业革命到多民族帝国的兴衰，从传统仪式到现代广告对消费者的情绪操控，用多重视角重写人类故事，举重若轻地重述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底层逻辑。读这本书你会恍然大悟——建起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正是当下撕裂与危机的根源，那些被视为“现代病” 的问题，早已埋藏在文明的源头。
3.打破僵局，危机应对的破解之道。三大文明天性既左右个体选择也决定社会走向，面对危机作者提出的解法，不是压抑和对抗人性，而是善用这份遗产重构合作。无论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还是对于宏观的公共议题，都能从中找到破局思路。

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 一份独特的遗产——一系列源自进化的固有倾向和文化工具，它塑造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在人类繁衍生息的无数世代中，这份文明的遗产曾驱使我们 不断攀上高峰，为历史上一次次重大变革推波助澜： 它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发明、有组织的信仰的形成，以 及庞大帝国的扩张。然而，这样的文明天性却在今天令我们陷入困境，使现代社会向着深渊迅速滑落。要理解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成败兴衰，就不得不正视这一文明天性的源头。
在这本书中，著名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从崭新的角度审视了人类发展的历程和人类文明的根本特性，并将其总结为“从众性、宗教性、部落性”三种主要倾向，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数千年文化进化的锻造。人类热衷于模仿、群体仪式和习俗，普遍形成并传播关于神明、灵魂和祖先的观念，对所属群体的狂热忠诚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天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推动传统的传承、促进社会体系复杂化等，但也带来了诸如暴力、不平等和群体间冲突等问题。
由古及今，怀特豪斯带着我们深入现代社会的大规模从众事件、广泛存在的信仰和大型“部落”，用人类学家敏锐的视角剖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政治极化、环境破坏等种种危机的本质——当我们对文明遗产的不当使用导致现代社会难以驾驭人类源自进化的天性时，这个世界正逐渐失控。通过揭示人性如何塑造集体历史，我们将重新思考“我们是谁”，以及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紧迫局面。

中文版荐序 从仪式出发理解文明 V
中文版序 XI
导论　人类的非自然史 XIII
人类天性和非自然史 XVI
一门全新的社会科学 XXI
三大思维倾向 XXVI

一部分 人类天性的进化

一章　模仿文化 003
仪式动物 007
无处不在的仪式思维 010
过度模仿的起源 014
从众机制 018

第二章　原生宗教 029
传教士、灵魂与祖先 031
原生宗教 036
原生宗教的直觉基础 040
引人注目的反直觉现象及其社会影响 048
神灵主宰一切 053
宗教与道德 056

第三章　社会黏合剂 065
自我牺牲行为的进化 069
仪式考验与共同苦难 072
共享本质与身份融合 076
身份融合的来源 080
为群体战斗、为群体牺牲 091

第二部分 人类天性的扩展

第四章　从众性是如何被强化的 101
仪式、惯例和初的大型群体 107
常规化的出现 116
常规化和社会复杂性的提升 122
农耕与前瞻性 127

第五章　宗教性与超自然威的兴起 135
为何要祭拜祖先 ? 140
王权神授 145
人祭的兴起 153
人祭的消亡 159
宗教道德化 166

第六章　部落性和战争的演变 175
战争和部落性的演变 178
两种形式的群体联结 184
扩展融合和战争 191
神圣价值观和帝国主义的崛起 195

第三部分 重塑人类天性

第七章　从众性与气候危机 207
资本主义的非自然性 212
经济生活中隐藏的仪式 219
从众性与资本主义 224
仪式和未来意识的重生 230

第八章　被营销策略利用的宗教性 243
万物有灵论与广告 247
道德偏见和新闻 256
道德传染和社交媒体 262

第九章　当今的部落性 271
融合、媒体和暴力端主义 276
相互确保摧毁时代的部落性 285
回到部落 292

后记　超级部落的崛起 305
常规的革新 307
世界宗教再思考 312
全球部落 317

致　谢 327
注　释 331
哈维·怀特豪斯，著，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主任，Seshat全球历史数据库创始人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人类学、神经科学、历史学、心理学，通过多学科视角，研究人类社会的团结和崩溃、兴起与衰落。怀特豪斯是“宗教认知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这种研究方法具影响力。他的“宗教狂热模式”理论一直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认知科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广泛讨论的主题。怀特豪斯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不同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并担任BBC纪录片《非凡仪式》的首席顾问。
导论：人类的非自然史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早已习惯人们把我看作是怪人、子、或奇怪的子。

我曾经在太平洋的一个热带岛屿上生活过两年。那是我一次做田野调查，跟着当地人来到墓地中的寺庙，观察他们在那里为祖先献上祭品。当时，我还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打算花两年的时间在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土著部落做研究。这个部落位于雨林深处，没有电和自来水，没有人记录过他们的语言，甚至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可以说是当地现有研究少的土著文化之一。在那里，我认真地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对人们进行访谈，并把一切都记录在册。

寺庙看起来和村里其他房子没什么区别，都是用斧头和砍刀在周围森林里收集来的建筑材料，都是茅草屋顶；但是，它却承担了非常特别的宗教功能。作为一名认真好学的好学生，我认为有要从各个角度都了解一下这个供奉祖先的想法。祖先能够穿过坚固的物体，比如寺庙的竹编墙吗？他们真的会吃下供奉给他们的食物吗？他们会对人们准备的祭品感到满意吗？

每多听到一个问题，我当地的朋友们似乎就变得愈加困惑一点。田野调查刚开始的几个月里，他们就渐渐习惯了我总会提出一连串天真的问题。总体来说，他们非常宽容，似乎有无限的耐心帮助我解开种种误解。然而，这次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显得格外荒谬。他们回答说，“祖先当然可以穿过墙壁！”“祖先当然没有真的吃下食物，这太离谱了！”“祖先当然会对祭品感到满意，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献上这些呢？”

相比于其他问题的答案，我对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更感兴趣。“哇！”我脱口而出，“所以说，祖先没有肉体，却有思想？”我的“报道人”（informant）惊讶地朝我眨了眨眼睛，说道，祖先当然有思想。不过，他们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的话可能是，邀请我这个白痴参加他们为神圣的仪式真是个错误。

接受人类学训练的过程中，我常被鼓励抛开自认为了解的一切，尽可能不受自身文化背景影响、不带任何偏见和预设（如民族中心主义），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田野调查。但事实上，当我向当地人询问有关祖先的事情时，我心里清楚答案会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说得没错，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而且，对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在地球上几乎有的人类社会中询问关于死者的问题，人们都会作出相似的回答。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灵魂虽然没有实体，却有思想，能够表达情感、能够记忆、还能够理解我们人类所谈论的内容。其实，这与“灵肉可分离，灵魂永生”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英国人认为乡间小院里有鬼魂，非裔巴西人认为灵魂可以附体，而中国人信仰祖先，这些想法都与此类似。

这些观念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它们源于人类天性（human nature），仅仅只是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不时更新了表现形式。而这些自然产生的信念是人类显著的特征之一。通过观察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行为，我们发现这些与人类相似的灵长类动物，并不认为需要向死者的灵魂供奉食物、安抚它们、或向其寻求帮助。然而，这些观念在人类社会中像野火一样蔓延。尽管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基本构成却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

换言之，人类代代相传的东西，比如文化传统，虽然有着十分多样的表现形式，但都根植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生物直觉，共同构成了人类的集体遗产，历经无数祖先留存至今。本书的主题正是聚焦于这一人类遗产以及挥霍它们带来的危机。同时，本书还聚焦于讨论，我们人类未来应该如何更明智地对我们的遗产进行投资。

人类天性和非自然史

人类存在三种自然倾向（natural bias），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一种倾向是从众性（conformism）。人类热衷于模仿他人，并吸纳所属群体的仪式和其他习俗，比如，当周围人会在特定的地方供奉食物时，我们也会照做。第二种是宗教性（religiosity）。人类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传播关于神明、灵魂和祖先的观念。第三种是部落性（tribalism）。无论是热衷于大摆宴席，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征战沙场，人类总是狂热地忠于所属的群体。这三种倾向对于理解世界历史为何以及如何展开至关重要。

不过，尽管我也认为这些观念有一定的自然基础，但本书并非一部粗暴地将人类行为归结为基因决定的简化主义进化心理学作品。本书要探讨的是，经过数千年的文化进化，我们的自然倾向是如何被利用并扩展的，这使得我们能够克服自然的局限，从而在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中实现合作。文化进化也强化并扩展了人类的自然倾向和感受性。生物和文化这两种进化过程共同作用，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积累，并创造了现代世界。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利用人类天性并克服其局限性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看似多元的表现形式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的相似性。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不妨把人类居住的世界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花园。花园里奇花异草种类繁多，恰似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其中，许多野草灌木肆意生长，它们就像那些根植于人类天性中对从众、信仰和归属的自然倾向所产生的文化习俗。尽管人们出于科学、宗教正统或其他威来源的考量，极力想要铲除或至少控制这些野草，但它们仍然无处不在地生长着。

尽管如此，花园中也有一些植物是精心种植的，这些树上结着奇异的果实，通过选择性育种，它们原本用来抵御捕食者的尖刺防御已被“驯化”。这正是人类的天性和感受性得以利用和延续（或者说，被培育）的方式，由此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系。这些树木代表了世界历上早的国家形态和宗教组织，自此专制统治者登上历史舞台，为了取悦和安抚神灵，他们常会杀害普通人。尽管某些品种的果树早已被砍伐，但它们曾广泛分布于花园内的许多区域。而且，由于遗留的树桩仍然散落在各处，数千年后，它们也依旧是花园中根深蒂固的存在。

后，整个花园里整齐地排列着克隆树。这些树是数千年培育的产物，代表着度非自然的社会系统，而它们构成了人类当下的生活。其中一些克隆树的周围生长着野生植被、各种被“驯化”的蔬菜和水果，就像在世界许多地方，民间宗教和祖先崇拜可以和监管严格的教义宗教共存并蓬勃发展。但在花园的某些地方，野生植被荡然无存，只剩下整齐划一的针叶树林。正如高度世俗化的治理和教育体系挤占了大多数原生宗教的空间。花园里的生命和地球上的陆地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变化，因为种子会随风飘散，而园丁也会不断采用新的园艺策略。

现在，想象一下将这个花园的布局转化为世界各地文化体系随着其形成和传播而形成的地理分布图。中东、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和中国青海省类似于花园中的某些区域，那里的各类生活方式按照我前面描述的顺序蓬勃发展：首先是源自于人类自然直觉的相对未驯化的信仰和习惯，其次是早的复杂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后则是现代世界高度文明的形式。而在其他地区，包括北美和南美，某些文化特征是舶来品，比如，由欧洲殖民主义引入的文化习俗。不过，即使是在早生长出多种类型植被的区域，早期生长的野生植被也留存至今，与各种人工培育的植被共同生长。比如，在东亚大部分地区，祖先崇拜仍然广泛存在，并且仍然会将某些领导人描述为某种程度上的神化人物（如泰国国王或教皇）。一旦这些古老的宗教组织形式模型确立起来，它们就几乎不会从其文化体系中完全消失。它们可能会暂时淡出历史舞台，但又会随着革命、改革、叛乱和其他看似循环往复的动荡重新出现。

理解人性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是不称职的园丁，忽视了园艺学家过去积累的知识，那么，我们终可能会破坏导致土壤，造成食物短缺（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人类生存的关键不仅在于种下更多我们需要的种子，还在于认识到花园的自然局限性，并选择与这些局限性共存，而不是与之对抗。

如果这种方法听起来毫无争议，那么在学术界，情况却远非如此。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基本信条是，人们在研究社会和文化体系时，可以且应该忽视人类的天性。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奇怪的立场。除非受到某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今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认可，人类的大脑和其他生物特征都是在自然选择下进化而来的。但是，在研究文化认知和行为的创造和传播时，许多社会科学家更愿意假设人类像是一块白板。这一假设忽略或摒弃了许多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更令人困惑的是，人们经常把粗糙社会生物学与右翼主张相关联，同时，把白板假设与更左倾或自由主义主张相关联；但实际上要把这种对应关系调换一下似乎也很容易。

然而，为什么人们要把关于人类天性的讨论都拱手让给那些保守、天真的评论员呢？又是为什么，有人会去坚持一套否认或边缘化人类天性在文化和历史中作用的教条呢？正如本书将表明，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自然与文化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关。在后续章节中，我将展示文化是如何以多种方式受到自然形成观念的影响和限制。而人类天生的洞察力源于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例如，有灵长类动物在生命早期就会对物质的固态属性产生直觉，即所谓的“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然而，只有人类才会迈出富有想象力的下一步，假设出违背他们对物理世界的直觉预期的存在，包括女巫、鬼魂、祖先和其他能够穿过固体墙壁和凌空漂浮的生物。

人类的自然直觉会通过奇特且意想不到的方式融入社会体系。例如，我们在各种文化中都能观察到，人们在直觉上认为超自然生物与社会主导权之间有所关联。我和同事们通过实验表明，当婴儿看到能够像幽灵或飞天女巫一样飘浮的存在时，他们会期待它能够战胜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对手。更直白地说，人类本能地敬仰超自然存在。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超级英雄的故事（如圣诞老人和超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中如此频繁地尊崇着神奇生物及其尘世化身。人类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基于这些观念，塑造出越来越精细的超自然愿景，将其描绘为难以捉摸的超凡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观念与人类的自然直觉相去甚远，以至于需要大量的学习和专业知识才能代代相传，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到佛教的四谛皆是如此。

正因如此，我认为本书的主题与其说是“自然史”，不如说是“非自然史”。不可否认的是，自然选择下人类心理的进化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造就了今天的人类。但现代世界也是文化进化的产物，顺利传播的创新观念得以保留，而其他则被淘汰。人类天性影响并限制了人类的非自然历史，却无法完全控制它。如果想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花园是如何变得庞大和复杂，需要对人类的自然直觉以及刻意培育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都有所了解。这并不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是理解自然与文化的影响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人类。

三十多年前，当我次开始提出这一论点时，这还是个容易受到抨击的危险观点。那时，人类学家被认为应该在一个与科学隔绝的密闭空间里研究文化。试图解释文化是如何被人类进化后的心理所影响和限制的，就会被斥为“还原论”或“科学主义”，仿佛还原论分析和科学方法是种罪恶。作为一名学生，如果胆敢提出不同观点，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斥责：“这不是人类学”。如果仅仅从对学科现状的观察来看，这确实是事实。但同时也是一种被学术共同体排斥在外的隐晦威胁，排除在外。尤其是对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来说，这无异于让你在职业终结和职业流放之间作出抉择。

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还另有一条出路。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回来时，我已经掌握了在不然采纳当地信仰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安全地融入一个社区的技巧。就像我在雨林里与朋友们相处时学到的那样，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可以在大学里也成为一名参与式观察者，静静地观察同行们的行事方式，并采取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方式来思考人类行为。

一门全新的社会科学

从根本上讲，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弥合学术界的隔阂。社会科学家群体与其他人类群体一样，都有很强的部落性。在我三十出头、渐渐在大学讲师的职位上站稳脚跟时，我已经习惯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等各自佩戴的微妙不同的徽章，这些徽章表明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部落”，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属“部落”的忠诚度。每年考试季，我都要把学生的考试成绩送往学校的各个院系。在各个院系的办公室里，有时我会遇到像嬉皮士一样的同事（大多是社会学家）、有时会遇到穿着细条纹西装和裙子的人（律师）、有时会遇到身上到处都是穿孔的学者（民族音乐学家），还有些时候会遇到穿着宽松灯芯绒衣服且手肘处有皮革补丁的人（历史学家）。他们不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部落”，而且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政，除了他们都会在考试期间相互大声报出学生的分数。

我注意到的同事群体之间的差异，正是“信息孤岛”问题的明显征兆，各个专业群体倾向于像孤岛一样彼此独立。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人们穿着打扮不同，而是因为它阻碍了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的共享，而这些共享本可以惠及有相关研究者。例如，和实验心理学家交流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可以从人类学中得到启发，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于解决人类学问题。

比如，有一个在我职业生涯早期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努力解开的谜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田野调查的两年里，我经常看到人们把钱放进特殊的杯子，以求得到宽恕，洗脱罪恶。而这些人又会把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的大部分钱捐给慈善事业。我很好奇忏悔仪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如此慷慨的捐赠行为。在许多人类文化传统中（当然也包括天主教会），都存在着忏悔自身罪恶并寻求宽恕的仪式。这些忏悔仪式会让人们更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而增加贫困群体的生存机会吗？但是，仅仅通过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或采访人们为何为此行动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仅依靠观察是不够的。毕竟人们在忏悔自身罪恶之外，还会做很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合理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向慈善事业捐款。或许他们是为了讨好上帝；或许是出于对苦难者的同情；又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奉献精神。即使人们很乐意谈论自己的动机，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行动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做实验。

一获得研究经费，我就立刻开始招聘受过实验心理学训练的博士后来帮助我一起研究这些人类学问题。我用这一笔经费聘请了一位名叫瑞安·麦凯（RyanMcKay）的博士后（他后来一路晋升，成为伦敦大学的长聘教授）。在我们早的一项合作研究中，他招募了一批天主教徒作为研究对象，请他们回忆过去犯过的罪行和忏悔的过程，并为他们提供向教会捐款的机会。一半的参与者在被要求捐款前就考虑过要忏悔和寻求宽恕，但另一半参与者则在提到捐赠任务之后才想到要忏悔。

实验表明，考虑过要忏悔的人比没有考虑过的人要更慷慨。这个实验部分受到了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过的忏悔仪式的启发。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实验方法能够帮助解决人类学研究中为棘手的问题，即人们为何如此行动。同时，它也表明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将参与式观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控制实验法结合起来。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方法，即利用民族志研究观察到的现象来启发实验，以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在本书中，我将介绍一些我和同事们在不同群体中所进行的实验，比如巴西的足球迷、利比亚的革命叛乱分子、喀麦隆的农民、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日本的武术团体和瓦努阿图的酋长。有这些研究都横跨多个学术“孤岛”，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回答这些研究问题所需的方法。

在我开始运用实验法来解释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观察结果还有一个用途。它们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有意义的假设，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一假设，从而生成新的数据。但田野观察结果本身也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数据。只是利用这些数据解释问题，就需要使用某些比较分析方法。比如那些忏悔仪式。我们不能仅凭一个例子就说明仪式能够让信徒们变得乐善好施。但如果有大量的样本表明进行忏悔仪式的人比不忏悔的人更慷慨，就可以合理地支持我们的论点。这一见解启发了我的另一位博士后昆汀·阿特金森（QuentinAtkinson），他也是我的一批博士后，后来也成为奥克兰大学的长聘教授。阿特金森和我一起建立了一个关于人类仪式的大型数据库，数据来源于600多项来自数十种不同文化仪式的民族志观察结果，可以用于检验关于人类仪式的原因和影响的各种理论。这项工作成果深刻影响了我们后续对于仪式力量的研究方向。

不久之后，我又意识到民族志观察结果的用途同样适用于历史记载。编写历史书籍的传统方式是基于现存的文本或其他文物，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或生活特征。这种方式能够生动地展示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和它们在当时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定性观察结果一样，历史记载并不能科学地解释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我们需要更为定量的方法来作科学解释。我和同事们意识到，只要我们有足够多的例子说明不同地区的各种制度和发明分别在何时出现，我们就能够确定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基于因果逻辑（原因先于结果），我们可以开始构建一幅更加详尽的图景，揭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动人类社会各种变迁的因素。于是，我们进入了大数据和古代文明统计分析的世界。

量化历史和史前史，就像结合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一样，可能被视为有些离经叛道，违背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常规规范。即使是那些乐于在广泛领域内做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会认为把对过往特征的描述提炼为成千上万个小数据点有些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反感。和民族志学者一样，历史学家处理的是细节丰富的文本，这些文本处处都可以标上脚注。

这些文本很容易变成高度描述性的历史事件及其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然而，我和同事们开始尝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整理人类已知的过去。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组织、农业、技术、战争、宗教、仪式等特征的大规模清单。对于清单上的每一项，我们都尝试确定它是否普遍存在于那些在世界历史中延续了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中。在众多历史学家、古典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我们终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类历史信息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进行统计分析，从初的农业社会到现代世界大的国家和帝国，有哪些因素有助于推动社会体系日益复杂化。正如下文中将提到的，这一过程产生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随着这个项目的雄心壮志日益增长，它开始融合越来越多样的方法、学科和研究途径。本书的思想历经四十年才得以成型，在这期间，我与进化论理论家、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同时，也深入了解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志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世界。这也促使我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成立了认知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gnition and Culture at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ohe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这些年，我带队在亚洲、非洲、南美、澳大拉西亚以及我开展初研究的美拉尼西亚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深入参与了世界上重要的考古遗址、脑部扫描设备和儿童心理学实验室的工作，并被邀请进入世界上某些激烈的冲突和端主义团体内部。有这些经历中，我始终尝试在这些学科公认的陈旧体系中开拓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方法论：一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对我们人类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新的、基于科学的研究，促使我撰写了这本书。

三大思维倾向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介绍几千年来人类逐渐进化而来的思维倾向，它们是代代相传而来，而我们人类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独特世界也全靠它们的塑造。首先，我将探讨人类天性中基本也独特的特征：即使行为的目的不明确，我们也有模仿彼此的倾向。这种模仿的冲动使人类能够留存前人的发现，从而让文化传统和知识得以随着时间积累。我把人类天性的这一面称为“从众性”。

从众性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成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合作成就，也导致了我们人类犯下某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然而，无论好坏，在早的大规模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仪式化从众行为频率的急剧增加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共享的地域文化得以融合，全新的政治统一模式得以形成，也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远见。

不幸的是，随着政治极化和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主义的盛行，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凝聚力和前瞻性正在下降。然而，本书将证明，那些将我们引向毁灭之路的从众本能，也能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本书讨论的第二个主要倾向对人类历史同样重要，它就是宗教性。宗教并非如许多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类文化中可有可无的补充物；也不像许多宗教组织的信徒们所坚信的那样，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相反，我认为宗教是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副产品”。数千年来，宗教在建立新型领导模式、促进社会体系复杂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进程使人类经历了祖先崇拜、权力世袭体系、君权神授等阶段，并终催生了广泛传播于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道德化宗教阶段。

然而，随着宗教组织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新的宗教形式正在悄然兴起，且大多不为公众所察觉。广告业、社交媒体和大型新闻集团正以越来越有创意的方式利用人类天生的宗教直觉，例如利用品牌拟人化和行为矫正等技术手段。这样一来，少数精英群体不断地从人们的轻信中获利，且其获利规模远超历史上任何的宗教组织。更糟糕的是，代价往往由那些无力支付的人承担。然而，在此我要再次指出，我们有能力掌控全球资本主义所肆意利用的那些人类天性，并利用这些人类天性来实现我们都认同的结果，例如通过改革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机构。由于宗教直觉对于人类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消除这一人类天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管理和利用它，使其有益于人类的繁荣，同时控制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非理性且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后，我们将讨论第三种倾向：部落性。我将论证，尽管部落性导致了历史上一些残忍的行为，但它也促成了许多和平且具有创造性的合作模式。我也将在本书中探讨我们目前关于群体联结（group bonding）的心理根源及其对行为（无论是好是坏）影响的认识。基于这些心理学研究，我们将看到在历史进程中，我们的部落性是如何被利用并扩展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一课题上的一些发现令人不安。例如，事实证明，推动世界历史上文明兴起与传播的有力因素之一便是战争。

同时，这些曾经有益的部落冲动如今却对我们的物种构成了生存威胁。战争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胜利者带来利益，因为军事技术的破坏性已远超以往。然而，我也会提出，解决我们当今许多问题的办法可能不是减少部落性，而是更多地利用部落性。后续我将讨论如何通过一系列实操性方式，将目前有害的部落性本能转变为人类的集体优势。这一变化将不仅限于在地方社会、国家内部和国际外交层面实现，还将通过发展新型全球部落身份来实现。

简而言之，从理论上讲，这些使人堕落的人性特征也可以用于改革经济、保护地球资源、拓展合作能力和更有效地管理冲突，换言之，用于创建一个人类文明能够切实繁荣发展的新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每一部分都会在不同背景下，以相同的顺序探讨三种倾向——从众性、宗教性和部落性。通过三次围绕这些塑造了当今人类的三种倾向进行循环探讨，我们既能认识到人类某些行为特征的永恒性，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拥有规划新道路的潜力。

人类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毁灭地球，包括气候崩溃、饥荒、疾病和核灾难。人类能否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明智的、形成普遍共识的方式利用好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明智是指它们以科学为基础；共识则是指它们建立在共同的道德关切、集体利益和广泛协商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世界的未来可能会比现在能预见的情况更好。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传递的信息终是充满希望的。近期在人类天性、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演进方面取得的科学研究突破，能够应用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有紧迫的问题。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示危险，更重要的是，为和平合作与可持续繁荣描绘出实现路径。挑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而不是将其挥霍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