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私军又一次当街杀人，美国已被拖入“低烈度内战”

依旧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特朗普私军再次当街杀人，这标志着美国已经正式进入了“低烈度内战”状态。

1月24日早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37岁的重症监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在联邦人员执行移民执法行动现场中弹身亡，国土安全保障部称其“持枪接近并发生扭打”，执法方以正当防卫为由开枪。

现场公开与目击叙述则让事件变得更复杂。多家媒体对逐帧还原后指出，画面中出现多人压制，被压制者在倒地后遭喷雾与击打，随后短时间内响起密集枪声，关于他当时是否“持枪威胁”的关键细节仍存在重大争议。

更具政治爆炸性的是，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1月内第二起在联邦移民执法相关行动中造成的公民死亡。1月7日，37岁的蕾妮·古德在一次行动中被ICE人员枪杀，引发持续抗议与州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

当两起事件叠加，问题就不再只是某一次开枪是否“符合程序”，而是联邦权力如何在城市空间里运作，以及它如何把一座城市变成政治对抗的战场。

传统意义上的执法，目标是明确的违法行为，边界由法律程序和地方司法体系共同划定。政治战争则不同，它追求的是敌我划线，组织瓦解，叙事压制，以及对反对力量的长期消耗。明尼苏达事件之所以被许多人直觉地归入后者，是因为它呈现出几条正在成形的链条。

其一是执法军事化与责任去本地化。两起射杀事件发生后，明尼苏达州长与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公开指出，死者为美国公民且为合法持枪者，并要求停止联邦人员在州内的相关行动。

联邦层面则选择直接在总统社交媒体上展示武器细节，强调“随时可射击”的危险性，用政治语言回收事实解释权，把地方官员塑造成“纵容混乱”的对象。对外的叙事不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宣告谁站在秩序一边，谁站在敌人一边。

一旦联邦行动在叙事上被定义为“对抗城市叛乱”或“夺回秩序”，地方调查权限、地方警务协作、地方民意约束都会被边缘化，冲突会越来越像占领与反占领，而不像执法协作。

其二是把政治反对者安全化。白宫曾发布文件，宣称将“Antifa”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并在后续政策论述中，把反对ICE行动、批评联邦执法的动员描绘为有组织的政治暴力威胁。

当一种社会抗议被制度化地贴上“恐怖主义”或“有组织政治暴力”的标签，执法对象就会从具体违法者扩展到所谓的协助者、训练者、资助者、宣传者。

这会天然导向更强的情报化，更宽的牵连面，更低的容错空间，也更容易出现把普通市民卷入冲突的悲剧。街头只是入口，真正的终点是社会结构被重新分类，政治立场被重新编码，任何“不配合”都可能被解释为“敌对行为”。

其三是资金与信息战。政治战争的关键不在抓了多少人，而在能否掐断资源，能否瓦解组织，能否压制叙事。针对资金网络的威慑式点名，以及把媒体标成“人民公敌”，都意味着战场已经从边境线、街区巷道，扩展到基金会、NGO、律师网络、校园组织、媒体机构与社交平台。

明尼苏达事件中，联邦叙事选择在第一时间强调“枪”“弹匣”“随时可射击”，并由总统社交媒体直接下场定性，等于绕开传统发布会与独立调查的节奏，把案件变成一次即时的政治传播战。

事实不再先进入调查与司法流程，而是先进入阵营媒体与社交平台的战时宣传流程。在那套流程里，真相并非无足轻重，但真相的出场顺序会被彻底颠倒，真相也会被拆成可用的碎片，成为情绪动员的燃料。

可以做几个基于已发生事实的推演，不需要夸张，也不需要阴谋论。

更多“联邦直插城市”的行动会以移民为入口，但终点会是地方政治结构。当联邦执法与地方政府公开对立，行动会天然具有选举与党争的外溢效应。明尼苏达地方官员要求停止行动，联邦则公开反击，这种互动本身已经把执法升级成权力竞赛。

在这种结构下，执法成效不再只用抓捕数字衡量，还会用是否压住地方政府，是否压住街头抗议，是否打穿庇护城市的治理自主性衡量。抓捕只是手段，服从才是结果，恐惧才是秩序的替代品。

冲突的主战场会从街头转向证据链与解释权。明尼阿波利斯两起事件都有公开成为关键证据来源。联邦说法与观感之间存在落差时，社会信任会被进一步撕裂，街头抗议会频繁出现，联邦则会更依赖强硬姿态维持权威。

当每一次冲突都变成“裁判”，平台审核、记者取证、剪辑传播就会被各方当作战争资产，媒体也就更容易被政治力量直接锁定为打击对象。信息空间将越来越像战场，证据不是为了还原事实，而是为了赢得阵地。

安全化语言会挤压法治语言。把反对力量描述为恐怖主义或有组织政治暴力是一种典型的安全化，它会把本应由司法解决的分歧转移到国家安全叙事中。

一旦安全化语言占上风，程序正义会被描绘成拖累，地方自治会被描绘成掩护，媒体质询会被描绘成通敌。政治战争就会越来越像一场对制度自我纠错能力的围攻。

国家仍然有法律，但法律开始像战时口号一样被调用，像工具箱一样被抽取，像武器一样被挥舞。

最危险的后果不是一次开枪，而是每一次开枪都能被阵营化地合理化。明尼阿波利斯的两起死亡都发生在上午九点左右的日常城市空间里，死者都是普通公民。当这种事件被包装成“与叛乱对抗”“与敌对城市对抗”，社会会慢慢习惯把非常手段当成常规治理工具。

政治战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天天流血，它只要让公众逐渐接受“流血是必要成本”。当死亡不再令人震惊，而只是“立场正确的代价”，国家就已经进入一种自我吞噬的循环。

表面上看，强硬派会把它描述为恢复秩序，把城市描述为庇护犯罪。但从事实链条看，真正被侵蚀的是国家的三项底座。

联邦与地方的合作结构会被消耗。没有地方协作，任何执法都要靠更高强度的外来力量维持，成本上升，摩擦上升，误伤概率上升，社会对抗变得持久。城市越被视为敌区，治理就越只能靠冲突维持。

冲突越常态化，治理就越退化为镇压。镇压越频繁，反抗就越有正当性。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下坡路。

法治对政治的约束功能会被削弱。政治战争追求的是胜利叙事，它会把程序当作障碍。可一旦程序被系统性绕开，下一次被绕开的对象可能就是任何人，包括今天的支持者。

政治战争永远需要新的敌人，因为它靠敌人来解释失败，靠敌人来维持动员，靠敌人来掩盖治理能力的衰竭。敌人越多，国家越难治理，越难治理，越需要敌人。

信息空间的公共性会崩塌。把媒体当成敌人，把记者的追问当成破坏，把平台上的证据当成阴谋，最后会让社会失去共同事实，剩下的只能是共同敌人。共同事实消失后，社会无法讨论政策，只能交换仇恨。社会无法修补裂缝，只能扩大裂缝。政治不再是妥协机制，而变成清算机制。

明尼苏达的两起死亡只是一个窗口。它展示了政治战争如何借移民议题进入城市治理，如何用安全化语言扩展打击面，如何用社交媒体争夺事实解释权，如何把地方政府推向对立面。

如果这种模式继续扩散，未来美国政治将更像低烈度内战的长期化版本。街头会更冷，语言会更热，制度会更脆。所谓胜利，会越来越像一场透支国家信用的短期动员。

更讽刺的是，这种政治战争往往以“团结国家”为口号，以“恢复秩序”为名义，以“保护人民”为宣称，但它实际的推进方式，是把人民拆成两类，把城市拆成两类，把媒体拆成两类，把法律拆成两套，把真相拆成两份。

到最后，所谓的秩序并不是秩序，而是服从。所谓的团结并不是团结，而是沉默。所谓的安全也不是安全，而是恐惧的延续。

特朗普曾经是在撕裂美国，如今正在撕碎美国。撕裂意味着还承认对方存在，撕碎意味着不再承认对方是同胞，只承认对方是敌人。撕裂还有缝合的可能，撕碎只剩下清扫与废墟。

政治战争走到这一步，国家就不再是在治理社会，而是在消耗社会，甚至是在消耗自己。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