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幻想大明不亡了：爱新觉罗换成朱元璋，1840年的炮火照样躲不掉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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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龚自珍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百年后中国人还要面对一个更痛的命题：当坚船利炮撞碎了天朝上国的梦时，有人把账算到了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可要是有一个新的汉人王朝取代满清，我们是不是就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早早拥抱工业文明，避免那百年的沉沦了呢？

这种反事实的推演很解气，但很遗憾，这种想法严重低估了中国传统农业帝国的制度惯性，也误读了工业革命降维打击的本质。

历史的残酷在于，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往往不是皇冠下的发型，而是社会底层的运行逻辑。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剖开这个残酷的真相来看看～

闭关锁国到底是为了什么

很多人认为，清朝搞闭关锁国，是因为满洲贵族作为少数统治者，害怕汉人通过海洋贸易接触外界思想，从而动摇他们的统治。

这个逻辑看上去很通顺，但经不起史料的推敲。因为“片板不许下海”这根链子，根本不是清朝发明的，而是汉人王朝自己套在脖子上的。

翻开《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更是严厉规定，“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为什么？是朱元璋要在精神上阉割汉人吗？当然不是。作为从底层杀出来的汉人皇帝，他比谁都清楚，小农经济的根基在于男耕女织。一旦放开海禁，沿海百姓就会去经商、去冒险，甚至勾结外部势力（如当时的倭寇、前朝残余），这对追求天下大治的农业帝国来说，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有人会说，明朝后来有隆庆开关啊。

确实，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了海禁。但很多人没去细看《大明会典》里的具体条款：“准贩东西二洋，惟不许往日本。”且仅开放福建月港一处，这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和走私压力而开的一道透气孔。

当时间来到清朝，无论是顺治、康熙早期的海禁，还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的一口通商，其核心逻辑与明朝一脉相承。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定都北京、靠漕运维持北方粮食供应、靠小农缴纳赋税的大一统农业王朝，不管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面对不可控的海洋力量，第一反应都是恐惧和封锁。

如果1840年坐在紫禁城里的是一位汉人皇帝，看着英国人开着冒黑烟的军舰（当时还是风帆战列舰为主，但已有蒸汽机雏形）要求通商，他的反应绝不会是欢迎技术交流，而会是翻开老祖宗的《皇明祖训》，痛斥这是“乱我不征之国”，然后下令封锁海岸线。

傲慢的不仅仅是乾隆，是整个系统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清朝为了压制汉人武力，刻意打压火器研发，导致科技停滞，最终落后挨打。

这又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理清一个时间线：中国传统火器技术的停滞，并不是始于清初，而是一个漫长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事实上，康熙、雍正时期，清廷并不排斥火器，当时的《武备志》、《火攻挈要》等书，甚至被收入了内府。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朝进入盛世之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细节：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军机处通行应毁书籍清单，《武备志》等技术书籍因为语涉违碍被列入禁毁之列。

但这仅仅是满人的私心吗？

我们来看那道著名的、被后世无数次嘲笑的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在这封信里，乾隆傲慢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现存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显示：这道敕书的底稿，虽然是由军机处的大臣们（其中不乏汉族精英）起草的，但乾隆皇帝本人也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朱笔改定。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种傲慢，不是某一个皇帝的突发奇想，也不是汉臣的单方面误导，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统治精英阶层（无论满汉）的高度共识。

汉人大臣负责提供华夷之辨的儒家理论支持，满族皇帝负责盖上政治正确的御印。在他们的共同价值观里，治理国家靠的是仁义道德、是纲常伦理，而不是那些能够杀人或者计时的精巧机器。

回看明末，徐光启作为礼部尚书，想引进红夷大炮并学习背后的数学原理。结果反对最激烈的，正是朝堂上的汉人保守派官员，他们弹劾徐光启的理由惊人的一致：“变乱祖制、用夷变夏。”

只要科举制度不动，全社会最聪明的脑袋，依然会耗费毕生精力去钻研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因为那是通往权力的唯一阶梯。不管是换谁做皇帝，只要这个通过做文章来选拔管理者的系统不改，就没有工业革命所需的数学和物理土壤。

4亿张嘴的生存绝境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代中国悲剧的一个核心隐患，早在康乾盛世甚至明末就埋下了，那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美洲高产作物（红薯、玉米、土豆）的传入，让中国的人口上限被突破，清朝人口从初期的几千万迅速膨胀到道光年间的4亿。

这是什么概念？

清代汉族学者洪亮吉，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在《治平篇》里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警告：“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翻了几倍，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流民。这就是为什么清朝中后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如果换成汉人王朝，面对这4亿人口的压力，能解决吗？

除非这个王朝能凭空变出工业化，利用化肥提高亩产，利用工厂吸收失业人口。否则，无论谁当皇帝，面对这种级别的人地矛盾，社会都会陷入剧烈的内卷和动荡之中。

这种内部的极度虚弱，使得中国根本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海防。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掏空了清廷的国库，如果换作是汉人王朝面临同样的农民起义，其财政崩溃的速度只会更快，面对列强叩关时，同样是一推就倒。

所谓的骨气，在坚船利炮面前不值一提

有人说，明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汉人王朝更有骨气，哪怕战死也不投降。

这话听着热血，但在工业文明的钢铁怪兽面前，封建农业文明的骨气并不能转化为战斗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本质上是两个维度的战争。

英国人带来的是什么？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近代化组织架构、后勤体系、金融支持系统，以及标准化的火器工业。

而当时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亦或是后来曾国藩的湘军），本质上还是中世纪的军队。

我们看一个细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发起冲锋。你可以批评清政府腐败，但不能否认这些士兵的英勇，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冲锋，死伤惨重。

结果呢？英法联军仅阵亡个位数（一说2人，一说12人），清军损失数千。

这不是勇气的差距，是时代的代差。

如果换成汉人王朝的军队，拿着大刀长矛和老式火绳枪，面对射程几倍于己、射速几十倍于己的线膛枪和阿姆斯特朗炮，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义和团倒是全是汉人，练着神功，怀着满腔热血，结果在马克沁机枪面前倒下的姿态，和八里桥的蒙古骑兵并无二致。

老达子说

写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清晰了，不管是明朝、清朝还是其他汉人王朝，如果不改变底层的逻辑，其实谁来都一样～

但是不得不所，清朝统治者为了部族的私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封闭，比如“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确实让近代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和丑陋，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真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那百年的炼狱之后，终于打碎了那个延续了两千年的旧外壳，涅槃重生了，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