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出租车司机的演员，当了导演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最后，镜头拉回了昔日的少年时光。按照本来的设计，这一幕并不是出现在剧终的位置，但后来它被改成了结尾，作为一种抚慰或者祝愿。“我觉得当下需要这么一场戏，我希望能给大家某些力量。”董子健说。

这是董子健的导演首作，从筹备到上映，横跨了七年之久。对他而言，这七年像是悠长又短暂的一场梦，连接了青春的回忆与想象，也贯穿了从20岁迈向30岁的成长。他曾沉浸在那个梦境的世界里，迷恋着与其中的美好和悲伤相遇，如今梦醒了，他想睁开眼来，往前看。

“终于要跟它告别了，也该好好告个别了。我也需要相信明天会更好，然后重新思考未来的日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想不起来总共写过了多少稿剧本。太多次的调整，除去原著的底子，每一次修改都近乎翻天覆地，“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沉淀，需要不断理解，需要反复尝试”。甚至最早的故事雏形是一个趋向类型化的框架，由商业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在他的思路中，却从来没有进入考量的范畴——“我更多地想的只是如何更忠于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唯一确定的是，从第一版大纲开始，他就想好了要设置一条全新的线索，把小说中没有全然铺陈的成年部分彻底展开。在他看来，这是跟过往重逢的真正意义所在：所谓回望绝非纯粹地捡拾记忆，而应该指向于自我的和解与寻获，否则怀念就只是一个陷阱，反而可能成为困住人生的枷锁。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都有遗憾、愧疚和伤痛，那些东西永远无法改变。但是你必须想起它们，你要带着所有记忆继续上路，它们有可能成为你的经验，有可能成为你的力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至少，这是我在30岁的当口对于成长的理解。”

在外界眼中，被动可以是任何演员的困境，唯独不会成为董子健的烦恼，毕竟他拥有旁人无可企及的条件。然而，聚光灯下的行业固然讲人情、看面子，背后却还有着一套更实际更坚硬的商业逻辑在运行和支配。“不管大家怎么理解，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无法左右的。”他说。

董子健并不回避自己的出身，他感谢家庭给予的助力。但刚出道的那几年，这亦是他的负担。从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便倾诉过其中的苦闷，当与生俱来的亲缘被当作如影随形的标签，所谓优势也就转换为劣势。一切都被遮蔽了。

事实上，家人根本没有想过让董子健踏入演艺圈。“父母可能不希望我走他们走过的路，他们希望我有属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在他们的某种成果下去展开自己的人生。”只是命运使然，一次健身房里的偶遇，让19岁的他成了电影《青春派》的主演。在那之后，他迷恋上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