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停在老屋墙角时,车把上总系着半截红绸带。那辆自行车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必备的交通工具,父亲每天清晨六点多准时起床,车铃铛会准时在村口响起,叮铃——叮铃——穿过一条条满是泥泞或者尘土飞扬沉睡的土路,载着他去五公里外镇上的棉花厂上班。那时候父亲在镇上的棉花厂工作,离家不远,主要是路比较差,一到下雨泥泞不堪,无法汽车只能推行!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能按时上班,从未间断过。
那时候的镇子像块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坠着生活的重量。小麦八毛五一斤,大葱五分钱一斤,鸡蛋一毛一个。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像被拧干的毛巾。唯独父亲的自行车后座,永远坐着一个晃着双腿的我。他骑车时腰挺得笔直,灰色中山装的后摆被风吹得鼓起来,我趴在他背上能闻到淡淡的肥皂味混着棉花的清香。
"坐稳咯!"他总这样喊着,声音里带着笑。遇到上坡路,他会从牙缝里挤出"嘿"的一声,车身便像被注入了力气,缓缓向上挪动。有次下大雨,他把自行车寄存在镇西头的表姑家里,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进衣领,可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连衣角都没湿。父亲很少批评我,不打骂我们,总是面带微笑认真教育。我经常晚上坐在他的怀里学习,听他讲谜语之类的。
供销社里的奢侈品
八十年代的供销社柜台,玻璃下压着张泛黄的价目表。核桃,糖果,香蕉,这些在别的孩子眼里只存在于年画上的东西,却是我童年里触手可及的甜。父亲每次从镇上开会回来,帆布包里总会变出惊喜——有时是几个红苹果,有时是一小袋核桃,最难得的是香蕉,梨子等等,剥开时那股甜香能飘满整个堂屋。那时候的我感觉很幸福,因为总能吃饭别人吃不到的东西。
"味道怎样?"他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我把香蕉皮啃得干干净净,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每年两季,他总会花掉三十块钱买了整只的烧鸡,那油光锃亮的鸡皮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琥珀色。要知道当时工人月薪才六十块,母亲看着面露微笑,他却把鸡腿撕下来塞到我手里:"娃儿,好不好吃?慢慢吃。不急!"
工厂大门口附近有一家老饭店,父亲他们是常客。父亲总在空闲时间带我去改善,木桌油腻腻的,酱油瓶倒在桌上也没人管。满地黑呼呼的煤渣地面"想吃啥?"父亲开口问第一句话,我要吃猪蹄,然后厨师师傅给我搞个大猪蹄,父亲看我吃得满嘴流油,等开饭的时候大人坐着猜拳划媒。我看着他们喝酒!父亲给我夹菜,我吃着自己喜欢的美味佳肴!
两张照片的温度
家里相框最中间摆着两张照片。右边那张是1983年的黑白照,父亲站在棉花厂的轧花机前,穿着笔挺的工装,胸前别着"先进工作者"的徽章。他身后堆着小山似的棉包,每一朵棉花都白得像天上的云。那天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袖口还是沾着细碎的棉絮——那是他当厂长的某一年,全厂的产量翻了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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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那张是他第一次去北京时拍的。天安门广场的红墙下,他穿着新做的灰色中山装,双手背在身后,脚边放着那个用了多年的帆布包。照片里的天空很蓝,他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回来后他跟我讲了一路,说毛主席的画像真大,说长安街的马路能并排跑八辆汽车。可他不知道,我记住的只有他描述时眼里的光。
未寄出的调令
19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镇上的老槐树刚抽出新芽,父亲下班时带回来一篮草莓"过阵子爸爸可能要去县城上班了。"他一边给我洗草莓一边说,语气里有我听不懂的复杂。后来才知道,那是县棉麻公司的调令,准备任命他当经理,这是上级已经决定好的“秘密”。
可命运像团被雨打湿的棉絮,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那个周五的早晨,他像往常突然在床上抽搐,母亲抱着他哭到失声,我惊慌失措,父亲让我到隔壁找黄鳝血,说可以治病,然后村医生来了,用四轮车载着去镇上看病,然后几天没有消息。
父亲过世那天,半个镇子的人都来了。卖豆腐的王大爷抹着眼泪说:"你爸上个月还帮我家孩子找工作呢。你把还借了几百块,我家准备娶媳妇没钱盖房子呢。"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哭的眼睛通红。棉花厂的老会计颤巍巍地送来个布包,里面是父亲没来得及领的工资。我突然想起他总说的那句话:"做人就像弹棉花,要把心里的结都弹开。"
如今,父亲工作的那个老棉花厂早已不复存在了,他那辆二八大杠还在老屋的角落里,车胎早就没了气。但是那辆二八自行车,他工作的小笔记本,一些资料仍保存至今。就像父亲从未离开过一样,只是化作了镇子里的风,春天吹开槐花,秋天扬起棉絮,永远守着他牵挂的人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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