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不能“冻”住善意——雷某某卖表被冻16万案法理追问

据红星新闻报道，西安女子雷某某因患甲状腺恶性肿瘤及转移癌，为筹治病费用，于2024年10月21日在二手平台挂出一块多年前的劳力士手表出售。买家为某二手钟表公司，验表师到店验货后，因银行已下班，双方改为线下直接转账16.4万元，雷某某随即交付手表。次日，她的银行账户被湖南益阳警方冻结，原因是该笔资金为电信诈骗案受害者的被骗资金。

益阳资阳区警方称，这笔钱确属电信诈骗涉案资金，案件尚在侦办，账户暂不能解封。警方已控制两名在机场交接手表的嫌疑人，但手表去向仍未查明。警方认为，雷某某脱离平台线下交易，在民事上有一定过错，但并未完全排除其洗钱嫌疑。曾建议其与受害人协商各自承担部分损失，但被家属拒绝。警方强调“法大于情”，不会因当事人患病急需用钱而提前解封。

雷某某家属提供了交易合同、聊天记录、验表视频等证据，证明交易真实、价格合理，且无主观参与诈骗的意图，认为应属善意取得，要求解封账户并返还资金。他们拒绝“退赔”方案，理由是双方无民事纠纷，自己是正常商品交易卖方。

在笔者看来，这一案件不仅关乎个体的命运，更拷问着我们在打击电信诈骗过程中的法律边界与责任分配。针对本案引发的诸多疑问，我们需要从法理、逻辑与现实层面进行抽丝剥茧的剖析。

一、普通人有义务、有能力识别涉诈资金吗？

这是本案中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警方认为雷女士脱离平台线下交易存在过错，似乎隐含了“应当识别资金来源”的预期。

笔者认为，普通人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识别涉诈资金。

从法律层面看，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民在进行私下交易时，必须审查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判断资金性质属于金融监管机构和侦查机关的法定职权。

从法律义务上讲，普通公民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识别资金的“清白”与否。银行账户是匿名的、通用的，对于卖方来说，只要确认“钱到账了”，在商业逻辑上即视为支付完成。除非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行业的大额交易必须通过特定监管渠道（如房地产、二手车等已有限制），否则普通的二手物品交易，卖方不具备类似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审查职能。

从现实能力上讲，普通人更是无法识别。 电信诈骗的资金流转往往极其迅速且隐蔽，受害人转账的账户往往就是被诈骗团伙控制的“一级卡”或经过洗钱的“二级卡”。当雷女士收到这笔钱时，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转账记录，没有任何标记提示“这是赃款”。要求一名卖手表的市民具备刑侦人员的嗅觉，去甄别汇款人的钱是否干净，是典型的苛求。

而且，资金在银行账户中是同质化的数字化符号。当雷女士收到16万元转账时，这笔钱与任何一笔合法的货款没有任何区别。普通人不具备穿透式监管的权限，也没有大数据风控系统，无法通过肉眼辨别汇款人是否为诈骗犯。要求一个卖表救病的市民具备“反洗钱中心”的嗅觉，显然是强人所难。如果要求每一个卖二手货、做小生意的人都必须像银行反洗钱中心一样去溯源资金，那么社会交易成本将无限拔高，市场经济将寸步难行。

如果每一个进行线下交易的个人都要时刻担忧对方的钱是不是“黑钱”，那么市场交易的信任基础将荡然无存。

二、识别、拦截涉诈资金的责任能转嫁给普通人吗？

绝对不能。

识别和拦截涉诈资金，是银行、支付机构与公安机关的法定责任。银行拥有反洗钱系统和大数据风控模型，公安机关拥有侦查手段和止付平台。将这些专业机构都没能拦截住的资金风险，转嫁给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是典型的责任倒置。这不仅违背了权责一致的原则，更会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让人人自危。

警方指出雷女士“脱离平台交易、线下收款存在过错”，这实际上是在混淆概念。脱离平台交易确实增加了交易风险（如收款不到），但这属于商业风险范畴，绝不等同于“非法所得”。识别和拦截涉诈资金，是拥有大数据风控系统的金融机构和拥有侦查权的执法机关的责任，而非一名卖表治病的普通市民的责任。将公权力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转嫁为由无辜公民承担法律后果，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三、为何公安不对涉案资金前端拦截，却冻结后端无辜者？

陈女士的困惑也是公众的困惑：既然公安认为这是涉诈资金，为什么不在骗子骗到钱、或者钱转给买表人的时候就冻结？偏偏等到钱到了卖表人的账户才动手？

这涉及到电诈打击的滞后性与技术难度。

时间差： 诈骗资金的流转往往是以分钟计算的。骗子一旦得手，资金会迅速通过多级账户分流洗白。在受害人报案并经警方核实立案、再由银行配合止付的过程中，资金往往已经流转了多次。

被动冻结 vs 主动拦截： 在本案中，买表的一方（中间人）实际上是诈骗资金洗白链条中的一环（或者是专门销赃的团伙）。当骗子将骗来的钱转给买表人，买表人再转给雷女士时，这笔钱已经离开了最容易监控的诈骗核心圈层。警方是在侦办上游诈骗案时，顺着资金流向追查到雷女士账户的，因此“冻结”往往是追查链条的末端动作，而非源头拦截。

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方的做法无可指责。 如果买表方的账户早已被列为高危账户，或者资金流向存在明显异常（如快进快出），为何未能及时触发熔断机制？让处于交易末端的善意第三人承担全部侦查成本和时间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是行政效率低下的体现。

四、银行是否比卖表女士更有嫌疑和责任？

是的，从能力和责任上看，银行的过错远大于雷女士。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承担着核心的反洗钱义务。当这笔大额资金从涉案账户转入雷女士账户时，如果触发了应有的风控模型，银行理应预警甚至延迟入账。然而银行系统并未识别出风险，让交易顺利完成。

相比之下，雷女士只是出于“赶紧拿到钱治病”的朴素心理，同意了线下转账。她虽然有交易方式上的瑕疵（未走平台），但这属于民事层面的风险自担，绝非刑事层面的过错。如果连拥有庞大风控团队的银行都能“合规”地让这笔钱转出，凭什么苛责一个普通人？

五、警方的相关理由合理吗？合法吗？

警方目前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雷女士“脱离平台交易，存在过错”；二是“未完全排除洗钱嫌疑，案件正在办理，无法解封”。

笔者认为，警方的理由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1. 不合理性：

警方称雷女士“脱离平台线下交易有过错”，但这不能推导出她有“洗钱嫌疑”。脱离平台交易属于违规或风险行为，应由平台进行处罚，或者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如收款不到），但这并不直接推导出该笔资金就是非法所得，更不能因此剥夺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线下交易是市场常态，虽然缺乏风控，但本身并不违法。将其作为冻结账户的理由，实际上是在混淆“民事过失”与“刑事嫌疑”的界限。

警方以“法大于情”为挡箭牌，回避了“善意取得不予追缴”的法律原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看资金流向不看主观故意，那么任何收到赃款的人都将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境地。这种机械执法，实质上是在用无辜者的痛苦来掩盖侦查效率的不足。

2.不合法性：

关于“未完全排除嫌疑” ，更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雷女士与上游诈骗犯有通谋，或者她明知这是黑钱而配合洗钱。仅凭她“急用钱”和“线下收钱”，就认定她有嫌疑，是对法律的滥用。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所有收取现金、线下转账的商家都将生活在恐惧之中。

从合法性角度看，长期冻结缺乏依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冻结存款汇款等期限有明确规定。在案件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控制了接头人，厘清了资金流向），且第三方（雷女士）有充分证据证明善意取得的情况下，依然拒绝解封，属于程序上的违规。

根据《刑事诉讼法》，只有为了侦查犯罪需要，才可以冻结财产。但是，随着案件侦办，如果已经有充分证据（如验表视频、聊天记录、诊断证明）指向这是一场正常的买卖交易，且雷女士与上游诈骗团伙毫无关联，继续冻结其合法财产就涉嫌过度执法。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公安机关经查证资金已流向善意第三人，且交易符合市场公允价格、已交付商品或服务的，应当及时解除冻结。警方在明知雷女士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依然以“案件侦办”为由无限期冻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

警方的做法在程序上符合“打击犯罪”的权限，但在实质正义上却可能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法律规定对于“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产应当予以保护，如果警方仅凭“尚未结案”就无限期冻结，实质上是在案件定性不明之前，先行剥夺了当事人的财产使用权。

六、“卖表女士未完全排除涉诈嫌疑”，证据何在？

这是警方回应中最令人费解的一点。既然已经控制了接送手表的“接头人”，且案情脉络清晰——即有人用赃款买表，试图通过实物变现洗白——那么雷女士作为卖家，她的角色应当是非常明确的。

在笔者看来，警方的这一说法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且缺乏证据支撑。

警方所谓的“证据”仅仅是“脱离平台线下支付”。这是客观行为，但不是主观故意的证据。

认定一个人涉嫌洗钱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必须证明其“明知”是犯罪所得。

雷女士提供了完整的验表视频；

有明确的买卖合同；

手表是她多年前购买的合法财物；

售卖原因是治病急需用钱；

交易价格符合市场行情（16万）。

目前的证据链如下：

动机： 卖表是为了治病（有医院诊断证明）。

过程： 公开平台发布，有正规验表流程，有视频记录。

价格： 16.4万元符合二手劳力士的市场行情。

关联： 雷女士与上游诈骗犯无任何事前联系。

以上所有证据链都指向她是善意出卖人。警方至今未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雷某某与上游诈骗犯有通谋，或者她明知这是赃款而配合洗钱。仅凭她为了早点拿到钱而同意线下转账，就认定她“有嫌疑”，是在有罪推定。如果“急用钱”和“法律意识淡薄”就是犯罪嫌疑，那么无数普通人都在嫌疑之中。

七、警方要求雷女士分摊损失，合理吗？合法吗？

警方提出的解决方案——“退赃换谅解，双方分摊损失”，在法理上是极其荒谬的，在情理上更是残酷。

上诈骗犯当的受害人：损失了钱，值得同情。

雷女士：损失了昂贵的劳力士手表（被嫌疑人带走），现在合法的货款被冻结。

这是一场“受害者伤害受害者”的荒诞剧。

显然，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这不仅是不合理，简直是荒谬。雷女士已经是双重受害者：她失去了价值不菲的手表，现在的救命钱又被冻结。警方要求她拿钱出来去填补上诈骗受害人的坑，意味着她“钱物两空”。这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

警方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真正的骗子可能挥霍了钱财，或者手表下落不明难以追回，为了结案率或平息受害人（上诈骗受害者）的情绪，于是向处于弱势的雷女士施压。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做法，不仅不合法，更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雷女士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她是被利用来洗钱的“工具人”。根据《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这意味着，在法律上，雷女士已经是这笔款项的合法所有者。

在法律上，雷女士通过善意取得的16万元，其所有权已经转移给雷女士。上诈骗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由诈骗分子赔偿，或者由警方去追缴赃物（劳力士手表）。警方要求两个受害者互相伤害、分担损失，是一种“和稀泥”式的执法懒政，严重侵害了雷女士的合法财产权。这相当于在逼迫一个无辜的人，为警方的追赃不力买单。

八、警方在此事件中有没有违法违规？

有，且存在多处违法违规嫌疑：

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十四条： 该条明确规定，对查明是善意第三人的资金，应当及时解除冻结。警方在查清事实后不予解封，属于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

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冻结期限的规定： 冻结存款汇款有严格的期限限制（通常为6个月，可续冻一次）。警方若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反复续冻，属于滥用强制措施。

违反程序正义与证据规则： 在没有证据证明雷女士主观故意的情况下，长期冻结其账户并以此施压要求“退赃”，实质上是在强迫自证其罪和强迫民事和解，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和申诉权。

推卸举证责任： 警方要求雷女士“完全排除嫌疑”，实际上是将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强加给公民，违背了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和“控方举证”的基本原则。

选择性执法： 相比于银行明显的风控疏漏，警方仅针对普通公民的轻微交易瑕疵进行严苛追责，违背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

九、其他问题的讨论

1. “善意取得”制度的落地困境：

虽然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财物不予追缴，但在实践中，由于“追赃挽损”是考核警方的重要指标，且面对真正诈骗犯的“无赃可追”，警方往往倾向于“先冻了再说”，哪怕牺牲无辜第三人的利益。这种功利主义的执法思维，亟待通过制度规范来纠正。

2. 救济机制的缺失与高昂的维权成本：

对于像雷女士这样因账户被冻结而陷入绝境的公民，目前缺乏快速有效的救济渠道。申诉、复议往往耗时漫长，甚至可能被原机关驳回。如何建立一个独立于办案机关的第三方快速审查机制，是当务之急。

3. 公众交易风险的警示与反思：

此案虽然警方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但也警示公众，在大额交易中，务必坚持通过正规平台结算，保留完整的交易证据（视频、合同、身份信息）。虽然我们不应苛责普通人，但在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是无奈但必要的选择。

笔者认为，打击电信诈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受害者。益阳警方在未能追回手表、未能拦截资金的情况下，将矛头对准一位身患绝症的普通卖家，不仅有违“法治精神”，更失了“人情伦理”。法律的威严不在于让无辜者受罚，而在于精准地惩恶扬善。我们期待上级机关能介入监督，依法解冻账户，还雷女士一个公道。

注:本文事实依据来源于2026年1月24日11:59扬子晚报发布于今日头条的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