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读书会】《资本5000年》中世纪的金融大爆发时代

第304期

Hi~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宫读书会，上期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兴起，这期我们来看看在政府和教会的领导下资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8世纪的时候，似乎整个西欧突然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往从未间断的奢侈品停止了进口，地中海的商业已经绝迹。西欧彻底退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迷信之风盛行，商人阶层消失。

教会掌握着财政大权，行使着政府职能。在意大利边缘的威尼斯，资本复苏的曙光出现了。

威尼斯在陆地和海洋、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寻找生存机会。借着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不光与东正教的君士但丁堡签订贸易协定，还贩卖武器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

威尼斯人带着交换过来的东方稀有货物抵达中欧，光顾法国香巴尼平原，并在那里定期举办贸易协会。在不断衰败、调整的过程中，西欧为更有活力和更平衡的经济结构铺平了道路。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克勒蒙召开大会，宣布将发生一场十字军圣战，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重振基督教王国和教皇的权威。

有一群精明的生意人，他们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业机遇。热那亚人决定为十字军建立一支武装船队，希望在十字军政府的任何土地上获得贸易特权。就这样，热那亚沿地中海岸建立起广泛的贸易据点，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

威尼斯人对十字军的热情丝毫不输热那亚人。在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在黑海沿岸获得了大量贸易特权，在拜占庭、非洲也获得了不少利益。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因为一笔没有达成的交易，十字军意外成了威尼斯人的“打工仔”，他们帮威尼斯打了强盗，又拔掉了威尼斯的眼中钉札拉城，本来十字军想去耶路撒冷，结果阴差阳错地到了君士但丁堡。

1204年，经过一系列较量后，十字军攻占了君士但丁堡，威尼斯人将他们的艺术作品打包运回了圣马可大教堂。除了战利品，他们还得到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从一个商业国家一跃成为殖民帝国。

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累积后，不久的将来，威尼斯和热那亚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一场大决战，胜者将成为地中海的商业霸主。

为了保护朝圣者安全，耶路撒冷国王决定设立圣殿骑士团，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圣殿骑士团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他们创建了一个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再圣地取出，通过汇票的形式实现今天的ATM机功能。

除了扮演金融中介角色，圣殿骑士团还积累了巨额财富，主要的财富来源于捐赠。在大人物的感召下，社会各界的捐赠也纷至沓来，让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欧洲的大封建主。

他们吸收存款，扮演储藏所的角色，大量朝圣者的个人财产储存在圣殿金库中，骑士们不得不制定了一套监督个人存取款行为的会计制度。他们还承担贵重物品保存，同时也发放贷款。他们充当欧洲王室间的支付中介，担任信托经理，管理债务工具。

圣殿宣称，圣殿骑士的使命不是盈利，而是保护朝圣者收复圣地。碍于教会的高利贷禁令，他们不会明确取系，通过管理费、税收减免、特许经营、关税减让等方式，获取了大量利润。圣殿富可敌国，关系网强大、装备精良。

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欠了圣殿骑士团大量的钱，他非常强势，为此在圣殿骑士要求他还债时，他下令逮捕法国境内全部圣殿骑士，以异端和性行为堕落的名义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教皇克雷门五世时腓力四世扶持上位的人，他顺水推舟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各国国王也都十分配合，因为他们欠了圣殿很多钱。

打仗看起来是拼命，但其实是拼钱、拼家底。因为西欧封建国家家政军费是一项繁琐的事务，可战争往往一触即发、十万火急，所以借钱很容易成为国王首选。

法国的先天条件最好，香巴尼集市已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许多意大利商行都派驻了代表。香巴尼的重要功能，是为定期举行的财政贷款谈判提供方便的会谈地点。他们可以从可供选择的许多放贷人那里，一次次取得相当数目的贷款。

但法国王室却一次次践踏自己的信用，腓力四世为了不还钱，将圣殿骑士一网打尽，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把他的几个债权人赶出法国，理由是破坏国家秩序，放高利贷。

银行家在法国遭到频繁的掠夺，结果是法国王室获得的信贷便利逐渐减少。从1315年开始，香巴尼集市衰落，这个重要的财政中心逐渐消失。到百年战争爆发时，已经没有多少银行家愿意借钱给法国王室。

相比之下，英国国王选择似乎要多一些，为了争夺羊毛供应垄断权，意大利商人和英国本土商人争得头破血流，国王爱德华三世则从中渔翁得利。

爱德华三世从意大利银行借了125万英镑，随后意大利出现财政危机，两家银行陷入困境，先后遭到挤兑。爱德华三世落井下石，宣布停止还贷，还把巴尔迪银行的英国代表扣押，直到他们宣布放弃讨还利息后才释放。

意大利银行家的退出，为英国本土的资本家崛起提供了机会，英国商人组建了一只辛迪加贷款团队，专门为英国国王服务。

为了打赢对法国的战争，爱德华三世将自己的许多东西都抵押出去，甚至连他妻子的五个王冠也抵押出去。爱德华三世也不负众望，一路所向披靡。然而就在一切运转良好的时候，一种名叫黑死病的黑天鹅突袭英国，这场瘟疫不但使英国的计划毁于一旦，也将改变整个世界。

当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大陆大打出手时，威尼斯和热那亚也在为抢占市场份额，垄断市场竞争着。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热那亚舰队的风头一度碾压威尼斯人，但在威尼斯人主导十字军攻陷君士但丁堡后，就把热那亚人从东方一些富裕市场中驱逐出来。

1250年，一群热那亚暴民冲到海港，洗劫了威尼斯船只，掠夺了他们的街区，屠杀了里边的居民，战争就这样点燃，这场战争持续了150年。

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威尼斯和热那亚都在融资上做了大量工作，热那亚议会以税收为抵押，向辛迪加组织借款；威尼斯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们将盐的专卖收入用作借款保证，此外还向每位市民要求强制性贷款，承诺在本金偿还前每年支付5%的利息。

1262年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威尼斯颁布《债券法》，将原先发行的所有短期债券合并成一个基金，政府承诺以税收收入每年分两期支付5%利息。这个基金是不可赎回的，除非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回购，否则政府不用偿还本金；同时这个基金可以转让，政府按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债权可以继承、转让和用于支付。

政府债权在死人和社会组织中的投资组合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接下来地几个世纪，每当有军事需要的时候，威尼斯都会求助这只基金。

1379年第四次战争爆发，这一次威尼斯人将自己的资源动员到了极限，除了全民皆兵，还花巨资聘请了数万名雇佣兵，最终威尼斯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热那亚接受无条件投降，从此在地中海一蹶不振，不得不将目标转向渺茫的大西洋。

威尼斯的这一赤字融资体系，标志着现代财政制度的产生，这种长期负债形式，此后被不断改进，并在欧洲广泛传播。

当时最流行的合作方式叫康孟达，这个契约主要包括两方，一方是投资商或留守商，不参与经营；另一方是经营者，或称旅行商。留守商承担资本风险，并有资格留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利润。旅行商承担全部劳动力，享有剩余的利润。

起初年轻力壮的达蒂尼是一名旅行商，他从东方的拜占庭进口铅和明矾，从黑海进口奴隶和调味料……他走遍整个西欧，经营广泛。

28岁那年，他成立了一家“家族公司”，他占有一半股份，在家族公司内部，又有许多分公司，由不同成员拥有和管理，并在外地设有代办处，代理人多雇用外人。

1399年，64岁的达蒂尼不顾周围的反对，在佛罗伦萨开设了银行，在14世纪末，达蒂尼公司已经是一家集团公司，旗下的资本形态多种多样，不仅有商业资本，还有金融资本。

从1384年起，汇票和支票已经很常见，可转让票据的出现，也增加了货币供应，减少了人们对贵金属的依赖。

公园300年左右，基督教教规开始禁止神职人员放高利贷，800年左右，查理曼大帝通过立法来禁止神职和世俗人员放高利贷。

利息是对时间价值的发现，对这一点，经院哲学家们并不否认，但是他们认为，时间只归上帝所有，只属于他一个。

高利贷者并没有卖给债务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不顾所有者的意愿，出卖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

从14世纪开始，在面对高利贷指控时，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辩解理由：

1、损失发生。因厌恶偿还而产生了损失，借贷者可获得补偿。

2、工作报酬。商人跋山涉水、参加集市或管账，调换钱币，也都是一种劳动。像所有工作一样，也应该有工资。

3、利润补偿。高利贷者本可以将他手上的金钱用于其他投资，并获取相应利润，但他却借给了他人，为此，他可以通过适当利息得到利润损失补偿。将资本的替代性用途作为收益基准的概念，这是资产估值工具的关键方面。

4、本金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教皇认为借贷给商业冒险是可以收取高利息的，因为银行家可能会面临失去本金的危险，或者面临其他不确定因素。这种风险溢价的概念，也是现代资产估值模型的基础。

商业革命兴起，在生活借贷的基础上，商业性、生产性借贷日益增加。为了管理者两类借贷，教会一方面将高利贷法系统化，禁止生活性有偿借贷；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理由将生产性和商业性的借贷视为高利贷法的例外情况，允许有偿借贷或利息合法化。

跨越1300年后中世纪欧洲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资本越来越稀缺，钱荒不断发生。一些银矿停产，一些国家采取限制白银出口。银荒使许多银行陷入危机，利润大范围缩减，可投资的方向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的国王违约，甚至找借口把债主抓进监狱折磨致死。苛捐杂税、银行倒闭、货币混乱和远程贸易利润下降反复发生。

1315年西北欧各地区开始下大雨，雨下了很久，英格兰、苏格兰和整个欧洲大陆都笼罩在汹涌的暴雨中。农作物腐烂变质，房屋、教堂被无情冲毁，无数生命被不幸吞噬。

30年后，当欧洲慢慢走出饥荒的阴影，新的一代开始进入社会时，黑死病从天而降，这一次的死亡人口占当时人口的30-50%，它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以地中海作为贸易中心的时代将画下句号。

黑死病带走了生命却没有带走财富，反而使人均所得增加，现世主义、享乐主义的情绪开始蔓延，对奢侈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初步形成。

下面我们将视角切换到中国，公元前1044年，老年姜子牙，在灭商之战中大放光彩，在齐国做了齐侯，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勇气，给子孙挣下一份大产业。

一开始齐国充分发挥无为精神，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靠海吃海，姜子牙通过渔业和盐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商言商，姜子牙实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充分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就这样，齐国从一个边陲穷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富国强国。然而自由市场会带来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300多年后，姜子牙十三代孙姜小白登上齐国国君的位置，因为对经济不了解，于是他找到了管仲做宰相。

当时的齐国，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交替出现，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剥削百姓。大资本家富可敌国，而无产者却赤贫无妻。

管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利出一孔”，连出四招，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

第一招：控制货币发行，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

管仲提出了“轻重”理论，把铸币权交给官府，由官府掌控货币流通，干预主要商品价格，在物“轻”时购进商品，物“重”时出售商品，以平抑物价，为君主赚取利润。

第二招：刺激奢侈消费，促进生产，增加就业。

管仲十分赞成修建豪华坟墓，觉得这不但让穷人有事可做，还能让技术人员获利。管仲认为，奢侈消费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刺激商业发展，增加就业。

第三招：实行“官山海”政策，通过国有民营增加财政收入。

“官海、官山”即规定食盐、铁矿属于国有，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特定时间地点生产，由政府统一收购、运输和销售。

第四招：发放小额贷款，帮助老百姓创新创业，度过经济周期。

管仲要求地方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设立农业贷款公司，春耕的时候给农户发放种子贷款，到秋收时，农户留足口粮后，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如果农户歉收，官府还会发放口粮贷款，帮助农民度过经济周期，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管仲死后，齐国的霸权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陷于内乱，齐恒公被饿死。

665年，有个名叫李少津的中国商人向他的外国好友借了一笔钱，这笔借款约值7匹骆驼，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这份契约一式三份，分别由签订契约的两人和见证人持有。

随后借款人离开了高昌，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强盗杀死了。李少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否认了所有借款，但是借款人的弟弟曹禄善把他告上了衙门，根据唐朝法律，他们的证词和契约副本是有效的。最后衙门判曹禄善胜诉，要求李少津还本付息。

唐朝时期，跨国间的借贷已经时有发生，而这个案子表明，唐朝司法机构已经能够公正地裁决这些跨国纠纷。

一旦李少津偿还了所有欠款，官府的判决就得到了实施，几年后，这些判决和许多废纸一起，被官府当作垃圾卖掉，这些纸张流落到了寿衣店老板手中，制成了一件寿衣，寿衣随着一位死去的老人，被深深地埋进了高昌城地隔壁沙丘中。

若要问盛唐什么行当最赚钱，不是茶，也不是丝绸，而是贩琉璃。在唐代，琉璃产量少，产量低，大部分来自遥远的西域，价值几乎与黄金相当。

唐初时期，琉璃贩卖还是“货郎模式”，规模小、损耗大，供应不稳定。有个叫王元宝的小货郎在长安西市包了一片地，并把货郎们组织起来，建起一个“王氏琉璃市场”。

在频繁贸易过程中，有两方面的资本创新引人注目：

1、柜坊。

唐中后期，大型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有点类似银行。商人将钱币存放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商人取钱取物，既可以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

2、飞钱。

唐后期，金属货币紧缺，商人们在长安出售商品后，便将货款教给进奏院，由他们开局票据，商人回来后凭券取钱。这个业务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和风险，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飞钱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王元宝每年都会指派专业人士去波斯，通过预付、借贷等方式，预购国内所需的特殊琉璃制品。

王元宝的财富多到令唐玄宗也另眼相看，在与唐玄宗谈话时炫耀自己的财富后，他便心生去意，第二年卖了铺面，散了家财，消无声息地从长安琉璃市场中退了出来。

一个国家越大，系统越复杂，风险越多，对风险的判断、管控能力，考验着统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779年，唐代宗驾崩，38岁的唐德宗李适即位。在藩镇的叛乱下，国库立马空空如也，慌乱之下，昏招频出。

唐德宗的第一个昏招：借商。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备用，其余的要给朝廷当军费。这次巧取豪夺筹集了两百万贯，但后果十分严重——商人罢市，市民罢工，大量富户选择逃亡，整个市场一片萧条，民力接近枯竭。

唐德宗的第二个昏招：间架税。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房产税方案，房屋两架为一间，分成三个等级，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两千文钱；中等的房子，每年每间一千文钱；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五百文钱。为了打击少报、瞒报行为，还规定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款五十贯给举报者。

唐德宗以后，借商、间架税虽然被废除，但税收却持续上涨，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些新设的税，比如茶税、青苗钱等，这些税收非常苛重，茶税一度增加到50%。

唐亡于藩镇，宋太祖便就兵权收了回来，尽管发生造反的事情少了，但中央从此要养兵。当时财政收入的80%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到了宋神宗年间，各种问题开始出现：权贵经济泛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土地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上，朝廷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实施大变法，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均输法。对于盐、铁、大米等国家重要资源，一改过去“牌照”管理制度，实行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全面垄断生产和销售。

2、市易法。设立市易司，由政府出本钱，负责平价收购日常滞销的零售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3、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生产，平滑周期。每笔贷款的年息是20%，一年可贷两次。

王安石这些主张与当年管仲类似，变法的初衷就是强国和缩小贫富差距。从实施效果来看，当时的政府财政收入确实迅速增加了，但无法长久；而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令所有后来者对变法望而却步，之后的所有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稳定。

在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当时的细节：

1、“解”字透露宋朝金融图景。

《清明上河图》尾部有一个挂着“解”字的店铺，有人说这是算命的，有人说这是临客歇脚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钱币兑换的铺子。

这个挂着“解”字招牌的地方，全名叫“解库”，是官方钱币兑换机构。因为铁钱、铜钱携带不方便，有商人首创“交子”来代替铁钱，由于商人间发生信用危机，交子由民间票据变为国家货币。

2、高利贷背后的破产农民。

宋代有“倍称之息”的说法，即借贷的年利率通常为百分之百。官府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借贷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赈贷，即在谨记情况下贷给农民口粮或种粮，帮助农民渡过困境。

但是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在《清明上河图》中，困顿出行的贫民和踏青返城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破产的农民不得不进城寻找短工机会，他们没有什么购买力，出售的只有自己的一身苦力。

3、商业自由与沉重商税。

人虽然可以自由进入城门，货却不行。《清明上河图》城门内右侧第一家，有一间小屋，就是税务所，当时叫“场务”，所有进城的货物必须先到这里验货交税。

商业的繁荣让北宋的商税收入急剧增长，过路行商税额2%，本地住商3%。北宋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商业税，多达上百种。

宋朝的科技发明远胜于其他朝代和同时期的欧洲，各项技术的变革和改良，推动了各类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信用和货币经济继续发展，成为南宋商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

首先是技术革新，在两宋之际，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出现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在两宋时期。

其次是对外贸易，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条是去东亚，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条是去东南亚、西亚，到东非、地中海，直达欧洲。

装满了宋朝瓷器、雕版书籍、绘画、丝织品和铜钱的商船，以舰队的形式出海，三个月之后从海外带回马匹、皮革、香料、象牙等商品。

为了筹集资金，稀释远航风险，各式各样的合伙制相继出现：

一种叫“带泄”。在海边做买卖的生意人中，有不少本钱不多的小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公司，就参股于熟悉的大海商，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一旦航行结束，合伙人将利润分配后，合伙关系就地解散。

另一种叫“斗纽”。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大家共集资金、共担风险。

外敌入侵只是压死南宋这个复杂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系统内部各部门相互关联，当某个部分被迫朝着增长的方向发展时，其他各部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就像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复杂。

一开始这些对复杂社会投资的成本收益表现出增长，但面对持续的动荡压力，达到一个边界后，边际收益不可避免地递减，伴随着边际收益下跌，终将进入一个崩溃增强的阶段。

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危机，帝国智能不断提高税率、增加税种、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这些资源大部分投向军备和官僚，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对官僚机构、特权阶层、军队建设的投资，最终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工业停滞、产能下降的恶性循环。

简陋的融资制度无法满足复杂社会的需求，资本积累成本越来越高，不断增加的社会投入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复杂社会组织的资本形成效率日益低下。有限的增长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备受挤压，并日益萎缩、崩溃消失。

在同时期的国外和国内发展进展不同，也导致了朝代的更替，在外部世界佳居竞争的时候，国内的经济发展还处在探索的阶段，随着与外邦的流通，也引入了更多的金融模式，然而在这关键的时刻，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进入了闭关锁国的境地，此时的世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的上篇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将来看中篇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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