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出罕见信号：教师减负迫在眉睫

最近，《教育家》杂志发布了一份关于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的调查报告，数据不算新，但看完还是让人心里一沉。

这份调查覆盖了全国中小学以及部分幼儿园、中职学校，回收有效问卷超过8万份，其中小学阶段占51.67%，初中阶段占37.73%

超过四成教师自评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真正觉得自己“非常健康”的，不到一成。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四成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倾向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积累出来的结果。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教学压力太大、升学压力太重？但真正压垮教师的，往往并不在课堂里。

这些年，“给教师减负”几乎成了共识，但在不少地方，负担不但没减，反而越叠越高。

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六成教师明确感受到，各类检查、评比、考核等非教学性事务“明显增加”。

这些工作看似零碎，却极其消耗人。

• 秸秆禁烧要宣传，家庭情况要摸排；
• 各种App要下载安装，学习视频要打卡；
• 截图、拍照、留痕，一项不能少；
• 填表、报数、协助推广、督促缴费……
• 很多事与教学无关，但一样不能缺席。

有校长统计过，一个年度下来，学校最多要接收四千多份来自不同部门的文件和通知。

每一份文件，最终都要“有人落实”，而这个“有人”，往往就是一线教师。

2024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中西部多地农村中小学调研时发现，教师的日常状态已经高度相似：

• 对内，要应付教育系统内部的检查、评比、打卡；
• 对外，还要承担大量来自其他部门的信息统计和协助任务。检查标准细、流程复杂，材料既要写，还要“看得见”。

时间就这么被切碎了。

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落到教师头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长期存在的层层加码。

教师处在基层网络的最末端，政策、任务、责任，一路传导下来，最后几乎都要由教师来“兜底”。

所以才会有老师在网上说：“最能治愈我的，是上课。

这句话听着像自嘲，其实很沉重。

它说明一个现实：真正让教师感到价值和意义的，恰恰是他们最本职的那一部分工作，而不是无休止的事务性消耗。

一旦长期脱离教学主业，问题就会成倍放大。

学生和家长会觉得教学质量下降；教师自己，也会在疲于应付中逐渐丧失职业成就感。

调查结果已经给出了危险信号：明确表示“不愿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比例超过三成，再加上“比较不愿意”的人，接近六成。

这不是情绪问题，而是系统性压力积累后的必然反应。

也正因为如此，教师减负，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拖不起”的问题。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一次性提出了八条针对性很强的措施。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直指源头。

• 比如，建立涉校涉师发文审核机制，把是否超出教师职责范围，作为重要评估内容；
• 再比如，对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实行清单管理，不在清单内的，不得随意进校园；
• 社会事务进校园要设“白名单”，而且明确限定数量，每学期不超过六次，还不能与评优考核挂钩；对教师借调借用进行严格限制，避免教学任务被反复挤占。

这些措施放在一起看，指向很明确：不再让教师成为万能执行端。

这份通知的出台，也并非孤立事件。

今年年初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从学生减负，到教学转型，背后都绕不开一个关键前提——教师必须先有空间、有精力。

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不是文件里写出来的，而是课堂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最终承担这一切的，还是站在讲台前的老师。

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教师减负，不只是体恤个体，更是顺应时代变化的必要选择。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方向对不对，而在于落实能不能走到位。

这一步，走慢了不行，走偏了更不行。

只有把老师从那堆“破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安安心心、体体面面地站上讲台，我们的教育，才算真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