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骑兵称王 弓箭碾压火枪 铁骑虐杀倭寇

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中，火器对冷兵器是一场革新，装备火器的军队可以屠杀装备冷兵器的军队。

在19世纪，火枪兵面对已经放弃弓马骑射的游牧马匪确实如此，但在17世纪，骑射武士才是战场上的王者，火枪兵被铁骑虐杀的战例比比皆是。

即便到了拿破仑时代，面对纪律严明的骑兵，火枪兵组成空心方阵依然会被冲垮。

火枪淘汰骑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是18世纪的火枪兵，其核心竞争力是廉价，而非战斗力。

在进入无烟火药时代之前，火枪兵打垮骑射武士的关键是战损比让马匪无法承受。

毕竟，8岁的儿童、60岁老人、18岁的青年射出的子弹一样致命，且几周训练就能上战场。

而骑射武士则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只在青壮年能保持战斗力，年老力衰拉不开硬弓就只能退役。

采用雇佣兵模式的火绳枪兵无法淘汰骑马武士，只有采用公民兵模式，依托高动员能力，死多少，补多少，才能真正发挥出火枪的战争潜力。

17世纪东亚骑兵是火力、防护、机动性的统一

略懂军事的人都明白，火力、防护、机动三者合一的威力。

在17世纪，大明骑兵恰恰就是这样的恐怖的存在。明军骑兵的装备是布面甲、长刀、三眼铳、弓箭，另外，大明骑兵还配属野战炮和火箭车。

以火力来说，17世纪最强单兵火力远射武器是弓箭，很多人低估了弓箭，以为弓箭自诞生以来是静态的，从来就不发展和改进。

实际上，弓箭一直在进步，明代弓箭比唐代有了长足进步。6力（72斤）明大梢弓配梅针箭可以在50米射穿2mm厚的甲片，骑射武士射速达每分钟8-12箭，鸟铳手实战射速为每分钟1发。

在明末，南方的明军火枪兵是不穿重甲的，只披一套棉质罩甲或轻甲，只有北方边军才穿重甲。

十二三岁的少年使用4力弓配梅针箭也能在50米射杀火枪兵，这进一步增加了八旗马匪的兵员范围，史料中八旗马匪征召十二三岁的少年参战，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少年装备4力弓已经能够形成战斗力。

更小的拉力射出具备较大杀伤力的箭矢提升了骑射武士的持续作战能力，实战中，有八旗马匪在一场战斗中射完50支箭的记录。

在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和便携性上，弓箭对火枪有压倒性优势，毕竟火枪有哑火概率，火枪怕水，火药怕潮，风大会吹灭火绳，火枪齐射的烟雾会影响视界无法瞄准，夜战火枪无用，马背上火枪装填非常不方便。

17世纪火枪的射程优势意义不大，因为命中完全靠概率，即便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滑膛枪的精准射程为80米，随着目标距离的增加，命中率就越低。

因此，在17世纪，单兵火力最强的是弓箭，明军的大梢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天工开物》记载，上等弓弓力120斤，中等弓弓力80至90斤，下等弓的弓力60斤。

八旗马匪用的弓箭就是基于明大梢弓改进，牺牲射程，进一步提升破甲杀伤力。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弓箭射速优势大，这个时期的火枪骑兵打不过骑射武士。

其实，明末明军大量使用火枪主要还是因为训练周期短，可以快速成军。

明末，内阁、边将都重视弓箭，朝廷就鼓励地方多训练骑射武士对抗马匪。

在大明亡国几十年后，沙俄一个1000多人的火枪骑兵团在遭遇战中被鞑靼骑兵用弓箭歼灭，仅42人逃回，堪称全军覆没。

在马匪屠戮西南时，吴三桂打刘文秀也是如此，刘文秀的火枪兵被吴三桂的铁骑先骑射后冲锋直接打崩。

八旗马匪高度依赖弓箭，不善于近战，与明军、朝鲜军的交战记录中，90%的伤亡都是弓箭造成的。

明军对付马匪的办法是训练弓马娴熟身披重甲的家丁，大明总兵的家丁在数量相当的情况下可以压制八旗马匪；或者用车营，炮车拒骑，火炮轮射打散弹或公孙弹，可以击退数倍于己的马匪。

不善于骑射的骑兵则使用三眼铳，冲锋前先以三眼铳射击，再持铳管作钝器砸击。

三眼铳骑兵可以视为近战骑兵，手持的三眼铳其实是能够在50米距离发射3发子弹的铁锤。由于八旗马匪不善于近身战，甲胄也不如明军，陷入肉搏后往往不敌大明骑兵。

以防护来说，人马具装的骑兵就是17世纪的装甲车。现代人对甲胄的防护能力毫无概念，影视剧里铠甲都是纸糊的，只能说文艺工作者毫无常识。

朝鲜记录日军俘虏供词：明兵如铁塔，刀砍不动，箭射不入，唯火器可惧。

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在《日本史》记录：明朝士兵所穿铠甲极厚且结构精巧，日本刀即使全力劈砍，亦难伤其内体。

戚继光抗倭时就发现，南兵多无甲或穿轻甲，故易被倭刀所伤，戚家军披甲后，就变成了“倭夷长刀，锋利异常，然吾军铁甲坚厚，彼虽力劈，难透重层”。

明军铠甲对火枪都有一定防护力，朝鲜人记录：天兵铁骑，人马俱披重铠，冲突如风，贼不能当。倭人鸟铳虽利，然遇重甲则力弱，惟近前方可伤人。

明军一次战斗中记录，11名骑兵被火枪杀伤，其中最少的身中2弹，最多的中5弹，仅2人死亡。

在收复台湾战役中，葡萄牙人记录，朱成功的铁人军身中数弹犹挥刀斩杀。

事实上，古代私藏铠甲就是死罪，古代王朝之所以这么重视铠甲，就是因为重甲打无甲就是屠杀，一支人马具甲的骑兵在平原上可以击败几倍与己的对手。

针对能冲能射的骁骑，即便是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不会单独用火枪兵迎战，而是以车营的方式，阵前布设拒马和偏厢车，步兵、炮兵、骑兵协同作战。

再强调一次，明末对抗马匪首选骑射武士，在缺乏战马的情况下，就是组建车营，以战车环绕形成“有足之城”，避免被骑兵冲散，以佛朗机、三眼铳、五雷神机等高射速武器杀伤马匪。

不过，车营机动性差，非常被动，只能守株待兔，且车营未完成战斗部署时被攻击则是灾难。马匪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往明军炮口上撞了，奴儿哈只就下令，“遇敌若无盾车，切勿出战”。

明军骑兵打倭寇堪称虐杀

17世纪的火器非常不成熟，最大的问题是射速慢，欧洲重火绳枪虽然在训练时，老兵能打出每分钟1发的成绩，但在实战环境中下，一队火枪兵的平均射速为2分钟1发。

而2分钟时间骑兵足以从200米外冲到火枪兵40米外，再射10支箭了。

正是因此，基于欧洲重火绳枪仿制的斑鸠铳在威力和射程上都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不受大明野战军欢迎，主要用于守城。

事实上，鸟铳每分钟1发的实战射速还是太慢，野战中，明军主要使用佛朗机、三眼铳、五雷神机这类高射速武器。

鸟铳和倭寇火绳枪也是基于欧洲火绳枪的改良，倭寇改良了枪管设计和工艺，降低了炸膛概率。鸟铳则在设计和材料和工艺上全面改进。

然而，这些装备改良欧洲火绳枪的倭寇在万历援朝战争中表现一般，明军骑兵杀伤倭寇火枪兵如同砍瓜切菜。

倭寇战报记载：

明将率精骑突入，铁炮虽能击倒先阵，然其后续骑兵踏尸突进，遂使小早川阵崩。

明军仗其四蹄，践踏我阵。

骑兵马匹具装，人马皆披棉甲，箭矢难透，长枪刺中马甲后，枪折而马不倒。

明国骑兵千人自山驰下，铁炮队未及装弹，已被突入阵中。

朝鲜人记载，“倭寇不及掩耳，铳筒亦不暇放”。提到倭寇溃逃时还称“贼兵之走，亦如我国人之走”，意思是倭寇火绳枪都来不及开火就被明军铁骑打地四处逃窜，如同日军击溃朝鲜军队时一样。

朝鲜人描述明军辽东骑兵：天兵骑兵皆选辽东汉儿，人马俱披重甲；前锋持长矛，两翼挟弓弩，遇倭寇则先射后突，倭人谓之铁骑旋风。

朝鲜《再造藩邦志》记载：天兵一骑冒铳炮突进，夺其一旗而来，贼走入城。

葡萄牙传教士佛洛伊斯撰写的《日本史》记录，一名明军骑兵穿越火枪阵的烟雾，夺旗后“环视睥睨，从容而退”。

倭寇在野战中被明军骑兵打出心理阴影，仓皇逃串至海边筑城，中后期主要依靠城防工事抵御明军。

由于草原渔猎民族没有城墙，明军缺乏攻城训练和实战，骑兵也不适应攻城战，相对于前期野战无敌，后期几场攻城战明军反而打的不好。

原子化浪潮与马匪武德陨落

马匪的最大优势是产训合一的生活方式，这使马匪可以实现人人善骑射，全民皆兵，可以低成本征召和维持一只庞大的骑射武士抢劫集团。

野猪皮是李成梁义子，起家之初获得李成梁的帮助，训练八旗马匪其实就是山寨李成梁的铁岭家丁，而且没学全，八旗马匪不具备持矛冲击能力，是高度依赖弓箭的反步兵骑射武士。

高淮乱辽导致一批大明军户投靠野猪皮，野猪皮的舆论战和收买渗透导致很多辽东城池因边军欠饷哗变或内奸倒戈而丢失，在这个过程中野猪皮收编了超过1万多大明边军。

野猪皮的八旗其实是由通古斯人、被剃发易服的女真人和欠饷叛乱大明边军组成，是由通古斯人、女真人、汉人，以及少量朝鲜人组成的马匪集团。

八旗马匪和大明边军铁骑师出同门，在17世纪，10万人级别的骑兵军团是一只灭国级的军事力量。八旗马匪可以在一场战斗中集中使用超过6万骑兵，而大明罕有在一场战斗中集中使用骑兵破万的记录。

这使明军非常被动，在大部分战役中局部战场都面临以少打多的困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化、原子化是大势所趋，定居化的马匪很难维持茹毛饮血状态下的战斗力。

以八旗马匪来说，刚入关的时候战丁标准是能开7力弓。

乾隆时期的奏折多有反馈兵丁“弓力软弱”，战丁标准变成能开5力弓，然而很多兵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

即便是乾隆组建的精锐部队健锐营，3000人中能开8力弓的仅554人。这迫使乾隆不得不依仗索伦兵。

相对于现在网络上这些火枪至上论的键盘侠，乾隆还是懂一点军事，知道骑兵依赖火枪后战力必然下滑。

乾隆指出：“索伦等向赖狩猎养蓄为生，并不务农……若习汉俗，日久之后，忘其旧习，弃其技艺，于边界地方甚属无益”，

乾隆还指出：“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习必致废弛”，也就是说用火枪打猎比弓箭更容易，常年用火枪就不会射箭了。

无独有偶，傅恒奏称：“索伦唯勤于农，则弓马必废”。

因此，乾隆严禁索伦农耕，严禁偷买、自造鸟枪，查出即治罪。

嘉庆时期，八旗马匪彻底沦为废物，嘉庆就批评“弓力软弱，不能及远；马步生疏，临阵胆怯”。奏折中称：“查点营兵，能开硬弓者十无一二，骑马不过数十步即颠仆。”

道光时期，八旗马匪用2力弓，等同于玩具，射出的箭既无准头也无杀伤力。

在农耕、手工业技术进入内亚，以及俄国重启丝绸之路，原子化的风暴席卷内亚，内亚的牧民和八旗马匪一样拉跨，准格尔人已经无法保持产训合一，不再具备弓马骑射能力，转而使用火器，沦为人尽可欺的武德洼地。

这里说明一下，骑兵中战力最强的是能射能冲的骑兵，比如大明边军铁骑，配属野战炮和火箭车的大明铁骑是火枪兵的噩梦。

其次是能够持矛冲锋的骑兵，比如波兰翼骑兵。

再次是持马刀的近战骑兵，比如欧洲骠骑兵。

最弱的是只能用火枪远射，不具备冲锋和近战能力的火枪骑兵。典型案例就是僧格林沁装备洋枪的八旗马匪被装备大刀长矛的骡骑兵团灭。

从八旗马匪战力滑落的历程看，明朝在276年始终保持边军铁骑战力，且大明后期常年欠饷，这简直匪夷所思。

万历援朝时，大明立国已经224年，鸦片战争距八旗马匪入关196年，万历援朝的明军与鸦片战争中的马匪在战斗意志、军事技能、指挥水平上可谓天上地下。

距离马匪入关207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八旗马匪的表现为：“见贼而逃者为上勇，望风而逃者为中勇，闻警而逃者为下勇”。

猪妖政权是东亚武德洼地

事实上，野猪皮种姓制奴役时期是东亚历史上的武德洼地，先输缅甸，后输倭寇，这些都是被大明暴打的手下败将。

自18世纪之后，面对有港口的定居文明，马匪孱弱的武力就原形毕露，只能欺负一下陷入天花和内乱的准格尔，几场战斗合计斩首万余，就大书特书标榜武勋。

对原子化的牧民则大开杀戒，亦如扬州十日，把准格尔变成地理名词。

作为参照，斡难河之战，朱棣2万人对战本雅失里3万人，斩首1万，俘获殆尽，本雅失里仅带7人夜遁。

飞云山之战，朱棣3万人对战阿鲁台7万人，朱棣亲率千骑为前锋，直冲阿鲁台中军，导致阿鲁台中军奔溃，旋即侧击阿鲁台左军，阿鲁台左军被明中军、右军围杀。明军斩首二万余，俘获马驼牛羊数十万，阿鲁台遣使谢罪。

忽兰忽失温之战，朱棣3万人对战马哈木3万人，击毙王子十余人，斩杀万余，马哈木远遁。

必须指出的是，朱棣打的是产训合一，弓马娴熟，完成集结军队，八旗马匪打的是产训分离，骑射废弛，被天花和内乱祸害的准格尔散兵游勇。

朱棣把俘虏的蒙古军民迁入关内安置，视为大明子民。八旗马匪则把准格尔牧民斩尽杀绝。

诚然，在入关前，八旗马匪确实保持战力，但在入关后就迅速腐化，对战李定国时就两次惨败，史载“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恰恰是这个关键节点，洪承畴坚决反对议和，竭力主战，并亲自挂帅，通过分化拉拢，导致南明内讧瓦解，再命吴三桂领铁骑入西南，才击败李定国。

在三藩之乱中，八旗马匪已经打不过吴三桂的铁骑，只能靠体量优势和吴三桂打消耗战，若不是吴三桂名声太差，年迈体衰，胸无大志，中道崩殂，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只要了解大明与八旗马匪的战争就可以发现，马匪打明军都是利用骑兵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在局部实现以多打少，所谓的“八旗马匪满万不可敌”完全是编造的谣言。

相比之下，“明军满饷不可敌”反而更加接近历史。

明军在与八旗马匪的战斗中，主要问题出在朝廷、后勤、指挥、协同配合方面，明军普通士兵军事技能和战斗意志均属于中规中矩，其中的巡抚标营、总兵家丁、精锐车营则骁勇善战，经常对战几倍于自身的八旗马匪。

相对于清末那些提笼架鸟的八旗废物，明末的军队反而很能打，根本就不像即将亡国的军队，但凡有一个团结的领导集体，有充足的军饷，大明压根就不会亡，更不至于亡天下，使华夏被奴役近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