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晋商的启发

宁可破产，绝不亏人！看晋商乔家在币值暴跌25倍时，如何舍利取义，用倾家荡产守护“诚信”二字。这不仅是经商之道，更是中国文人用一生践行的“义利观”。

晋商的成功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讲诚信

他们是以诚信来支撑整个商业的

晋商对民营企业非常有启发

企业依靠政府不等于商官勾结

依靠政府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是晋商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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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家智库xTAIXUEx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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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今天到这来跟大家做个交流。大家都知道晋商很有名，但是晋商的成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又失败了？我想通过两个故事来给大家说明。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阎锡山主政山西，发行了货币“晋币”，最初晋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比价是1:1，完全相等，所以人们存钱时不用特意区分币种，只需要写明金额即可。

但到了 20世纪20年代后期，“蒋冯阎”大战爆发，阎锡山战败，晋币一路贬值，最终晋币和中央银行货币的比价变成了25:1。此时，晋商已经进入衰退期，乔家的票号“大德通”摇摇欲坠，即将崩溃。

这时候，大德通的掌柜找到了东家乔映霞商议：如果给储户都支付晋币，那么咱们的票号还有缓气的机会；如果咱们都给他们支付中央银行的货币，那么咱们立马就垮台。咱们到底该怎么做？

乔映霞回应道：咱们晋商的精神是讲究诚信，叫做“宁可人亏我，不能我亏人”。所以不管当年存的是什么币，一律给客户支付中央银行的货币。

结果就是，大德通在支付完毕后，票号彻底破产了。这体现的正是晋商的诚信精神，而晋商的成功，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讲诚信，他们是以诚信来支撑整个商业的。

比如乔家最初在包头做百货零售，当时他们的店叫“复字号”。那时候包头做生意的人很多，但掺假、缺斤短两的情况非常普遍，可乔家一直坚持商品绝不掺假、绝不缺斤短两。这种信誉让他们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从包头起家，一步一步做成了晋商大户。

可以说，所有晋商都把诚信作为立身的根本。也正因为有诚信，晋商后期做票号才能做得那么大。票号属于金融业，关键靠的就是诚信。当年相关制度还非常不完善，但晋商的票号依然能发展壮大，核心就在于他们极度注重诚信。

晋商注重诚信，是不是把诚信当作挣钱的手段？认为只有诚信才能赚钱，不诚信就不能成功？其实一开始或许是这样，但在经营过程中，他们已经把诚信上升到了基本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里所讲的“义和利”——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不要利，也坚决要坚持义。

大德通票号在即将灭亡的时候，依然坚持给客户支付中央银行的货币，而不是贬值的晋币，明知道会赔到破产，也坚守对客户的诚信，这就是“义”，把义上升到了崇高的层次。中国文化非常讲究义和利的关系，也就是“舍利而取义”，这种精神在晋商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晋商中讲诚信的不光是乔家，所有成功的晋商都以诚信为根本，讲究“以义制利”，意思就是靠讲义来获得利润。正因为讲究诚信、讲究义，他们才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从而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可以说，晋商的诚信，是他们能够成功的一大基本原因，这也说明他们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慈禧太后西行期间。当时慈禧太后没有住在山西巡抚的衙门里，而是住在了乔家，这背后其实是晋商非常注重和清政府搞好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商结合”，或者说得难听点，“官商勾结”。

乔家有个掌柜叫高钰，在官场的人脉关系非常广泛，和当时清政府内务府的总管桂春是非常好的朋友。高钰曾对桂春说，如果能有机会觐见慈禧太后，那就是我们终生的荣耀。桂春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所以当慈禧太后决定西行时，他把慈禧太后到达太谷的时间告诉了乔家，让乔家做好准备。

等到慈禧太后来到太谷后，桂春直接把她安排进了乔家，没有找当地政府。乔家热情招待慈禧太后，给她吃的都是山西各种有特色的小吃。慈禧太后在宫中常年吃大鱼大肉，从没吃过这些小吃，感到非常满意，觉得这是一辈子都没吃过的美味。

在慈禧太后离开的时候，乔家又给了她30万两银子，告诉她路上需要钱的地方多，这点钱让她路上用。慈禧太后非常感谢晋商，回到北京后做了两件对晋商影响深远的事。

第一件事，过去政府资产的转移都是靠军队押运银两，慈禧太后回去后下令，以后政府的财政来往都不用军队押运了，各地把银子交给晋商的票号，由他们汇到北京即可。也就是说，政府财务的运输通通交给了晋商。

第二件事，《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的赔款，连本带利一共是4亿5千万两银子，慈禧太后指示这些银子由各地政府分摊，分摊后按时把银子交给晋商的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最后由汇丰银行转交给各国政府。

这对晋商来说是一笔天大的买卖。当年平均汇费是4%，4亿5千万两银子的汇费数额巨大；而且地方政府有时候财政困难交不上赔款，晋商还能借钱给政府，收取利息。所以，晋商从《辛丑条约》的赔款汇兑中大把赚钱，这最后的十年也成为了晋商最辉煌的十年。

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官商结合。当年的票号光是做老百姓之间的汇兑和存贷款业务，业务量并不大，只有进入政府体系，给政府运送银两、向政府贷款，买卖才能做大。所以晋商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想进入政府的财政体系，为政府财政服务。

其实晋商早就在依靠政府发展业务了。比如最早的“船帮”，也就是对日本的贸易，因为用船作为运输工具而得名。晋商把丝绸、文房四宝、书籍等商品运到日本，再从日本买铜回来，来回的利润大概有10倍——也就是说，出发时用1万两银子买的东西，从日本回来后能赚到10万两。

这么大的利润，并不是谁都能获得的，只有政府允许才能做这项贸易。当年康熙皇帝在镇压蒙古人造反时，运送军粮非常困难，一担粮食从内地运到边疆要120两银子。而晋商提出，把运粮任务交给他们，从内地运到前线只要40两银子，仅这一项就为康熙皇帝节省了600万两银子的军费。

也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对晋商的印象非常好，所以当晋商提出要获得对日贸易的权利时，康熙皇帝就答应了他们。

再比如晋商做茶叶贸易，当年并不是谁都能做的，需要政府发放的“龙票”，龙票就相当于现在的出口许可证。晋商通过跟政府的关系，能够不断得到龙票，这才垄断了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

所以我们能看到，晋商所涉及的行业，无论是对日贸易、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还是国内的票号业务，全部都依赖政府。他们的成功、规模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支持，或者说他们与政府的结合、勾结——毕竟要让政府官员支持他们，难免会有行贿行为，比如乔家招待慈禧太后并赠送30万两银子，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

但这种官商结合也埋下了隐患：一旦政府垮台，这种结合就走到了尽头，作为商帮的晋商也会随之垮台。所以在清政府灭亡以后，晋商迅速走向了灭亡，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断崖式的灭亡”。

灭亡本应有一个过程，但晋商不是，在清政府灭亡之前还红红火火，清政府一灭亡就立马完蛋了。这说明他们走的这条路其实是有问题的。

晋商的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非常有启发。

第一个启发，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的诚信。正因为讲诚信，他们才取得了成功。诚信是中华文化里的优秀传统，今天的企业家也要记住他们的经验，以诚信的精神去做企业，这样企业才能成功。

第二个启发，晋商的成功和失败都在于官商结合。企业要不要依靠政府？当然要。但依靠政府不等于官商勾结，我们依靠政府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各种政策性支持，而不是拉拢腐败官员为自己做事，这是晋商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晋商作为商帮，在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了解晋商的各种事情，对我们都有启发。不忘历史，牢记今天，我经常给同学们写一句话：“回顾商帮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希望我讲这些话对大家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分享嘉宾

梁小民
经济学家

新经济学家智库旗下《太学》栏目，以"可行动的知识"为坐标系，汇聚经济学者、科学家、文化名人、企业家、达人等各行业的创见者，穿透宏观叙事，分享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