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奇那一跳，是逆天改命，还是从“失败者”回到普通人的一小步

这几年，双雪涛的小说被陆陆续续被搬上大银幕，从两个版本的《平原上的摩西》，到两部《刺杀小说家》，再到上周六同一天上映的两部电影《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风格迥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改编样本。

有意思的是，由作家亲身参与其中的电影《飞行家》反倒与原著的讲述有很大不同，在只保留核心的人物设定下，作为监制和编剧的双雪涛与导演鹏飞大胆地讲述了一个全新的“飞行家”的故事。

在我看来，它就像是一个塞满苦涩幽默的童话故事。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飞行家》，请把记忆中的进度条拉到电影即将结束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妨来猜猜它的结局：蒋奇明扮演的主角李明奇要背着自己做的飞行助推器从599米的高塔上飞身而下。

结果大概有三种：一是这一跳失败，李明奇没能精准地降落在规定的范围，或者落地后没能按规则站起来，再或者直接当场丧命；

二是他一跃而下，在空中盘旋，即便途中被迷雾遮住视线，也还是落在了指定的地点。他趴着落地，满嘴是血，但最终还是咬牙站了起来，成功。三是开放性的：他飞走了，没再回来……

有一些信息或许可以帮你做出判断：比如，电影海报上有句话：“你咋不上天呢！”从这句话里，我听到的是电影会谈及妄想，或谈及白日梦。

妄想和白日梦本质上一样，但妄想听着刺耳，似乎就更接近失败，白日梦好些，浪漫地偏向不可实现之外的“万一”和侥幸。

“你咋不上天呢！”在你看来，这语气里包含的是嘲讽还是赞叹？这决定了李奇明是否可以占据“万一”。如果我再告诉你，他这一跳生死攸关，并且不止关系到他一个人的命。那么，问题或许又成了：你是否希望他拥有侥幸？

这部电影是从双雪涛2017年的短篇小说《飞行家》改编而来的。电影的改编虽然与原著的讲述相去甚远，几乎只保留了“飞行家”李明奇基本的人物设定——一个对飞行，对制作飞行器着迷的东北工人，但作家是深度地参与了电影制作的，他既是监制，也是编剧。

电影里，李明奇坐着热气球升空，背着降落伞从2500多米一跃而下，他研究自制飞行器，想将它当作日常的交通工具，在离地三米半的空中悬停，前进，想象世界由此升腾出一种全新的交通秩序。

问他为什么要飞，他说：飞起来，视野就变了，视野一旦变了想法就跟着变，想法一变，世界也就彻底变了。

我的意思是，电影的结局虽然不在小说原著里，但如果你是双雪涛的小说读者，还记得《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等等作品中时代对普通人命运的裹挟和规训，记得阅读过程就好像经历胸口碎大石一般从压抑到撕裂的痛感。

那么，你猜“飞行家”李明奇会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我猜，他会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最后这一跳，李明奇成功了。

听得出来，电影院里集体松了一口气——这一跳的成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也是看着看着电影就可以猜出来的。因此，我虽为剧透感到抱歉，却也敢保证这几乎不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

我选择从这一处结局讲起，因为这是我在看完电影之后，问向双雪涛的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让这一跳成功？

我当然也很希望李明奇成功，并为这成功感到安慰，还知道他并不会因为这一瞬的成功就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成功者。

但这个看似不负众望的结果还是有些魔幻的，它显然不能代表生活的真相，而它营造出的气氛甚或说假象，在作家笔下更是难以见到。

“虽然这一跳，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终归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属于电影的，它不属于小说。”

双雪涛说：“李明奇的确没有因为这一跳变为成功者，他只是从彻底的失败者变成了一个相对普通的人而已。”

继而他反问我：“你希望情绪得到电影的安慰吗？”

我喜欢小说中的凛冽，因此我并不期待安慰，相反，我可能更期待自己能怀有某种警惕，可以冷静地审视。但事实是，我的确得到了安慰，并且享受它带来的短暂的温暖——我似乎是在得到安慰后，才发现自己需要它。

双雪涛说，他觉得电影有时候是需要抚慰人心的，不是那种媚俗的抚慰，而是具有抚慰的内核，是我们在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看过《阿甘正传》之后所获得的感受。

有评论认为《飞行家》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创造力一次次被压抑的过程，有观众因为看到这种压抑和艰难在电影结束后的首映礼中起身嚎啕大哭。这里的所谓创造，是那些超越一般生存需求的东西。

在做这部电影时，双雪涛将它对标为写作，或是拍电影。他觉得任何一个创造者，一个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的人，都会把自己所做的事想的很“高”，也因此艰难。

比如他在写作时，就会想象自己的作品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作品比肩，“我会觉得我和契诃夫是一伙的，是一个行列里的人。

但我又觉得自己和他不一样，他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就是这种不一样才使我拥有机会。当这种想法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发生时，你知道，这其实是很疯狂的。”

李明奇身上就有这样的“疯狂”和自信，它来自父辈，来自自己，也来自轰轰烈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这信心使他在电影开始不久就毫不犹豫地从高空一跃而下，也使我们一下子就相信，如果不是陨石改变了他在空中的飞行轨迹，他绝对会成功。

可是再想，与其说陨石改变了李明奇的命运，不如说给他的失败找了一个借口，它掩盖了人本身的无力和不自知——从2500米的高空跳入地上的一个圆圈，成功的几率何其微小？遗憾替代了失败。

又比如高旭光，如果他的手指没有被飞行器炸伤，如果他不放弃高考，他可以在考场上成功吗？手指使他不得不选择放弃，但是否也使他终于可以放弃？

双雪涛说，电影虽然叫《飞行家》，但不能一直讲飞行，他更多地想要去讲述的是生活，是在巨大的缺憾之下，在失败了和放弃了之后继续想方设法生活的东北人。

对我来说，《飞行家》就像是在一个童话里塞满既苦涩又残忍的幽默。梦想是有，但李明奇不执着，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但也并不能真正地在生活中特立独行，电影不是在讲述他坚持梦想的故事，而是一再讲述着他的放弃，他认同规则，也认同失败，因此他为现实放弃，也为愧疚放弃，最后就连选择放弃的权利也一并失去。

他的过往，不论是失败的证据——那颗陨石，还是憧憬——飞行器的零件，都一并塞进了“佐罗舞厅”，然后，舞厅也不得不放弃。

这几年，双雪涛的小说陆陆续续被搬上大银幕，从两个版本的《平原上的摩西》、两部《刺杀小说家》、到与《飞行家》在同一天上映的《我的朋友安德烈》，作家多多少少都参与其中。这些影视作品风格迥异，是非常有意思的改编样本。

去年，在电影《平原上的火焰》上映时，我就和双雪涛聊到过他对于电影的想象、探索和期待——既能完成表达，又不失商业的爽感，他所理解和期待的商业化不是两个星期卖出5亿票房——这样当然更好，但就现实来说，所谓商业是一种观众的感受，看完电影是否感到舒适，是否不会觉得被愚弄。

这里所说的观众也不等同于票房，而是抽象的观看者，是也包括那些在未来某一天忽然想在某个小屏幕前观看或重看这部电影的人。简单说吧，他希望雅俗共赏。这听起来轻松，实际艰难。在《飞行家》里，双雪涛进一步进行了实践。有评论认为，他和导演在探索中完成了一部“庶民电影的杰作”。

整场电影之间，我耳边观众席的声音始终在噗嗤一笑和长久的叹气之间来回摆荡，我好奇是否有人始终在笑，而有人始终叹息，大家各取所需地在电影中抓取“属于”自己的信息。

但我猜大多数人会像我一样，在每一次幽默被苦涩消解，每一个残忍的真相又被幽默兜住之间，感觉自己就好像是在被摔碎和被粘合之中反反复复地重塑。

比如李明奇为了给侄子凑医药费想到表演跳塔——这正是为什么会有那“最后一跳”，到电视台面试，“考场”上正常的表演都是“二人转”之类的节目，而他站在几位台领导面前，上来就问：最多能给多少？10万能给不？对方问：这是你的节目？冷笑话？“10万”是苦涩，是救命钱，也是他给自己卖命开出的价码，我倒吸一口气，可要叹息时，又被“冷笑话”打碎成无奈的笑吐了出去。

又比如，李明奇完成最后一跳，穿着贴满广告的行装从地面上艰难地爬起，镜头切到台长，他问：所有广告都露出来了吧？——我猜他担心万一广告露出不够，赞助商不给钱，李明奇就白跳了。但他知道结果后一拍大腿：我要去省台了！——李明奇赌上性命不过只是他晋升的砝码。预期违背使影院里爆发哄笑，但笑不过一秒，这人性合情合理又残忍无比。

再剧透一个细节就结束吧：李明奇面试时，电视台的几位领导正是电影前半段中出现过的《西游记》里师徒四人中的三个，此前，他们迷失在树林时，被李明奇驾着热气球营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