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接见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询问何物最出名

1959年8月，浙江金华。

一列专列悄无声息地滑进站台，却没有再次启动的意思。

烈日当头，车厢里的气压低得吓人，比外头的滚滚热浪还要难熬。

车里坐着的，是毛泽东。

车外站台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领着几个被火急火燎喊来的地委、县委“一把手”，正候着。

这几位地方官，两条腿都在打哆嗦，后背早就湿透了。

这也难怪他们心慌。

那年头日子特殊，庐山上的会刚散，上面的风向转了好几道弯，下面的人心都悬在嗓子眼。

这会儿被主席突然叫来“聊天”，谁心里没个算盘？

是福是祸？

是来听好话的，还是来挨板子的？

这趟看起来像是寻常的走访，可要是把目光放长远点，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堂分量极重的“纠错课”。

毛泽东借着“生姜”和“清官”的话题，给当时发高烧的官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这是一场关于“官该怎么当”的现场教学。

下午五点，王芳领着五位地方负责人，硬着头皮跨进了主席的车厢。

这几位平时在地方上说话算数的主儿，头一回见大场面，进门全成了木头桩子，盯着主席看，嘴巴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

还是毛泽东主动伸手，挨个握过去，问长问短，才算把冻住的场面给化开了。

落座后，毛泽东也没摆架子，就像邻家大爷一样，聊老家哪里的、多大岁数、日子过得顺不顺。

这一套家常嗑唠下来，大伙儿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点扣。

聊得差不多了，毛泽东突然抛出了真正的考题：你们那里的地里，到底长得咋样？

这话在当年，简直是个烫手山芋。

要是照着报纸上的调子唱，那就是形势喜人，亩产早就上了天；可要是摸着良心说实话，地里全是乱摊子，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几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个整屁。

这吞吞吐吐背后的账，谁都会算：讲真话，怕被扣上“右倾”的大帽子；讲假话，对着主席那双眼睛，心里头虚得慌。

毛泽东是什么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帮人的小心思。

他没拍桌子，而是立了个规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讲情况必须实事求是！”

这就好比给大伙儿吃了颗定心丸。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撑腰，几位负责人的胆子终于壮了起来。

有人倒苦水，说指标定得没边了，累死也完不成；

有人揭短，说下面的干部作风霸道，强迫命令，甚至搞虚假浮夸；

还有人把心一横，提到了最敏感的“公共食堂”：老百姓意见大得很，打回去的饭菜全是凉的，回家还得重新热，这不纯粹是瞎折腾嘛。

这些话，在当时的公开场合，那是绝对听不到的“禁语”。

毛泽东听得格外仔细。

针对这些烂摊子，他当场给出了三条硬邦邦的判断：

头一条，说指标：“指标得留后手，别在那儿吹牛皮，别光听上面瞎忽悠。”

第二条，说作风：“绝对不能搞高指标，放空炮，更不能逼着底下人干，搞假汇报。”

第三条，说食堂：“只要群众不愿意干，那就趁早散伙。”

这三条，条条都扎在当时的死穴上。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这种冷静的大实话，简直比金子还金贵。

工作汇报完事儿，气氛虽然没那么僵了，但这毕竟是政治谈话，弦还绷着。

为了换换脑子，毛泽东把脸转向了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

他冷不丁问了个看似轻松的问题：“你们永康，啥玩意儿最出名？”

这是个坑吗？

不是。

这是一道价值观的测试题。

马蕴生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抓了抓头皮。

作为一县之长，他脑子里蹦出来的，肯定是当地能换钱的特产。

愣了半晌，马蕴生抬头回道：“永康五指岩的生姜最出名。”

这就像有人问你老家有啥，你下意识就说“烤鸭”或者“火锅”是一个道理。

平心而论，马蕴生没说错。

五指岩的生姜确实是一绝。

这东西早在宋朝就有名号，还跟白娘子盗仙草的神话沾边。

当地甚至有顺口溜：“日食三钱五指姜，到老不用开药方”。

论经济价值和名气，这确实是永康的一张脸面。

可毛泽东听完，却摇了摇头。

他不买账。

他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名气大，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那个香火几百年不断，才是最出名的。”

大伙儿都愣住了。

主席大老远跑过来，不关心土特产，怎么关心起了一尊泥菩萨？

紧接着，毛泽东开始给大伙儿拆解这尊“神”背后的门道。

他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仙，他就是个人。

他是北宋的一个清官，因为给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才记着他。”

话说到这儿，味儿就出来了。

毛泽东嘴里的胡公，大名叫胡则，北宋人。

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47年，伺候过太宗、真宗、仁宗三代皇帝。

这人有啥过人之处？

就两点。

第一，敢说真话。

他在福州当知州的时候，朝廷搞土地改革，把滩涂租给农民。

结果中间出了幺蛾子，层层盘剥。

胡则没像别人那样缩着脑袋保乌纱帽，而是直接给皇帝上折子。

他在奏章里写了一句硬得硌牙的话：“百姓疾苦，刺史当言之。

而弗从，刺史可废矣。”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百姓受罪，我当官的就得说；要是说了上面不听，那我这个官不当也罢。

这种硬骨头精神，不正是1959年最缺的东西吗？

第二，能干实事。

为了给百姓免税，为了改盐法，他不怕得罪权贵，甚至为此丢了官。

但他不在乎位置高低，只在乎事儿办没办成。

毛泽东盯着马蕴生几个人，语重心长地送了八个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这就是为啥毛泽东觉得“胡公”比“生姜”名气大。

生姜，顶多调个味，治个头疼脑热；可像胡则这样的官，能把老百姓从火坑里拉出来，能治社会的病。

老百姓为啥把胡则抬上神坛，喊他“胡公大帝”？

不是因为他会法术，而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把老百姓当人看。

这笔账，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谁对我好，我就记谁一辈子，甚至把他供起来。

这场谈话的分量，在后来的日子里越发显现出来。

王芳下了车，立马跟浙江省委做了汇报。

省里的头头脑脑虽然吃惊，但在那个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没敢大张旗鼓地讨论。

可毛泽东的脑子没停。

回到北京没多久，中央办公厅就发了一封著名的信——《党内通信》。

这是毛泽东直接写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

信里头，针对当时大办食堂、瞎定指标、吹牛浮夸这些烂事，毛泽东用大白话进行了纠正。

要是回过头再看金华列车上的那次聊天，你会发现，那其实就是这封信的一次“彩排”。

毛泽东为啥非要纠正马蕴生关于“生姜”的回答？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档口，太多干部迷失在了数字、指标和特产这些“生姜”里，却忘了当官的根本——那个敢替老百姓喊冤的胡公精神。

历史有时候挺有意思。

那天在铁轨上，马蕴生想的是土特产，毛泽东想的是人心。

生姜确实有名，但烂在地里就是一堆枯草；而胡公被老百姓念叨了一千年，香火到现在都没断。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出名”。

信息来源：

《党史博览》2004年第05期 - 《毛泽东与浙江省第一任公安厅厅长王芳》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毛泽东眼中的“胡公大帝”：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