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盲从、对华强硬，日本的双标外交

一个国家的命运，藏在它的地理、气候、土壤、空气里，也藏在它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抉择当中。当外交失去独立与平衡，危险便已悄然逼近。

2026年1月，世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震动。

美军以“禁毒执法”为名，公然入侵主权国家委内瑞拉，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总统绑架案”——将马杜罗总统从首都加拉加斯掳走，押赴美国受审。

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然而，在一片批评与惊愕声中，有一个国家的反应格外耐人寻味。

高市早苗的官方表态，仅仅是“推进旨在恢复委内瑞拉民主及局势稳定的外交努力”。

对于这起赤裸裸违反国际法、践踏国家主权的行径，高市选择性地回避了原则性批评，言辞模糊，态度暧昧。

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就在两个月前，同样是这位高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暗示日本将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

一软一硬，一昧一刚。

对待美国，是近乎无条件的“忖度”（揣摩迎合）；对待中国，则是咄咄逼人的示强与挑衅。

这种严重“双标”的外交姿态，正将日本推向一个极其危险的战略边缘。

一、失职的外交：从“友邦惊诧”到“盟主惊诧”

在日本前外务审议官、资深外交官田中均看来，外交的终极意义在于“绞尽脑汁，防止国家间的利益对立演变为战争”。

这正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精神内核相通。

然而，当下的日本外交，显然背离了这一初衷。

首先是对华关系的鲁莽行事。

在台湾发言及后续引发的巨大外交风波，日本政府选择了“糊弄”与“沉默”。

担心撤回言论会得罪国内的强硬反华派，于是宁可牺牲对华关系的稳定性。

这种短视的政治算计，换来的是中国方面从旅行限制到关键物资出口管制步步升级的反制。

其次是对美关系的无原则附和。

委内瑞拉事件，本应是日本重申“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原则、展现外交独立性的绝佳机会。

然而，日本政府最终对美国行动表示“理解”与“隐忍”，对国际法和主权原则的受损视而不见。

这种外交上的双重标准说明日本政府已经丧失了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清醒、独立战略判断的能力。

二、美国的转向：西半球霸权与“弃亚”征兆

要理解日本为何陷入如此被动的“双标”困境，必须看清其盲目追随的对象——美国——正在发生的根本性战略转变。

为何特朗普要在此时对委内瑞拉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

直接动因是国内政治：特朗普支持率下滑，需要通过对外军事行动（且是零伤亡的低成本行动）来凝聚国内支持，为中期选举造势。

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西移”。

2025年1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的安全保障轴心，正在从东半球（欧洲、中东）转向西半球（整个美洲大陆）。

其目标是确立从格陵兰、加拿大、美国本土、墨西哥直至中南美的绝对霸权势力范围。

对加拿大、墨西哥持续施加关税压力，对委内瑞拉直接动用武力，都是这一“西半球霸权确立”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关税杠杆与军事行动，都是“力量的行使”，本质相通。

这意味着什么？

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正在崩塌。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至少表面上）遵守国际法和全球化下的国际合作主义之上。

而特朗普正在用实际行动宣告：唯一的准则是“美国优先”，为了美国利益可以任意行使力量。

亚洲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优先级正在显著下降。

拜登时期，美国重心已从中东转向印太。

而特朗普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向“西半球”。

从（特朗普）抑制成本的做法来看，他完全没有进行正式战争的打算。（他的模式是）从空中打击然后迅速撤离。

如果这个判断接近现实，那么高市早苗以“美军来援”为前提的“存立危机”发言，就显得更加荒谬且危险。

这好比一支军队，把全部胜算押在一位已经心不在焉、准备撤离的盟友身上，并为此提前向强敌亮出了刀刃。

三、日本的困境：依附性战略的穷途末路

美国的战略收缩与规则破坏，对日本而言，本应是一次反思甚至摆脱过度依赖、重塑自主外交的历史性契机。

然而，高市政府的反应却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路径依赖与思维僵化。

其一，政治体质右倾化，绑架理性外交。

高市早苗的台湾发言问题，不止是一次失言而是精心设计的阴谋。

目前日本媒体已经披露，在官僚给高市早苗的国会答辩发言稿中针对台湾问题明确写明要表达“暧昧”态度。

但是高市早苗却“临时发挥”。

在外交官僚经验丰富的田中均看来，作为政治底蕴较差的高市早苗需要表现得与传统稳健政治家不一致才能获取高支持率。

但是只要高市早苗不撤回言论，中日关系就难以修复，中国也必将持续出手反制。

然而，撤回言论需要政治勇气，而当前政权的支持基础恰恰部分来源于对华强硬姿态。

于是，国家长远利益被短期政治算计所绑架。

其二，官僚系统创造力枯竭，唯官邸马首是瞻。

安倍晋三时期成立的内阁人事局，使得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关系发生了力量变化。

官僚因顾忌官邸的人事权而进行‘忖度’。

在安倍晋三政权长达十年的‘驯化’下，日本外交官僚体系完全听命于首相官邸，难以构思出突破困局的智慧方案。

其三，缺乏战略杠杆，在美国面前没有议价能力。

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美国守护我们，不能惹美国不高兴”的信条。

但今天的美国已非昔日那个致力于维护秩序的美国。

最关键的是美国对华关系比对日关系重要好几个层级。从尼克松访华没有事先通知日本也可见一斑。

日本若一味随美反华，很可能沦为美国对华博弈中可牺牲的“弃子”。

历史总是充满相似的韵脚。

回望上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的步步侵逼，彼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中，亦不乏以“避免友邦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由，压制抗日呼声、甚至寻求“曲线救国”的精英。

鲁迅一篇《“友邦惊诧”论》，凌厉地剥开了这种对列强畏惧、对民众苛责的虚伪与荒谬。

外交的本质，是妥协的艺术，是在复杂利益中寻找平衡点的智慧，并有责任将这种妥协与平衡向国民说明，赢得理解。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而持续沉溺于民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安逸”之中，那么，高市早苗作为领导人的资质便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