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二）

（学之智经济原创）

之前文章讲到亚当·斯密的早年生活与教育、学术生涯与思想形成，以及游历欧洲经历密集而高质量的思想交锋，这为潜心构思的巨著《国富论》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养分。斯密已经清晰地构建起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基础工作已经完备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巨著的问世

结束欧洲游学并返回苏格兰故乡后，斯密在接下来的近六年时间里（约从1767年至1773年），几乎全身心隐居在家乡柯克迪，致力于将游历所得转化为一部体系性的著作。他将自己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及重农学派交锋所获的深刻灵感，以及对英国本土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观察，系统性地熔铸于这部后来被称为《国富论》的巨著创作之中。

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他日益感到在相对闭塞的柯克迪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面临着严重局限。他难以持续追踪欧洲最前沿的思想动态与政治经济争论，也缺乏与各界精英直接交流的学术氛围。他意识到，要确保这部著作的论证坚实、资料翔实且能回应时代核心问题，必须重返一个知识与信息的中心。因此，1773年5月，斯密带着已具雏形的手稿来到了伦敦，用了三年（约从1773年至1776年）时间完成了书稿的最后淬炼与定稿。在伦敦的日子里，斯密的生活异常充实且富有成效。

一方面，他积极融入了当时英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圈子。他入选了皇家学会，并加入了由文坛巨擘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主导的著名文学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他得以与埃德蒙·伯克、爱德华·吉本（当时正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乔舒亚·雷诺兹以及大卫·加里克等时代俊杰交流思想，这些互动无疑拓宽了他的视野并锤炼了他的论述。

另一方面，斯密并未沉浸于社交，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和更专注的态度，继续埋首于《国富论》最后的修订与完善工作。他充分利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议会报告的丰富资料以及来自殖民贸易和金融业的最新信息，对书稿进行反复打磨、增补与验证。伦敦这段兼具高端社交与深度研究的岁月，最终确保了《国富论》在思想深度、论证严谨性和现实相关性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最终，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于 1776年3月在伦敦正式出版，随即震动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这本书构建了一个以劳动分工、自由市场、资本积累和有限政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领域，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人对社会、政治与商业的根本看法。

《国富论》出版后，亚当·斯密的生活主要围绕《国富论》引发的巨大反响而展开，耗费了大量精力来回应自各方的赞誉、质疑与讨论。他继续活跃于约翰逊博士的文学俱乐部等精英圈子，与埃德蒙·伯克、爱德华·吉本、约书亚·雷诺兹等人交流，不断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和完善。

巨著的主要观点

《国富论》首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思想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斯密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观点：

财富的本质：斯密认为，财富的本质是社会劳动所能提供的实际商品与服务，财富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并金银储藏，金银货币仅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这对当时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一种根本性批判，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货币的积累，斯密则彻底扭转了这一观念。

劳动分工论：斯密认为，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劳动分工。他以著名的制针工厂为例，证明劳动分工是生产力飞跃性增长的重要基础。分工专业化能大幅提升熟练度、节约转换时间，并促进工具的改良，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价值理论：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深入探讨了交换价值的来源。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一观点为后世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起点。

资本与经济增长：斯密提出，资本积累是分工深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资本流动会自然流向最有效率、回报最高的领域，推动社会财富动态增长。并且，资本应优先投入生产性行业，如制造业、农业；减少对非生产性行业的投入，如纯消费性行业。

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斯密对当时主导欧洲的重商主义政策发起了彻底批判，反对以积累金银为目的的贸易保护，认为这只会扭曲市场、阻碍财富增长。他主张国内应建立自由市场，国际间应推行自由贸易。

“看不见的手”：斯密发现，个人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会在一种自发秩序的引导下，无意中促进社会整体的福利与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市场交换与竞争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有限的政府角色：斯密认为一个理想政府的职能应是明确且有限的，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特许垄断。在理想的蓝图里，政府不应干预市场运行，而应专注于履行三大核心职责：国防（保护社会免受外敌侵犯）、司法（建立并维护公正的法律体系以保护产权、惩治侵权）以及建设与维持特定的公共事业与公共工程（如基础设施、教育等私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服务）。

需要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揭示了现代市场社会得以健康运行的双重基础。一面是《国富论》所阐明的自利动机与市场机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将分散的自利行为协调为促进公共福利的秩序。另一面是《道德情操论》所奠基的道德情感与社会规范，需要有正义感、诚信、公平交换等基本社会德性。缺少这些道德情感的约束与引导，纯粹的自利极易滑向贪婪、欺诈与压迫，最终摧毁市场交易所必需的信任与社会纽带。

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巧合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3月出版，而同年7月，美利坚十三州发布了《独立宣言》。这一年象征着双重决裂：在政治上与君主专制和殖民统治决裂，在经济上与特许垄断和管制经济决裂。这标志着旧世界的重商主义、殖民体系与特权经济走向终结，一个以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为特征的现代性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晚年余晖与遗作

晚年，亚当·斯密的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定阶段，人生中最后12年基本上都是在爱丁堡度过。1778年1月，在昔日的学生布克莱公爵等友人的促成下，时年55岁的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这是一个薪酬优厚且备受尊敬的职位。有了这份稳定的新收入，他携母亲和表妹搬入了爱丁堡郊区舒适的潘缪尔公寓，从此在此定居。不久，他表弟的儿子大卫·道格拉斯（当时年仅9岁）前来爱丁堡与他们同住。斯密将这位年轻的亲戚视如己出，悉心培养。道格拉斯后来继承了斯密的全部手稿与财产，并在他去世后，以其继承人的身份，承担起了整理与保管斯密思想遗产的重要责任。

尽管海关专员的工作需要处理繁杂的关税稽查事务，但斯密并未中断学术生活。他利用业余时间持续修订和再版《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他积极参与爱丁堡思想界的活动，频繁出入各类学会与沙龙，与当时苏格兰的知识精英保持着密切交流。

1784年5月23日，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去世。这时斯密的母亲已经90岁高龄，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对于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斯密而言，仍是一次难以承受的悲痛。斯密在给出版人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母亲是“一个比世上任何人都爱我的人”，而她的离去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1786年冬天，亚当·斯密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不得不因病卧床。次年春天，他向苏格兰海关委员会告假，专程前往伦敦寻求更好的医疗救治。这次伦敦之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利用在伦敦的这段康复期，斯密请人为自己绘制了两幅肖像画。这两幅珍贵的画作如今珍藏于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记录了他晚年的容貌，也成为了后世缅怀这位思想巨匠的重要遗物。

1787年11月，当斯密结束在伦敦的疗养返回苏格兰时，收到了一份无比珍贵且恰逢其时的慰藉——格拉斯哥大学正式邀请他出任名誉校长。在离开母校二十三年后，昔日的师长、同僚与后继者们仍以如此隆重的姿态铭记并尊崇他。斯密对此深感欣慰与感动，他在回信中由衷地表示：没有其他更能让我满意的职位了！这份来自母校的崇高荣誉，不仅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更是在他饱受病痛困扰后的精神力量。

1788年秋天，陪伴斯密近四十年的表妹珍妮·道格拉斯去世了。自回到柯科迪定居以来，珍妮便与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一同，悉心料理他的家务与生活，成为他隐居著述岁月中最稳定、最亲密的支持者。珍妮的离世，使斯密晚年的孤独感变得无比具体而深刻。

1790年7月17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爱丁堡与世长辞，安葬于卡农加特教堂（Canongate Kirk）的墓地。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做出了一个令后世学者扼腕的决定：在好友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作为遗稿管理人的见证下，他坚持销毁了几乎全部未发表的手稿，仅留下少数几篇他认为可以传世的独立论文。这一举动，或许源于他不愿留下任何自己认为不够完善、可能误导世人的思想片段。最终，仅有《哲学论文集》等少数作品在其身后得以出版，成为斯密留下的最后遗作。

回顾亚当·斯密的一生，他是启蒙时代思想家探索社会秩序如何改良的伟大缩影。在个人生活上，斯密终身未娶，与母亲玛格丽特相依为命。在社交与思想圈层中，他活跃于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之间，尤其与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深厚友谊。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同情共感”出发阐释社会道德的情感根基；在《国富论》中，他又从“看不见的手”入手揭示市场利益驱动的自发秩序。

后世影响与争议

亚当·斯密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启发了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深入发展，乃至为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起点。在实践中，斯密的思想为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及有限政府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直至今日，在关于全球化、市场角色与政府干预的辩论中，斯密的理论仍然是重要基石。

斯密留给世界的，是一个需要被完整、审慎理解的宏大思想体系。他的著作被译为数十种语言，跨越文化与国界，成为全球经济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坐标与对话基准。作为对其不朽贡献的崇高致敬，他的肖像曾长期镌刻于英国20英镑纸币之上，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学者的纪念，更象征着其思想对现代商业文明、法律制度与财富观念的塑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然而，在思想传播与政治话语中，斯密的形象常遭简化与切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他常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 “自由市场象征” 或“最小政府”的代言人。这种简化选择性地忽略了他原著中丰富的另一面：对垄断力量的深刻警惕、对普通劳动者处境与工资的真诚关怀，以及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保障教育、维护正义等方面必要且积极角色的明确论述。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往往各取所需，致使一个复杂、平衡的思想体系被片面引用。

具体而言，有如下争议。“看不见的手”被过度引申，有些人将其膨胀为市场万能的教条，掩盖了斯密对市场局限性的诸多警告。斯密主张有限但积极的政府，包括监管金融、提供教育、基建及反垄断，但这些常被最小政府论者淡化。斯密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但又承认价格仅仅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导致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与生产成本论间摇摆，后世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派各执一端。斯密被视为全球化教父，但当代批评者指出，他未预见全球资本流动导致的劳工标准竞次、金融失控等问题。也有批判声音认为斯密的增长理论预设资源无限，缺乏生态维度，成为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思想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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