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电视剧骗了！明朝末年的1亿汉人，根本不是输给十几万满人的

文｜老达子

本文共32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东坡志林》里有这样一句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杜牧也在《阿房宫赋》中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这两句千古名言，正是解开甲申之变的残酷真相的密钥。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大明坐拥两京十三省、户口过亿，为什么会被关外那人口不过百万、披甲仅十万的八旗铁骑，像切豆腐一样吞噬？仿佛这亿万汉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该把对手淹没了。

但这仅仅是后人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史料冰冷地告诉我们：在清军入关前，大明这台庞大的机器早已死于内脏衰竭了。

所谓的以多输少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在崇祯十七年，那亿万子民中的绝大多数，早已在瘟疫与饥荒的折磨下，变成了王朝沉重的负债，而不是资产。

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不过是那个刚好路过、顺手收尸的捕猎者，今天老达子就来带大家去看看明朝末年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吧～

生物战级别的降维打击

在很多影视剧里，李自成进北京时，城墙上的明军都是畏战投降，但其实翻开史料，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那时候的北京城，几乎已经是一座死城了。

如果你去读吴又可的《瘟疫论》，或者查阅崇祯十四年后的地方志，会发现一个高频词——疙瘩瘟。

这是一场在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烈性鼠疫，它起源于万历年间的山西，随着明末驿站系统的崩坏和流民的迁徙，最终在崇祯末年形成了对华北平原的毁灭性打击。

《崇祯实录》里记录了这样一幕：“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这场瘟疫有多惨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

对于国防而言，最致命的打击在于，瘟疫是不认人的，它不会因为你是拱卫京师的禁军就绕道走。原本北京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账面上有几十万人，但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现状是什么？

“京师兵额虽多，其实这也是虚数……及贼薄京师，守城者止羸卒五六万，由于大疫，死者过半。”

这不是吃空饷的问题，而是物理层面的人员消失。剩下的士兵，鞭一人起，一人复卧，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被派去守卫城墙的，甚至是从大街上抓来的太监和乞丐。

所以，当李自成的大顺军轰开城门时，他们面对的不是装备精良的明朝正规军，而是一群在鼠疫中幸存下来的、奄奄一息的病号。

这不是战争，这是收割。

满清入关时，为什么感觉北方防线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在物理意义上，北方的精壮人口已经被鼠疫清洗了一遍。这不是汉人打不过满人，而是病毒先替满人清了场。

财政与气候的死结

除了瘟疫，另一个让亿万汉人战斗力归零的原因，是小冰河期叠加财政崩溃。

在《汉书·食货志》里，古人早就总结过：“民有七亡”，其中最毒的一条就是无食。

明朝末年，全球气候异常，中国进入极寒时期，北方连年大旱，蝗灾蔽日。按理说，这时候朝廷应该开仓赈灾，休养生息。但偏偏这个时候，关外的后金（清）在不断叩关，朝廷为了维持辽东防线，必须投入巨额军费。

钱从哪里来？

崇祯皇帝虽然节俭，但他没有变出银子的法术。于是，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如泰山压顶般砸向了底层百姓。

《明史·食货志》记载，加派的赋税总额高达两千多万两，这对于已经颗粒无收的农民来说，是什么概念？在陕西的地方志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地狱绘卷：

“斗米千钱，人相食……臭秽不可近，父子、夫妇互哭，且语曰：‘今早死，胜于晚死也’。”

请注意这句“今早死，胜于晚死。”当一个国家的子民认为早死是一种解脱时，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已经彻底崩塌了。

对于当时的陕北、河南农民来说，逻辑非常简单粗暴：

1. 留在家里种地，交不起税，被官府逼死，或者饿死。
2. 跟着李自成造反，吃大户，运气好能活下来，运气不好战死，反正都是死，起码做个饱死鬼。

李自成能在短时间内拉起百万大军，并非他的军事才华有多么惊世骇俗，而是因为大明朝廷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硬生生逼成了流寇。

所以，当清军入关，或者李自成攻城时，你指望这些连树皮都吃光的老百姓去保卫大明？在生存本能面前，忠君爱国是极其奢侈的。对于那数亿汉人中的绝大多数赤贫阶层来说，明朝的灭亡，意味着那个不断逼债的恶霸终于死了。

汉人击败了汉人

这是最讽刺，也是最需要厘清的一点是，清朝定鼎中原，主力从来就不是满洲八旗。

多尔衮入关时，带了多少人？史学界估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加上汉军八旗，总兵力不过十几万。这点兵力，撒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连水花都砸不出来。

真正为清朝打下江山的，是明朝自己的军队，我们看几个关键节点：

• 山海关之战，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这是明朝耗费数十年、倾尽国力打造的精锐，最终成了清军的前锋。
• 横扫中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三顺王全是明军出身，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兵员，还有明朝最先进的红衣大炮（红夷大炮）技术。
• 南下江南，后来灭掉南明永历政权、擒杀桂王的，又是吴三桂。

在《清实录》的记载中，清初的绿营兵（汉兵）数量迅速膨胀到六十万以上，清朝极为聪明地实施了以汉制汉的策略。

明朝的卫所制到了晚期已经彻底烂透，军户世袭，地位低下，军饷被层层盘剥，士兵们名为官军，实为家奴。而清朝入关初期，对于投降的明军将领给予了极高的待遇（虽然后来有兔死狗烹，但在当时极具诱惑力）。

对于底层的明军士兵来说，给朱家皇帝当兵是饿着肚子挨打，给清朝当兵（绿营）起码能发军饷，能抢劫（清初军纪极差，常有屠掠）。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异族入侵的简单剧本，而是一个组织严密、赏罚分明的军事利益集团（满汉合流），击溃了一个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拆台、发不出工资的腐朽集团。

在南明的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荒诞的场景，南明的江北四镇还在为了争夺地盘互相火并，清军（其实多是降清的汉军）已经渡江了。

大清是当时的版本之子

虽然我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但如果剥离民族情绪，纯粹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入关初期的清廷，其统战水平远高于崇祯和南明。

崇祯皇帝极其勤政，但他是一个典型的操作越多，错得越多的领导，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杀总督5人（袁崇焕、刘策、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巡抚8人（王应豸、陈祖苞、张其平、颜继祖、马成名、孙传庭、蔡懋德、王继谟），另有2人系被逮后自杀或瘐死。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袁崇焕之死，无论袁崇焕是否有罪，通过凌迟这种极刑处死一位边疆统帅，直接导致了辽东将门的寒心。后来祖大寿、洪承畴等人的投降，与崇祯这种刻薄寡恩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反观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他采纳了汉臣范文程的建议，在入关之初打出了一张极具欺骗性的王炸牌，为崇祯帝发丧，剿灭流寇。

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

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看来，逼死皇帝的是李自成，清军是来帮皇帝报仇的，这极大地消解了汉地知识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抵抗意志。

《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发布谕令：“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

虽然之后紧接着就是血腥的剃发易服和圈地令，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在决定胜负的关键前几年，清廷成功地利用了明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地主士大夫vs农民军），将自己伪装成了秩序的维护者。

当南明的弘光政权还在沉迷于酒色、隆武政权还在受制于权臣郑芝龙时，清廷已经完成了一个高效的军事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捆绑。

老达子说

最后回到标题，明朝末年的那数亿汉人，为什么输给了几十万满人？

答案是：那数亿汉人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过，他们是被瘟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城市贫民，也是被三饷逼得易子而食的西北农民，甚至是拿着断戟残剑、几个月没发军饷的卫所老兵以及勾心斗角、只顾私利的庙堂高官。

而满清，就像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冷酷的外科医生，或者说，是一个高效的病毒。它趁着宿主（大明）免疫系统（军事、财政）彻底崩溃、并在发高烧（流民起义）的时候，精准地切入了要害。

大明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于系统性的多器官衰竭。

《后汉书》有云：“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到了明朝，或许可以改一改：“明非亡于流寇，亦非亡于满清，实亡于万历之怠、天启之乱、崇祯之察”，以及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再眷顾这片土地的天道（气候与瘟疫）。

历史从来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单纯的人数堆叠。它只尊重铁与血的逻辑，以及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能不能让天下人吃上饭，才是决定谁坐天下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