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陈独秀，如何看透苏联的真相？

1940年冬天，在四川江津一间阴冷潮湿的土屋里，年逾花甲的陈独秀正伏在木桌上看报纸。当他得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的噩耗后，十分震怒，生气的把报纸扔在桌子上。然后奋笔疾书，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我的根本意见》。

在文中他尖锐地指出：“列宁虽说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从未采用民主制”。他断言：“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要知道这位曾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旗手，长期主张“以俄为师”。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在晚年完成180度的思想转变呢？

01壹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宣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俄的诞生，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在遥远的东方，积贫积弱的中国眼前一亮，仿佛在无尽的黑夜中找到了前进的明灯。一夜之间，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

陈独秀正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风云突变的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1915年到1927年间，他执时代之牛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可以说，在中共早期，陈独秀的影响力无人出乎其右。

众人提及陈独秀，都说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但在他“不羁”性格的背后，也有其“窝囊”的一面。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就连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也由共产国际掌握。

因此，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由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国共产党几乎只能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

我们如果能厘清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和延安冉冉升起之不易。

02贰

曾几何时，共产国际居然提出了要求中共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这种"借壳上市"的馊主意，但很快这种"国际主义的高瞻远瞩"，被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击得粉碎。当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武汉码头时，陈独秀不得不感叹：原来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比军阀的刺刀更加致命。

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还是得让陈独秀“背黑锅”，然后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陈独秀深感冤屈却无处申诉，只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此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央。1929年，又被开除出党。这一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军大打出手。讽刺的是，当中苏为中东铁路撕破脸时，共产国际竟要求中共高喊"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苦笑道：这哪里是革命同盟？分明是要将初生的共产党化作它的政治附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结果于第二年10月被逮捕入狱，判处徒刑13年。

1932年的牢狱之灾，却成了他人生中难得的安静时光。因为此时的陈独秀没有依附于任何现成的权力体系，超然安静的环境，反而让他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陈独秀通过《真理报》报道，目睹了苏联大清洗的腥风血雨。当他读到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的消息时，他愤然批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新贵族的统治。"

他的学生曾寄来几本俄文原著，他花了整整半年才翻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又拿那本书与当下苏联的实际情况一一对照，越比越失望。

最让他愤怒的是，斯大林在掌权后不仅否定了列宁提倡的党内监督，还把反对者全都清除。

陈独秀在信中写道：“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保障人权、不能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那与旧政权又有何不同？”

由此可见，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想当初，他深信苏俄的革命之光就是刺破华夏黑暗苍穹的利剑，认定这把万能钥匙，定能打开中国锈蚀千年的枷锁。有了苏联经验，中国就不用摸着石头过河，只用照搬经验即可。

但世事无常，残酷的现实让他的理想碎了一地。

03叁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老蒋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

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四川江津居住。到了江津，他写文章换钱，靠朋友接济，每月生活费不足三十元，却仍坚持每晚伏案写作。他说，这是他最后的工作。在这里，他终于完成了重要作品《我的根本意见》，完整阐述了他的最终思想：

他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苏共的独裁和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并非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而是党与领袖的独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陈独秀认为，苏联排斥民主，是苏联堕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别强调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承认反对党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民主，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尖锐的指出，斯大林专制并不是个人偶然，而是制度性必然。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警察、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反民主的制度设计，为极权统治提供了土壤。“一个斯大林倒下，还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出现。”

他系统分析了苏联体制的反民主设计，认为这些制度性缺陷（如压制异见、取消政治竞争等）必然导致‌“报复性的专政”‌，并最终因内部腐败而“溃亡”。他警告，缺乏民主监督和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专制。

04结束语

虽然胡适很早以前曾经批评过陈独秀更擅长行动与实践，而非深度学理分析。但陈独秀经过岁月磨砺和现实冲击后，他的思想和认知逐渐升华。到了晚年，他目光如炬，竟然能“一眼望穿”苏联的本质。这在沧海横流的乱世，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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