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七:“新时代”：钢铁与鲜血

一、革故鼎新：内政新格局

19世纪60年代，中欧人迎来了一个“蒸汽动力时代”，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继续以加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奥地利，1848年之前就初具规模的铁路网从波希米亚开始，延伸到各边境地区，将西欧与东欧连接起来。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铁厂与机械厂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车床，操纵汽锤，调动起重机。工业生产得到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快的速度。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到处厂房林立，浓烟滚滚。每个城市都挤满了刚从乡村来的充满希望的青年人和他们青春已逝、美梦破灭的老乡。更幸运的人在都市的华宅里找到了位置，新来者则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向往新生活。

中欧政坛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1859年隐居乡间的梅特涅先后去世，旧制度从此失去了重要支柱。曾经主宰意大利的拉德茨基元帅、影响匈牙利历史进程的包贾尼分别在1858年、1859年去世，他们的时代也随之烟消云散。1861年，加富尔在意大利人争争吵吵的统一过程中心力交瘁，还不满51岁就病死了。国王开始频繁地更换首相，宫廷中即刻涌现出一些小团伙漫无目的地争夺地位和利益。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在同年逝世，身后是一个早已不尊重他的传统的国家。威廉一世登上王位，宣布开始他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最终被证明是俾斯麦的时代，对普鲁士来说是这样，对中欧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如此。

弗朗茨·约瑟夫的前两次宪政实验造成国内各民族在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新的格局。

通过《二月特许令》，施默林建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尽管其主旨是加强中央集权，但却由于将地方议会变成国会必不可少的选举单位而给予它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恢复匈牙利议会使富于政治经验的马扎尔人得以建立一个与维也纳对立的政治中心。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匈牙利人已经从科苏特的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即无论是以煽动马扎尔民族狂热的手法，还是采用与拿破仑三世、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合的手段，都不能解决匈牙利的根本问题。像科苏特一度取代塞切尼那样，戴阿克此时成为马扎尔人的领袖。这件事情本身即说明，经过1849年的内战和其后10年的专制统治，匈牙利人开始以一种冷静的政治风格和温和的方式坚定地维护科苏特以暴烈得多的手段追求的东西。

戴阿克熟悉法律程序，律师的本能使他更倾向于以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而他非同一般的谦逊无私的品格使马扎尔人有了一个清醒、没有个人私欲的领袖，虽然科苏特仍然是马扎尔人心目中地位无可替代的英雄。戴阿克也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令他既没有律师令人不快的个人野心，也没有乡绅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通病。1849年马扎尔人的战争一方面是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权利斗争，另一方面却无法应付匈牙利境内大量存在的从属民族同样的要求。因此，意大利人可以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马扎尔人同样的理想却会成为一柄双刃剑，伤害匈牙利国家本身。戴阿克清楚地知道，匈牙利只有与哈布斯堡帝国联合起来才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又必须抵御帝国权力的侵蚀以及与境内其他民族达成和解。这样细致微妙的工作如同走钢丝绳一样，既要有高超的技巧，又要能随时站稳自己的立场，而戴阿克正是这个关键历史时期适时出现的人物。

按照《二月特许令》的规定，匈牙利议会在当年4月召开。戴阿克的领袖地位已然确立，乡绅中的多数人虽然仍保留着科苏特式的一味抗拒却无计划的斗争方式，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戴阿克的解决方式，尽管他们可能是试图利用戴阿克的高尚品格和高超技巧以求达到自己激进的目标。戴阿克在议会发表了语气温和、态度强硬的演说，强调1848年法令的合法性，拒绝再回到传统的与哈布斯堡王朝讨价还价的做法上去。

施默林当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并向匈牙利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及时向咨政院派出代表的话，匈牙利议会将被取消，因此，第七款就有可能要付诸实施。面对这样的威胁，匈牙利议会在解散前一致通过了决议案：匈牙利国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那些与匈牙利政治统一、领土完整没有冲突的民族的要求；境内各种宗教（包括犹太教）一律平等；清除封建主义的一切剩余影响。

戴阿克高估了他的对手，施默林无意去吸引匈牙利社会下层人士及非马扎尔人。作为19世纪最保守的王朝，哈布斯堡的皇帝不会与斯拉夫农民合作反对马扎尔地主，马扎尔人虽然不停地给维也纳找麻烦，但到底还是有传统、有历史的民族。

同时，德意志自由派也不会支持那些落后民族的权利要求。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在英国对“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做出经典解释，自由主义的能量也还未完全耗尽，但是，社会思潮中已经出现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和右派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原则经过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已渐失其纯真，知识分子从凌空蹈虚的理想中回到了现实。1810年，一位德意志人就曾宣布：“全欧洲内，伟大既重要且永恒的事物当然为德国。”

1854年，戈宾洛推出“雅利安优越论”，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民族优越感与想获得领先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德意志人坚定了对自己使命的信仰，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之后就前往北美洲的自由之地，另一些转向激进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更多的则已经相信，要成为一个承担起重大历史任务的民族，必须与统治者合作，为王朝注入新的活力，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某些目标。

巴赫体系倚重德意志中产阶级官僚，并使哈布斯堡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大大提高了维也纳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施默林又制造出了一个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会，借此可以影响帝国的外交政策。种种迹象显示，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愈来愈符合大德意志的标准，因此，先前在1848年革命中以激进派面目出现的人，到了1861年就变成了王朝统治的支持者。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并不了解奥地利帝国存在的问题。由于他们自己在帝国内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不理解其他民族出于其历史而提出的权利要求，反而将传统视为保守，视自己对匈牙利人的敌意为革命行动；由于他们从来都享有语言、文化上的自由，因此视其他民族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政治文化斗争为针对德意志人的行动。因此，尽管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帝国境内政治上最成熟的民族，但是他们在1861年接受了一个假国会中人为的多数派地位，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由主义原则，这阻碍了他们与帝国内其他民族达成联合，并且无论其政策如何，都必须与哈布斯堡王朝合作。

因此，在咨政院占多数的德意志人同意施默林的政策，即匈牙利人视为根本的1848年法令并不合法，应予取缔。1861年8月，弗朗茨·约瑟夫解散了议会，暂缓自治，实行一种类似于19世纪50年代巴赫体系的“临时性”行政机构。

正在这时，科苏特提出联合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成员国的国防、外交、贸易等政策由联邦会议统一制定，内政则充分独立，成员国在各个方面完全平等，连首都也轮流设置于佩斯、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及贝尔格莱德。与先前煽动马扎尔民族狂热时期相比，科苏特十分重视克罗地亚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的自治要求，匈牙利境内的非马扎尔人地区甚至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官方语言。但他不认为自己对斯拉夫人做出了妥协，相反，为了成为富裕、强大的一流国家，匈牙利人应当与南部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合作。

但是，科苏特的主张反而加强了匈牙利人与哈布斯堡王朝和解的倾向。一位自由派政治家认为，如果连科苏特都认为匈牙利人无法独立存在于中欧的话，那么去和维也纳的德意志人共居将远胜于同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合作。地主阶层担心土地分配问题会引起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希望政治局面受到约束而使他们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也反对科苏特的设计，而倚赖于戴阿克精细的和解工作。匈牙利人是一些精明而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我们可以等”——等到一个好的时机继续提出其政治要求。

捷克人是促使《十月文告》垮台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发现，在施默林的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捷克人既不像马扎尔人有那么多贵族人口，又不像德意志人在帝国政治格局中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因此，捷克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民主权利的吁求。在克雷姆泽，帕拉茨基提出了一个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使奥地利成为各民族共存的新型帝国的倡议，但是，学者出自良心和正义的理想提出来的计划对捷克政治家来说要求太高了，他们模仿匈牙利人的样子，提出基于所谓历史的权利要求，即复兴早已不存在的波希米亚王国，建立“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但这种缺乏历史基础的民族主义要求可能意味着失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西里西亚或危及摩拉维亚，甚至波希米亚自身都有可能陷于分裂。与匈牙利人一样，捷克知识分子也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但是后者对捷克人民的解放毫无兴趣，因为那只会意味着解放他们的农民。

因此，捷克领导人只能对农民的经济困境视而不见。而且，波希米亚贵族虽然提出了“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的诸多权利，却无法想象一旦抛开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廷，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容身的政治体系。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捷克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前往维也纳参加咨政院，接受德意志多数派的高高在上，与匈牙利人相比，他们显然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捷克人的行动从两方面看都失败了：捷克贵族的“历史”要求没有现实的基础，无法通过斗争从帝国获得相应的自主权利；捷克政治领导人与贵族的联合妨碍了他们与德意志自由派的联合以及与其他斯拉夫人的合作。

克罗地亚人同样以匈牙利为榜样，拒绝将《十月文告》视为免费的午餐，而要求贯彻1848年克罗地亚议会的所有合法要求，因此既不向维也纳也不向佩斯派遣代表。戴阿克很快宣布，匈牙利并不坚持与克罗地亚在1848年的合并计划，从而使施默林的大动肝火分外引人注目。施默林被克罗地亚人引经据典的要求激怒，粗暴地要求其议会向咨政院派出代表，遭到拒绝后，即解散了克罗地亚议会。

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更加复杂，匈牙利人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征服了此地。从那以后，特兰西瓦尼亚在行政管理、政治、经济各方面就与匈牙利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某些重要的不同。1848年，特兰西瓦尼亚议会投票决定与匈牙利合并，合并的条件之一是境内的鲁梅利亚人得到有限的选举权利。

因此，《十月文告》一方面意味着特兰西瓦尼亚议会的复原，另一方面如果特兰西瓦尼亚继续留在匈牙利手中的话，鲁梅利亚人将得到其选举权。匈牙利老保守派打算鱼与熊掌兼得，既不能失去匈牙利的既得利益，又反对给予鲁梅利亚农民选举权利。由于他们从中作祟，因此特兰西瓦尼亚议会直到1861年11月才召开，这时施默林已经能够较好地控制局势了，鲁梅利亚人顺从于中央政府，运用他们的选举权反对马扎尔人，支持萨克森人。

这样，当1863年萨克森代表出现在帝国咨政院里的时候，施默林终于可以宣布全面的奥地利帝国的咨政院成立了，但是衷心支持他的只不过是些德意志人罢了，其他各族人则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干脆与之作对。

二、棋逢对手：铁血宰相俾斯麦

与内政相应，施默林时期的外交政策便是在德意志诸邦国内争取主导权，这种想当然的美梦受到了普鲁士新首相俾斯麦的有力回击。

奥托·冯·俾斯麦1862年9月受命领导普鲁士内阁时刚刚47岁。他高大挺拔，肩膀宽阔，吃得多，说得也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行动敏捷、意志坚强的人。他性情急躁，精力充沛，特别喜欢抓住棘手的题目大做文章，而在他愿意的时候会极有魅力。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门第甚高，是后来的德皇威廉的少时游伴。俾斯麦周岁时全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但母亲不希望俾斯麦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容克，因此，普拉曼学校中就多了一个好斗的学童，咄咄逼人，更不会自我怜悯。到了晚年，俾斯麦把自己比作是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波美拉尼亚沼泽的大雁，他对城市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他说自己“最喜欢穿着涂油的靴子，待在森林深处”，“永远渴望离开大城市，躲开文明的恶臭”。16岁时，俾斯麦到三位一体教会牧师、柏林神学家施莱尔马赫那里去上宗教课，但直到青年时代的一场激情迸发的恋爱之后，他才虔诚地信仰上帝。不过，俾斯麦的上帝在所有问题上永远赞成他内心的决定，诚如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一篇诗篇所说：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敲碎了敌人的牙齿。

俾斯麦在汉诺威的哥廷根上大学期间行为放浪，但是“在所有这些装腔作势的表现后面一定隐藏着卓越的才智和诱人的魅力”。1839年至1847年，俾斯麦过着乡村地主的平静生活，“我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听人指挥”，但此时他的政治观点只不过是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保守容克所持的立场，他赞成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最终还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认可的。1849年他入选国会下院议员，1851年被任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在“政治上纯洁的情况下”到法兰克福去的。在那里，“我在夸夸其谈的艺术上已有巨大进步”。

这不完全是夸张，此后8年，俾斯麦得以就近观察中欧的政治与外交局势，对有资产、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开始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人们在法兰克福对奥地利人卑躬屈膝，意识到维持现状只能使普鲁士成为中欧的一个二流国家。因此，他反对与奥地利的密切合作，认为这会“将我们那些云杉木制造的搏击风浪的快船和奥地利千疮百孔的旧战舰捆绑在一起”。

1859年，俾斯麦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当法、奥在意大利的战争引起的危机影响到欧洲政局的时候，圣彼得堡的普鲁士使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受人重视的地方。但是他在仕途蹭蹬中对东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改任驻法大使之后不久，便被登基不过一年的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

与具有“统治者本性”的俾斯麦相比，威廉一世贵在有自知之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因而得以与强硬的首相达成良好合作。他曾在1814年投身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此后便致力于军事工作。由于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后代，他成为未来的继承人。1861年登基后，他因宣布开明的“新时代”而深得人心。其内阁中引人注目地包括了著名的保守派和温和的中间派人士。1862年春，威廉一世的试图进行扩军、延长服役期的军事改革，遭到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反对，拒绝批准新的财政预算。国王与议会僵持不下，一度以退位相威胁，但俾斯麦的被任命表明，国王打算与议会中的反对派斗争到底。

俾斯麦投入极大的热情解决这场宪法危机。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所谓的“漏洞”理论，即普鲁士宪法规定，一切法律都应当是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一致同意的产物，但是并未说明当这三者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哪个方面应当让步，因此，当面临重大事件时，“有国家存在的需要就够了……唯有需要才是决定性因素”，从而理所当然地，政府在国王与议会意见不一致时可自主执行预算计划。在他有名的“铁和血”的演讲中，他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因此，“普鲁士必须保存它的实力，等待良机，这样的良机已经错过了好几次。普鲁士的边界现状与正常的国家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与多数原则所能决定的……要解决它只有铁和血”。

在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就与奥地利驻法大使、弗朗茨·约瑟夫的幼时同伴理查德·梅特涅主动接触，表达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导权的意愿。普鲁士虽然更乐意通过对话，尤其是同奥地利取得谅解的方式获得这样的地位，但如果维也纳不与之配合，俾斯麦威胁将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以保证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这种软硬兼施的威胁不过是奥地利人非常熟悉的陈词滥调罢了，因此，当俾斯麦向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卡罗伊大胆提出“奥地利应当将它的政治重心由德意志移往匈牙利”的时候，无论是弗朗茨·约瑟夫还是他的大臣们都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奥地利皇帝在1862年忙于考虑社会经济改革，年底之前批准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改革商业法规，赋予公民更完善的个人权利，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改革地方行政管理和完善司法程序等。

施默林则试图激起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1863年，一位在1848年被法兰克福议会派往维也纳支持革命的前激进分子弗洛贝尔在那时幸运地逃脱了被温迪施格雷茨处死的命运，流亡美国多年之后，现在成为为施默林服务的文人和智囊。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施默林说服弗朗茨·约瑟夫召集所有德意志王侯云集法兰克福，从而让这些统治者而非他们的大臣们决定德意志的未来。

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次试图在德意志邦联中赢得领导权。德意志各邦都同意参加，但是所有德意志王侯中最强大的一位——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态度暧昧。作为一个言行谨慎的66岁的老人，他不乐意仓促行事，尤其不会被弗朗茨·约瑟夫嗜好的规模庞大、场面壮观的聚会所吸引。在他的脑海中，幼年时他的父亲在拿破仑一世召开的德布勒森王侯会议上所受的羞辱还记忆犹新。

至于他自己，虽然在1848年革命中主张动用武力而被称为“霰弹亲王”，但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浪之后，越来越表现得像一个保守的老人，臆想革命会风云再起。据说他常常站在王宫窗前，看着下面的庭院说：“在王宫庭院的那块地方，他们会给我树立断头台。”

威廉一世游移不定的消极态度受到他的首相俾斯麦的影响。俾斯麦不会让奥地利有机会得到他认为它不配得到的地位。因此，普鲁士人既没有立即接受弗朗茨·约瑟夫的邀请，也没有马上拒绝他。当信心十足的弗朗茨·约瑟夫来到法兰克福时，普鲁士人没有一点动静。不过，威廉一世实际上就在从法兰克福坐不到3小时的火车即可到达的巴登巴登。因此，萨克森国王受全体德意志王侯之托前往普王驻跸之地，盛情邀请他前往参加德意志大家庭的兄弟聚会。

威廉一世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30位德意志亲王的邀请，信使还是个国王，叫我如何能够拒绝呢？”但是俾斯麦态度强硬：前往法兰克福，则意味着承认哈布斯堡王室在德意志的领导权；留在巴登巴登，才会破坏维也纳的计划，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和欧洲的强国地位。尽管极不情愿并且进行了长时间争吵，威廉一世最终还是向俾斯麦屈服了，他向法兰克福表示了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的拒绝。

没有普鲁士的参与，弗朗茨·约瑟夫的这次行动就丧失了大半的意义。法兰克福议会中亲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民族协会在王侯会议期间贴出了一张招贴，针对奥地利的意图，给弗朗茨·约瑟夫提出他不可能做到的条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可以的，“如果他愿意彻底抛弃一切，做一个无为而治的德意志皇帝……如果他有信心把自己置于这个民族的首脑地位……立即承认1849年宪法规定的永远不变的公民权利……如果他最终能够实现与其他帝国内各民族的和平与和解，使他们愉快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敌人”。

到了这一年秋天，普鲁士最终拒绝了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要求。对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表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三、皇冠诱惑：冤家策划的阴谋

在王侯会议召开前的一个礼拜，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接到拿破仑三世的一封电报，通知他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国民议会已经宣布他为墨西哥皇帝，一个充满阴谋、野心、幻想和欺骗的故事达到了高潮。

故事的中心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在1821年独立，两年后采用联邦制，在其后的30年间换了46次首领。动荡不安的政局伴随着大量道德败坏、组织涣散、金融混乱和欺诈腐败的现象。教会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人数众多的农民贫苦无知，军官养尊处优，士兵只知盲从，各种等级、阶级和地区行政划分使国家实际上陷于分崩离析的地位。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台的胡亚雷斯两次厉行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并获得了强大邻国美国的承认，但是墨西哥糟糕的财政状况迫使胡亚雷斯在1861年宣布全部外债缓期两年偿还。这使欧洲各国长期以来的“耐心等待”政策变成采取行动，法国、英国、西班牙动用军队，试图强迫墨西哥归还外债。

法国的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久之后，英国、西班牙撤军，拿破仑三世却相信法军在墨西哥将作为一支解放的军队而受到欢迎。他以惯有的浮夸自大将法国设想为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对抗美国势力的拉丁世界的保卫者。由于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已离开首都，美国又发生了内战，拿破仑三世计划扶持一个欧洲天主教的亲王在此建立君主制，从而使欧洲的政治经济势力进入拉丁美洲。在他的促使下，墨西哥教会党人向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发出了信号。

在墨西哥建立君主制的可能性立即使马克西米连的思想活跃了起来。之前，他曾经积极倡导海军的现代化改革，在意大利深孚众望，一度吸引许多米兰人放弃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要求。但是，他的行动从来没有得到宫廷全心全意的支持，弗朗茨·约瑟夫维护哈布斯堡帝国的念头太过根深蒂固了，马克西米连在北意大利建立某种自治的意图被温和而坚定地挡了回去。好在马克西米连是一个热爱自然、感情丰富的人，他在与夏洛特成婚以后不惜重金修筑了一处奢华的住所，至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家庭生活上。

夏洛特聪明伶俐，在她身上，全欧洲最年轻的君主国的上进心清晰可见。或许这正是苏菲对她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妻子的欲望总是能够激起丈夫想要获得成功的进取心，寻常的男人会发愤工作，为妻子弄来金灿灿的财富、亮闪闪的衣饰和众人的瞩目与赞叹。但是，这次夏洛特想要的东西太独特了，获得它有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而一旦取得成功又意味着巨大的光荣。

马克西米连也深深地被拿破仑三世送来的礼物吸引住了。皇帝已获得了一个健康的继承人，皇后又还年轻，虽然前两年困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但是自从1862年冬天以来，情况已经有所好转，甚至还参加宫廷的盛大宴会，看上去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因此，皇后再生育的可能性很大，而马克西米连承嗣的前景越发渺茫。更何况，自从有人在弗朗茨·约瑟夫面前对马克西米连在意大利的活动进行挑拨以后，兄弟俩之间多少有些隔阂。马克西米连深知，他的哥哥属于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的那种人。在他当政期间，自己想要放开手脚有所作为必然有一定的难度，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倒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弗朗茨·约瑟夫对拿破仑三世一直心存警惕，但这个“大流氓”伸过来的橄榄枝意味着奥地利可能会与法国合作，从而摆脱其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另外，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显然得到了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不同程度的鼓励。在这个大众势力磅礴的时代，君主制度受到了民主力量的冲击，能够在遥远而充满机会的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国家毕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他明白，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前程着想，但是作为一个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弗朗茨·约瑟夫深知墨西哥绝非一块好啃的骨头。虽然他并不了解那个陌生的国度，但是常识告诉他，如果不是烂得一塌糊涂，墨西哥人何以要请外面的和尚来念经呢？如果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巨大回报的话，拿破仑三世何以要把这份厚礼拱手让给先前的敌人呢？因此，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关注事态的发展，但基本上是听任马克西米连自己斟酌决策。马克西米连的豪宅与巴黎、布鲁塞尔进行着密切的联络。

四、丹麦战争：为他人作嫁衣

这一年春天，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发动起义，俄国驻军力量强大，起义者中没有一位加富尔式的人物，反而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化，因此，两支俄国军队迅速而残酷地结束了波兰人的独立自由之梦。

俾斯麦向俄国表达了同情，他从圣彼得堡写信给他妹妹说：“把波兰人狠狠地揍一顿，使他们丧失生存的勇气。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可是我们既要生存，就只好把他们消灭掉。狼之所以为狼，是上帝创造的，狼自己又有什么法子呢？但人们只要有可能，仍要把狼射死。”但奥地利对波兰人一向不错，它所面对的情形要微妙得多：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是施默林在国内除了德意志人以外唯一忠实的支持者；弗朗茨·约瑟夫则梦想着为哈布斯堡王室获得一顶波兰王国的王冠，但是他又不可能与英国、法国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一方面是俾斯麦成功地获得了沙皇的欢心，另一方面是奥地利失去了外交主动权。

奥地利的困境同样反映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这一问题自1848年以来就困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英国首相帕麦尊曾说，只有三个人明白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疯了，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本人，但他已经把这个问题完全遗忘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易北河下游地区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边界，数百年来一直受丹麦统治。维也纳会议肯定了1815年的现状，甚至还把劳恩堡小公国并入丹麦国王的版图。但是，在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这两个地方，德意志居民占绝大多数，它们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丹麦国王作为荷尔斯泰因的统治者自然也被承认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此相反，在石勒苏益格，城乡居住的丹麦人多于德意志人，虽然这个公国的南部几乎像荷尔斯泰因一样德意志化了。

19世纪40年代末期，丹麦的民族运动争取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并入丹麦。这种倾向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反抗丹麦的侵略成为1848年的战斗号召。为了调整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1852年，奥地利、法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在伦敦签约承担了保障丹麦君主国领土的义务，为无嗣的丹麦国王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保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及劳恩堡三公国不可分离，并在丹麦国王的统一领导下各自达成与丹麦王国的联合，从而使16世纪初统治过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的直系后代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继承要求落了空。

但是，像日盛一日的德意志民族感情一样，丹麦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鼓舞下，积极宣传鼓吹将这三个地区并入丹麦民族主义国家。1863年3月，鲁莽的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发表了一项实际上等于吞并石勒苏益格的声明，并提出扩充丹麦在荷尔斯泰因的特权。11月，克里斯蒂安亲王按照伦敦协议的规定继承丹麦王位，是为克里斯蒂安九世。他即位后就批准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

这在德意志人看来不啻为对石勒苏益格的吞并，何况德意志舆论普遍认为伦敦协议本来就是欧洲强国蛮横地强加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邦联议会中的自由派极力主张将这几个公国建成一个独立邦，让对这几个地区提出要求的德意志公爵奥古斯滕堡来统治，再顺理成章地将其纳入德意志邦联之中，因此许多小的德意志诸侯承认了奥古斯滕堡。

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外交大臣雷希贝格虽然不能忽视德意志人的愤慨情绪，但也不准备支持奥古斯滕堡，因为他的要求是以一种民族自决为依据的，而哈布斯堡出于原则考虑必须反对这种民族自决。俾斯麦明白，这个问题涉及强权与利益。或许是由于其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俾斯麦突然间满口都是些梅特涅时代的术语。他明白，由于冲突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英国、法国和俄国都可能会干预，在国内他还必须应付普鲁士议会中对增加军费历来持敌对态度的多数派，因此他的行动分外小心。但是，普鲁士的这位首相不会让僵死的条文约束自己的行为。

1863年年底，萨克森和汉诺威率先派军进入荷尔斯泰因。几个星期后，普鲁士军队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第二年的2月1日，普奥联军共同侵入石勒苏益格。弗朗茨·约瑟夫感到满意的是，尽管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在上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但这次又恢复了伙伴关系。奥地利其实对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也没有吞并北德意志领土的欲望，相比之下，匈牙利问题或者北意大利问题要重要得多。

在伟大的参谋总长毛奇的指挥下，普鲁士军队击败了丹麦人，奥地利海军则在水上取得了胜利。丹麦人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最主要的工作才不过刚刚开始。在英国的调停下，有关各方在伦敦就冲突地区的政治前景进行了漫长而时有间断的磋商。8月中旬，弗朗茨·约瑟夫很高兴地迎来了普王威廉一世，在他眼中，满口原则与主义的大臣行动起来总是朝三暮四，因此，他宁愿与地位相当的统治者们进行直接交谈，而不愿委之于目光闪烁的臣子。他尤其不喜欢俾斯麦，习惯了温文有礼的贵族圈子，他对这个人的夸夸其谈总是不能理解：“说话鲁莽，夸大其词，难道想用言辞的力量威吓我的人民吗？”他没有看到，在俾斯麦直率粗鲁的容克外表之下，隐藏着奥地利宫廷久已缺少的睿智、敏锐和自信。

被他低估的俾斯麦决意在香布仑宫的会谈中让对方采取主动，以便摸清对方的底牌。他发现，奥地利人虽然十分急切地想要获得报偿，但关注的依然是能不能帮他们弄回伦巴第，甚至18世纪被腓特烈大帝占领的西里西亚。最后，俾斯麦与雷希贝格在香布仑宫炮制出来一个反对“革命”的联盟，反对德意志自由派，反对意大利以及拿破仑三世。

俾斯麦承认了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控制权，但奥地利对此要付出代价。一个潜在的代价就是普鲁士由此在德意志诸邦中获得了与奥地利同等的地位，而这是弗朗茨·约瑟夫历来所反对的。俾斯麦甚至明确要求奥地利“应当将其重心移往布达佩斯”，普奥联盟将不适用于匈牙利。位于东方的俄国已和奥地利失和许久，但俾斯麦没有就俄国问题给奥地利任何保障。雷希贝格原本希望建立一个持久的联盟，并使哈布斯堡帝国打入关税同盟的广阔市场，看上去已经毫无实现的希望了。

威廉一世与弗朗茨·约瑟夫最终摒弃了俾斯麦与雷希贝格的计划。威廉一世不想作为奥地利的附庸，又直截了当地承认普鲁士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并无吞并野心，从而使两位大臣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弗朗茨·约瑟夫则既想得到计划的好处，又不想被其束缚住，由此，他更坚信与普王的直接对话是对抗俾斯麦的良方。

既然已经无话可说，香布仑宫会谈便戛然而止，双方只是约定，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继续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军事管制。1865年签订的《加斯泰因协定》规定，由普、奥两国君主对这几个公国实行联合统治，但行政管理将分开进行，与普鲁士接壤的荷尔斯泰因由奥地利管理，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但普鲁士可以把基尔作为海军基地，并在荷尔斯泰因开挖一条运河贯通北海与波罗的海，还得以在奥地利管辖区保有两条军用道路。劳恩堡则被以250万塔勒的价钱卖给普鲁士，奥古斯滕堡公爵的要求被弃置一边。

谁都没有把这个协定看成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弗朗茨·约瑟夫打算以此赢得时间，为普奥之间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俾斯麦则称这是“掩盖裂痕”的一个行动，他认为普奥之间不免一战：“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通过这个协定，普鲁士获得了地位的提升，丹麦问题的分权方案使弗朗茨·约瑟夫一直坚持的只以邦联的名义共同行动的原则被打破了。

五、错上加错：悔恨终生的选择

当奥地利的海军在北方海洋上取得胜利时，曾任海军总司令的马克西米连大公已经无法平静地分享他的士兵们的喜悦了，他必须做出决断，是去还是留，去则意味着接受一顶充满风险的王冠，然而一旦成功地稳定下来，又会令他享有开国之君的盛誉。1519年，哈布斯堡王室就曾经征服了美洲的阿兹台克帝国，从而为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帝国赢得了新大陆的富饶土地。马克西米连成为墨西哥皇帝，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意义。但从他个人而言，留下来其实也很不错，目前他还是奥地利皇位的第二继承人，这里有他的父母兄弟，有一座美丽的家园以及一个平静但不失美好的前程。

很多人向马克西米连表达了反对意见。在法兰克福王侯会议上，不少人借机向他表明，拿破仑三世动机可疑，他们不希望像马克西米连这样尊贵的德意志王子去为拿破仑三世执行一个诡异的计划。在维也纳，苏菲皇太后与茜茜皇后难得地取得一致，反对马克西米连到那个蛮荒之地冒险，甚至远在布拉格的前皇帝斐迪南也一反其温和柔弱的脾性，对马克西米连去美洲当一个区区墨西哥皇帝大摇其头。就是赞同前往墨西哥的他的岳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也曾拒绝过要他担任希腊首任领袖的建议。

但是，政治上的事情谁又能根据别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呢？这些反对意见也可以有全然不同的解释，谁又能保证那些德意志王侯不是出于嫉妒才出来反对的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时，说不定比谁都跑得快。

苏菲当然是爱子情深，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自己钟爱的儿子离开维也纳，因此就谈不上是什么明智的建议了。而考虑到茜茜与夏洛特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敌对情绪，所以她的反对不过是小女人对夏洛特有可能当上皇后的忌恨罢了，好让她自己始终处于上风。至于好心的斐迪南，则可以忽略不计。利奥波德一世既然一生谨慎，现在提出赞同意见自然分量不同一般。

此时的政治气氛倒是真的不利于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从墨西哥传来的消息表明，胡亚雷斯在国内很有影响，而推举马克西米连为皇帝的政治力量只代表了首都及其周边少数地区的意见。已在南北战争中获得军事胜利的林肯总统对于墨西哥变成君主国决不赞同。显然，一旦从内战中脱身，美国是不会听之任之的。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马克西米连宁愿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墨西哥。他天性宽宏善良，喜爱美和引起人温柔情愫的东西，鲜花、香草、迎风屹立的海边别墅，这些才是他真正看重的。他不是一个有谋略的人，宁愿在充满艺术气息的欧洲享受生命。

小弟弟在给母亲苏菲皇太后的信中断言，夏洛特怂恿丈夫去美洲冒险。马克西米连据说也向一位朋友表示，虽然他对墨西哥计划颇感踌躇，但是如果拒绝了的话，“夏洛特怎么办？”满足妻子的愿望是这个痴心丈夫的动力，但这远远不能解释马克西米连的抉择。或许更根本的是，这个充满天真幻想的自由主义者缺乏常识，经不住国际阴谋的摆布，他以为凭着良好的愿望和开明君主制的有效统治，就可以给贫穷无知的墨西哥农民一个美好的未来。前往美洲做一个受人爱戴的救世主，其光荣与不朽当然胜过在海边别墅中侍花弄草，虽然后一种生活更符合他的天性。

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也很关键。无论作为兄长还是君主，他都可以对马克西米连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但是，正像每次做出重大决策前那样，弗朗茨·约瑟夫又变得游移不定。

他对拿破仑三世素无好感，认为“巴黎的那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却又不让马克西米连彻底断了去墨西哥的念头，这使他的动机显得非常可疑。马克西米连曾是他幼年很少的几个伙伴之一，在1853年遇刺事件之后表现出对兄长极度的关切，并倡议集资修建一所感恩教堂。此时，教堂尚未竣工，兄弟之情却已笼罩在一些难以名状的阴影之下。有人会说，在其潜意识中，弗朗茨·约瑟夫会愿意将这个享有自由主义者的声誉、受人欢迎的弟弟输出国外，但是无论从政治还是私人的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主要动机。

哈布斯堡王朝总是不能抵御一顶新王冠的诱惑。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被什么政治理念束缚住，而把维护帝国的伟大当作终极目标。因此，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荣扩张到新大陆的前景就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尤其在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的19世纪，君主的权威和贵族的势力受到了知识分子和平民大众强有力的冲击。

中下层人士步步紧逼，欧洲的君主国步步后退，拱手让出“神授”的权力，反而要感恩戴德“民意”的恩惠。如果墨西哥的冒险有所成就的话，则可视为君主制度一次主动的扩张。

马克西米连性格轻松愉快，但也非常倔强。从小在权力与荣耀的中心长大，被灌输以王者的风范，习惯纸上谈兵，因此，如果弗朗茨·约瑟夫强迫他放弃这次机会，说不定反而会激起他偏向虎山行的雄心。作为一个高傲的男人，弗朗茨·约瑟夫深知同样自视甚高的马克西米连渴望有所成就的迫切心情。兄弟俩只是由于出生时间的不同，就产生了社会角色的天壤之别。

如果把这归于上帝的安排，那么，墨西哥计划岂非又一次天意的设计？如果接受了前者，为何不能接受后者呢？当然，马克西米连可以一方面享受生活，一方面等待承嗣的机会，毕竟他还是皇位的第二继承人。6岁的小侄儿鲁道夫聪明伶俐，但1863年12月，一次严重的伤寒病发作之后就格外娇弱，第二年夏天又从树上掉下来，导致脑震荡。

女人们的悉心照顾虽然无微不至，但过于谨小慎微，使他不像一般男孩子那样强壮。马克西米连留在国内对王朝的顺利继替来说是一个有力的保证。如果弗朗茨·约瑟夫有什么意外发生，鲁道夫又年幼体弱，马克西米连就可以挑起重任，但是坐等意外发生又不是这位年轻、高傲的大公所心甘情愿的事情。

或许可以说，弗朗茨·约瑟夫用另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说服弟弟放弃墨西哥，但由于他天性木讷，其方法仍然是非常严厉的。1864年年初，马克西米连接到一份由皇帝授意、雷希贝格起草的备忘录，表明如果他接受了墨西哥的位置，则将丧失在奥地利的继承权和作为奥地利亲王的收入，同样的情况将适用于他和夏洛特的孩子。

这样一种傲慢、官僚式的做法非常符合弗朗茨·约瑟夫呆板的个性，马克西米连原本将此视为家庭内部事务，以为自己毕竟与那些你来我往的大臣不一样，因此，他激烈地反对这样的安排，却没有受到宪法专家们的鼓励。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马克西米连初次感受到，冰冷的制度可以抽去人间最美好的亲情，这与他心目中充满人性的政治相差很远。

马克西米连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但是兄弟俩之间显然产生了更深的矛盾。与此同时，一个墨西哥代表团已经从巴黎出发，前往维也纳准备迎接马克西米连了，奥地利和法国的战舰停泊在的里雅斯特港，只等未来的墨西哥皇帝与皇后开始前往美洲的旅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况夏洛特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么一个成就大事的机会，她成了丈夫的信使，独自前往维也纳与皇帝谈判，争回了马克西米连每年的津贴，用以维护他们俩的豪宅。这座房子将保留为墨西哥皇帝与皇后在欧洲的隐居之处。

夏洛特胜利地回到的里雅斯特的家中，弗朗茨·约瑟夫随之而来，与之同行的是几位大公和朝臣。是该最后决断的时候了，兄弟俩在书房中密谈良久，对马克西米连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选择。有人看见他在朝向大海的平台上迎风而立，陷入深思，孤独而无助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受上帝垂青的幸运儿。

4月9日，马克西米连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一出悲剧在经历了阴谋的策划、微妙的权衡、欲望的挣扎、情与理的紧张之后终于迈向了不可逆转的结局。马克西米连在弃权声明上签了字，从而意味着他与奥地利未来发生的一切脱离了干系。

高度的紧张使马克西米连发起了高烧，行期被推迟了几天，但事情已经决定，无可挽回。数日后，奥法联合舰队护送墨西哥新皇启程，前往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和未知的命运。

维也纳人很快便忘记了这位俊秀的大公，一场好戏落下了帷幕。对于千里之外剧情的发展他们缺乏兴趣，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或假期，这些“不虔敬”的人都会聚集在小酒馆里买醉寻欢，曼妙的乐曲一支接着一支，轻快的舞步可以从下午一直欢腾到半夜。这是一个守旧而迷人的城市，是步行者的天堂，是思想者与梦想家的乐园。

尽管同是德语国家，但是普鲁士与奥地利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德意志精神的两个方面：前者以柏林为代表，其有条不紊的秩序，干净简朴到了索然无味的地步，那种一丝不苟的劲头甚至会令人十分不快；后者自然以维也纳为典型。这里一年到头仿佛都是狂欢节，居民无忧无虑，男人风度翩翩，女人聪颖迷人，虽然并无过人的才智，却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最具魅力的文化代表。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也因此吸引着青年人来这里创新；维也纳十分保守而且多疑，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应，因此，改革方案就像其商店里的营业时间一样，总是不断改动。普鲁士自弗雷德里克大王以来就像个大兵营一样，其政治野心与军事强力发展了德意志精神中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奥地利则在保守、温和、如沐春风的惬意表面之下，压抑着某些东西，而那正是奥地利人本性中狂乱与黑暗的一面。

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维也纳是欧洲最引人注目的首都之一。50多年过去了，生气勃勃的柏林在德意志乃至全欧洲都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声音。自认为是德意志兄弟国家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将在权力的争斗中上演一出新的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