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病重住院：不要进行抢救了，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药品

1992年1月23日，深受人民群众尊敬和爱戴的邓颖超同志，在医院里度过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邓颖超正好88周岁。为了能让抱病住院的邓颖超高兴快乐，身边的工作人员瞒着她，把病房隔壁的一间屋子布置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生日这一天，病房里的气氛与往日格外不同，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之外，邓颖超亲密的老同事、老战友几乎都来了，一些中央领导人也于百忙之中，抽空赶到医院为邓颖超祝贺。或许感受到了同志们的热情和好意，邓颖超的心情非常好，看起来精神奕奕。

看到这一幕，站在一旁的秘书赵炜喜笑颜开，他找准时机用轮椅将邓颖超推出了病房：“今天是您的生日，大家请您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颖超笑了笑，无奈地说道：“你们就爱搞这些东西，我这个人最不爱过生日了……”

秘书赵炜一边推轮椅一边说：“您不过也得过，这可是大家的一片心意啊！您今年88岁了，古人称作‘米寿’（米字拆开，其上下各是八，中间是十，可读作八十八），象征着吉祥如意，您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说着，秘书赵炜就推着邓颖超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邓颖超刚刚进入房间，里面顿时就热闹了起来，早就等候在此的人们有的热情地叫“邓大姐”，有的温柔地叫“邓妈妈”。邓颖超被大家围在中间，一一接受诚挚的祝福。这一天，邓颖超在大家的陪伴下，过得非常愉快！

自从1988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邓颖超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因为，在此之前，邓颖超原本就患有心脏病、胆结石、肺结核后遗症等多种疾病，而且还动过几次大的手术。就连邓颖超自己都曾说：“我是医院所有科室的病人，从五官到四肢，算下来大大小小的病有17种……”

晚年的邓颖超饱受病痛的折磨，这导致她吃饭时难以下咽。由于上下颌骨经常脱钩，所以邓颖超吃一顿饭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食道痉挛病症发作，那么邓颖超吃一顿饭的时间就会延长到三个多小时。有时候，邓颖超一点饭都不吃下去，就连喝水也都往外呛。

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到这一幕，往往伤心得只流眼泪。不过，邓颖超却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生活得自信而从容。邓颖超曾对前来看望她的妇女界的老朋友说：“我认为活到老就得革命到老，我们这些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的老骨头，还是应该发挥点余热的……”

1992年的夏天来了，邓颖超的病情慢慢加重了。6月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邓颖超看着秘书赵炜，郑重地询问道：“小赵，我的事情你向中央报告了没有？”听到这句话，秘书赵炜流泪了，他回答说：“大姐，你放心吧，我已经给中央报告了！”

邓颖超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闭目养神。秘书赵炜心里哀叹了一声，抹了抹眼眶中的泪水，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病房。这是怎么回事？病体沉重的邓颖超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放下心来，需要秘书赵炜向中央报告呢？

原来，邓颖超请秘书赵炜向中央报告的事情是——在她生命结束之时，就不要再进行抢救了，这样只会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和医疗药品，请求中央批准，给予安乐死。邓颖超所说的“安乐死”，指的是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那么，邓颖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请求呢？这就要从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起了，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体会到周总理在逝世前经受过的“痛苦”，邓颖超这才慢慢有了对自己不实施抢救的请求。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72年，在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后来从1974年6月住院治疗，到1976年1月逝世，周总理前前后后共做了大小手术13次，平均下来每过40天就要做一次手术。那时候，由于遭受癌症的折磨，周总理的身体极度消瘦，体重也极度下降到了30.5公斤。

实际上，作为病人的周总理，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当时，周总理曾对医护人员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经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让我搬回家去住！”不过，鉴于周总理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个请求并没有实现。因为，住院治病已经不是周总理个人的事情了，想要放弃治疗，也根本由不得他。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已经无法进食了，为了维持周总理的生命，医护人员只好用管子将食物直接灌进他的胃里。那时候，周总理身上插满了管子，有的管子是进食用的，有的管子是输血用的，有的管子是输液、排液用的。周总理平平地躺在病床上，连翻个身都受限制。

为了减少周总理的病痛，医护人员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剂，不过这仍使周总理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根据当时的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他（周总理）很痛苦，疼得实在无法忍受了，就会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我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听到这句话，医生张佐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并回答道：“周礼，你现在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周总理的自制力非常强，他虽然想哼一哼，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8岁。

在周总理住院治疗期间，邓颖超始终陪伴在左右，对于周总理的“痛苦”，她能够体会到。有一次，邓颖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医生说：“他（周总理）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了……”可以说，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活着，有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话说回来，晚年的邓颖超一直思考着安乐死的问题。1982年7月的一天，邓颖超把侄子侄女叫到中南海，说道：“我得重病的时候，或者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去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这一年的11月5日，邓颖超又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份关于自己后事处理的补充意见。邓颖超在补充意见上特别写了“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一条。

那时候，安乐死还是一个人们普遍议论的热门话题，也存在着一些争议。1988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档讨论安乐死的节目。当时，邓颖超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并且深有感悟。于是，邓颖超就给电台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后来，经过邓颖超的同意，电台将这封信公开播了出去。当时，许多听众都为邓颖超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纷纷觉得邓颖超一生淡泊名利，即使在生死面前，也同样豁达开朗，真正表现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襟怀和大无畏精神。

1989年10月，邓颖超又一次特意让秘书赵炜给中央报告她关于死亡的一些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求中央批准，给予安乐死。”

当时，中央领导们对邓颖超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非常敬佩，并批示道：“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后来，当邓颖超病重住院之时，她还先后多次提出“不要实施抢救”的要求。

到了1992年6月，在逝世前一个月，病体沉重的邓颖超或许感觉到了什么，所以她郑重地询问秘书赵炜：“我的事情你向中央报告了没有？”听到这句话之后，长期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秘书赵炜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回答说：“大姐，你放心吧，我已经报告了！”

前面说过，邓颖超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虽然她不平凡的经历和卓越的贡献，使她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她却从不居功，从不宣传自己。邓颖超晚年，曾有人建议她写一些个人传记一类的文章，可是邓颖超却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没有什么好写的！”

这里要多说的是，当时有一家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红军精神的图书，并且主动联系报告了邓颖超，同时邀请邓颖超也写一篇。然而，让出版社的同志没有想到的是，邓颖超在接到报告之后坚决不同意，她给出的理由让人大吃一惊——我不算长征女红军。

这是怎么回事？出版社的同志疑惑不解——邓颖超明明参加过长征，为什么她却说自己不算长征女红军呢？后来，邓颖超才解释道：“虽然我参加了长征，但是那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为了照顾我，就把我安排在休养连，而且还为我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一路上都是同志们帮助我走完长征的！”

邓颖超还感慨地说道：“红军长征非常艰苦，许多同志都牺牲在了路上。我在长征期间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这些同志，她们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完长征的，我没什么可写的，还是请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写吧！”

每当回想起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邓颖超都伤感不已，她曾经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骑的马受惊了，陷进了沼泽地里。这时候，抬着周总理的担架已经在前面走远，邓颖超喊了也没有回应。当时，邓颖超根本不敢动，因为如果陷进去就没命了。

就这样，邓颖超在沼泽地的泥潭里挺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遇到后面上来的同志们，她才被救了出来。而邓颖超骑的那匹马则由于不断挣扎，已经陷入沼泽地里无影无踪了！被同志们救出来之后，邓颖超开始不停地发高烧，过草地的七天七夜，她没有吃过一粒米。

后来，到了过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邓颖超终于看到了房子，那是少数民族的村庄。房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住人用的，下层是养牲口用的。极度虚弱的邓颖超根本爬不到上层，只好在下层的牲口棚里躺着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邓颖超休息的时候，蔡畅和其他女同志来了，在同志们的照顾下，邓颖超这才捡了一条命。后来邓颖超听蔡畅说：“当时，我们看到你之后都哭了，因为大家见你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为你活不成了！”

抱着病体走过那渺无人烟的草地，七天七夜没吃一粒米，邓颖超回忆当年的场景时说道：“（长征中）我们忍受了一切，并不以为苦，当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这一切困苦时，我们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能为自己留什么？”

1988年，在中央批准有关部门为邓颖超写传记之后，邓颖超这才表示：“既然组织上作出决定，只好服从。”不过，邓颖超心中仍有些不情愿，因为在有关部门采访邓颖超之时，她总是对自己的生平事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谈得很少，反而要求有关部门多写一些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的情况。

与此同时，邓颖超还交代：“既写成绩，也别忘了写缺点。要写就写全面，不要只是颂扬。”后来，邓颖超的传记提纲和征求意见稿出来了，有关部门将材料送给邓颖超审阅，可是邓颖超却并不热衷审阅，直至她去世，也没有看到这本关于她自己的个人传记。

晚年的邓颖超经常对身边的人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是精神万岁！”在遗嘱中，邓颖超这样安排：“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们住的房舍，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对侄儿（女）辈，勿以同志的关心，给以照顾……”看到邓颖超的遗嘱，同志们潸然泪下！

1992年7月9日中午，病重的邓颖超突然醒了，并让医护人员叫来了秘书赵炜。秘书赵炜来了之后，邓颖超拉着他的手说道：“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秘书赵炜听后泪流不止，劝慰道：“大姐，您千万不要这样说！您养养神吧，该睡会午觉了！”

邓颖超当时为什么要对赵炜说那样一句话，也许是那次醒来之后，邓颖超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让人感到伤心悲痛的是，这一次见面，确实是秘书赵炜和清醒的邓颖超见的最后一面。

次日早晨（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又一次陷入了昏迷，脉搏不断加快，呼吸变得越来越慢。此时，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建议秘书赵炜赶快向中央报告。

其实，连续十几天以来，邓颖超基本上都处于昏迷状态，偶尔会清醒过来，就不忘嘱咐：“不要进行抢救了，不要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和医疗药品！”当时，医护人员耐心地回答说：“您的头脑还很清醒，还没有到不可救治的时候，您就安心接受治疗吧，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这天晚上（7月10日），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邓颖超，大家心中暗自祈祷，希望邓颖超的病情能够尽快好转。到了7月11日清晨5点多钟，医护人员趴在邓颖超的耳边呼唤：“大姐、大姐……”然而，此时的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

秘书赵炜急了，他在病床前喊道：“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了就睁睁眼睛、点点头。”可是，无论秘书赵炜如何呼唤，邓颖超就是没有反应。当时，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紧接着医护人员发现邓颖超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

1992年7月11日清晨6点55分，深受人民群众尊敬和爱戴的邓颖超，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自然安详地走完了自己不平凡且功勋卓著的一生。邓颖超病危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她“生命结束之时不要进行抢救”的请求得到了实现，让我们向邓颖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