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六评西贝：不会评论的做菜者不是一个好食客

近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六篇评论，围绕“贾罗禁言”“西贝关店”等事件展开讨论。直到第六篇，才终于触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预制菜。这篇题为《公众关切是餐饮业多元发展重要契机》的评论，虽然论点最终回归正轨，但其论述路径和论据选择却引发了诸多疑问。

迟来的焦点：为何第六天才谈预制菜？

在这场持续一周的评论中，前五篇似乎都在外围打转，直到第六天才直面核心问题。评论中提到：“近日，有关部门将对预制菜国家标准、术语和分类、推广餐饮环节菜品加工制作方式自主明示等公开征求意见。”这被作者称为“民意与国策良性互动的生动实践”。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生动实践”是如何开始的？追溯源头，不得不提到被某些媒体称为“网络黑嘴”的罗永浩。正是他在微博上的直言：“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这条微博引发了广泛共鸣，将预制菜问题推向了公共讨论的中心。

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黑嘴”发声，推动国家立法的进程是否会如此迅速？罗永浩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餐饮透明化，这为何会被某些力量视为需要打压的“黑嘴”？在这一事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企业话语权与媒体话语权之间的某种不平衡。

“家中大厨”的迷思：论据为何如此苍白？

第六评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作者插入的一段个人经历：“笔者是家中大厨，二三十年的厨龄厨艺，以多道拿手好菜牢牢拴住家人的胃......”这段文字读起来不像严谨的评论，反而更像个人生活分享。

这段文字存在多个问题：首先，它缺乏代表性——大多数中国家庭并没有这样一位“二三十年的厨龄”的专职大厨；其次，它逻辑混乱——作者自称“绝大多数时间是吃食堂”，那么这位“大厨”的厨艺究竟服务于谁？再者，那段关于“野生蘑菇配新鲜土猪肉”的回忆，与预制菜讨论有何直接关联？这种散文式的插入，严重削弱了评论的严肃性和说服力。

正如一些读者敏锐指出的，这段文字更像“老登的微信公众号的体味生活的文章”，而非国家级媒体的严肃评论。当评论者用个人有限的生活经验试图代表“亿万食客”时，其论述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自然受到质疑。

终于说对了，但来得太晚

值得肯定的是，第六评的后半部分终于回到了正轨：“公众对预制菜的关切热议可以成为餐饮业多元发展的又一次重要契机......前提就是借此机会推动餐饮业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这些观点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现在才说？消费者从未反对预制菜本身——麦当劳、肯德基、萨莉亚等快餐品牌的成功就是明证。公众反对的是以现制现炒的价格售卖预制菜而不明示，反对的是信息不对称下的消费欺诈。

评论最后指出：“只要明确标注、明码标价，相信消费者都会用脚作出选择。”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也是罗永浩等消费者一直在呼吁的。可惜的是，这一核心观点直到第六天才被明确表达。

媒体的角色：引导还是跟随？

这一系列评论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主流媒体在公共讨论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是应该敏锐捕捉民意，提前引领讨论，还是等待政策信号明确后再跟进？

在这次预制菜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后一种情况。只有当国家标准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时，媒体才全面展开讨论。这种“安全”的评论策略，虽然避免了风险，却也失去了媒体应有的前瞻性和引导力。

对比当年“六个翅膀的鸡”等食品安全谣言泛滥时媒体的沉默，与今日对预制菜问题的迟滞反应，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模式的一致性：在面对企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的冲突时，媒体的天平往往需要外部力量才能调整平衡。

透明化：餐饮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无论如何，第六评最终抵达了正确的结论：透明化是餐饮业发展的关键。老乡鸡等品牌公开承认使用预制菜并取得成功，证明消费者并不排斥预制菜本身，而是排斥信息不透明。

未来的餐饮市场必然是多元化的：现制现炒的餐馆、使用预制菜的连锁店、完全透明的快餐品牌都将有各自的市场空间。但无论哪种模式，透明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消费者有权知道他们支付的对价获得了什么，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结语

人民日报的“六评西贝”最终触及了预制菜问题的核心，但这一过程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媒体的评论应当基于深入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而非个人化的生活片段；应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而非等待政策明确后再安全跟进；应当平衡各方声音，而非简单地将消费者诉求标签化。

“不会评论的做菜者不是一个好食客”——这句话虽然略带讽刺，却点出了一个真理：无论是烹饪还是评论，都需要专业、专注和对服务对象的真正理解。在食品安全和消费权益问题上，媒体应当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味蕾”，而非远离厨房的“美食家”。

预制菜争议不会就此结束，但随着国家标准的制定和透明化要求的推进，中国的餐饮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多元的发展。而媒体在这场变革中的角色，或许需要更多的自省与调整。我们期待的不只是对政策的诠释，更是对民意的敏锐捕捉和对公共讨论的真正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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