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那两百年,从刘邦到刘彻,人才就跟地里的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往外冒。英雄好汉、风流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这些人的下场呢?说起来也让人摇头——身败名裂算轻的,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
袁盎和晁错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还得替晁错背黑锅,一背就是两千年。
这俩人不对付到了极点。要是袁盎在屋里,晁错绝不落座;要是晁错坐着呢,袁盎绝不进屋。想要同一张桌子吃饭?门都没有。想要在同一间屋子说话?一样想都别想。就是这么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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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都说,袁盎向汉景帝提议杀了晁错,所以晁错之死赖他。这话只是听着解气,可细细一想,袁盎冤得慌。
为啥这么说呢?有三件事得要弄清楚。
首先呢,先动手的是晁错,是晁错先张罗着要杀袁盎,袁盎这才反击的。按现在的说法,这叫正当防卫,撑死了算防卫过当。
第二件事是袁盎提议杀晁错那时候,他已经被罢了官,算是半个退休老头,平头百姓。他的话,顶多算是个私人建议。而真正下刀子的是谁呢?是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这些朝廷大臣打了报告,汉景帝作了批了,这才动的手。
第三件,是晁错被杀之后,吴楚七国虽然没有退兵,可在政治上确实被动了。那些观望的中立小国一看:你们不是清君侧吗?君侧清了呀,那还打啥呢?你再打就师出无名了呀,所以,这为后来平定叛乱,多少起了点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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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历史总像是有那么一条线,总要划出正义和非正义,非黑即白,非忠即奸。既然历史肯定了晁错是忠臣,那么袁盎就铁定是奸臣。既然肯定了晁错是君子,袁盎就必然是小人。
那么袁盎真是小人吗?真不是。他是个正直、正派、心里有杆秤的人。
在刘邦去世之后,吕后专政,吕氏家族可以说只手遮天,已经危及到了大汉朝廷的根基,到了吕后去世,一些开国老臣联合起来平定诸吕,而在平定诸吕之乱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太尉周勃。
这周勃是谁啊?那是后来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刘邦的老战友,他不光是平定诸吕之乱的头号功臣,还是他把汉文帝扶上的皇位。汉文帝对他尊敬到了极致,上朝的时候,正常是大臣跪送皇帝,可周勃不一样,周勃先走,皇帝站那儿目送他。这样的待遇,可以说是独一份。
有一天,袁盎在旁边问汉文帝“陛下觉得周勃是什么样的人?”
汉文帝回答说:“社稷之臣。”
袁盎却说:“不对,他是功臣,不算是社稷之臣。”
(汉文帝)“此话怎讲呢?”
(袁盎)“您想想,吕后专权那些年,周勃当太尉,手握天下兵权。刘家江山快塌了,他干嘛呢?他纹丝不动。等吕后一死,大臣们都起来了,他这才顺势而为。这顶多算是识时务,哪能算是社稷之臣呢?”
汉文帝听完之后态度就变了,对周勃也开始端起了架子。周勃知道后就骂袁盎:“好你个小混蛋,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居然在皇帝面前捅我刀子!”
袁盎也不搭理他。
后来,周勃被罢相,回到了封地。当地官员一看他失势,立马诬告他谋反。然后就被汉文帝下令关进了监狱。这满朝文武,没有人敢吭声,但只有袁盎四处奔走,为周勃辩护,最终把周勃从监狱里捞了出来。
从此,周勃跟袁盎成了过命的交情。
就是这样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怎么可能是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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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曾在吴国当丞相时,他手下的官员和他家的丫鬟私通,好上了。这在当时是大忌。袁盎知道了,装作没看见,照样信任那下属。
后来有人跟那下属说:“你小子的事老爷早就知道了。”那下属吓得连夜跑路。袁盎骑上马把他追了回来,说“你走啥?我把那丫鬟赐给你,你们好好过日子。”
后来袁盎出使吴国,被吴王刘濞扣下了要杀头。而看守他的军官是谁呢?就是那个他曾经的下属。他晚上把士兵都灌醉,然后对袁盎说:“大人呐,您是我的恩人,跟我走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就有这个情节,所以说,小人能办出这种事吗?
而且,袁盎在朝廷和江湖上都有极高的分量。
汉文帝时有个大法官叫张释之,他秉公执法,多次顶撞皇帝。这样的人又是谁发现的呢?是袁盎推荐给汉文帝的。
汉武帝时有个很有名的清官叫汲黯,耿直得不行,敢骂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就是说汉武帝这个人内心欲望太重,说好听点叫雄才大略,难听点就是好大喜功、贪得无厌,表面上还装出一副仁义谦逊的样子,但即便这样,汉武帝对他也是十分敬重。像卫青进宫,汉武帝能坐在马桶上接见他;丞相公孙弘求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和他说话。可要是汲黯一来,汉武帝必定穿戴整齐,正襟危坐。这就是汉武帝给汲黯的最高礼遇,而汲黯最佩服谁呢?同样是袁盎。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汲黯这样的直臣、清官,最敬佩袁盎,袁盎他能是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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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袁盎他肯定不是小人,而是真正的“士”。
最早的“士”这个字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人把头发梳起来,上面横插一根棍。也就是成年礼。
在古代,男孩子二十岁,女孩子十五岁,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以表示成年。男孩叫“冠礼”,女孩叫“笄礼”。但是,贵族男子才有这资格,平民就只能戴头巾。所以"士"的本意,就是最低一级的贵族。
而古时候的贵族是分等级的,从上至下分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前三个能加冠,也能加冕,而士就只能加冠。冕是皇帝上朝戴的礼帽,前后有下垂的珠串,耳边挂两个玉坠。垂下来的珠子叫“旒”,耳边挂的玉坠叫“充耳”,充耳不闻就从这儿来的——这个礼帽(冕)的作用就是说,好的话、正确的话就听,正确的去看待眼前的事,说白了就是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
而加冠呢,得加三次。《汉武大帝》里有过那样的场景,汉武帝十五岁,汉景帝给他加冠。第一次加的叫“缁冠”,一个黑色的帽子,表示有了统治的权力;第二次加的叫“皮弁”,也就是军帽,表示有了兵权,所以也能佩剑;第三次加的叫“爵弁(爵通雀)”,祭祀用的,表示有了祭祀权。都知道,祭祀和战争在古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这叫“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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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时候真正的士呢,还得有绅士风度和侠肝义胆。
袁盎就是这样的人。他爱结交江湖豪杰,朋友遍天下。有个大侠叫剧孟的,好赌博,他很敬重袁盎,和袁盎有非常要好的交情。有人劝袁盎:“剧孟是赌徒,离他远点为好。”
袁盎说:“剧孟母亲死的时候,送葬的车子上千辆。这人要是没点过人之处,能有这么好的人缘吗?”
袁盎还说,“在这世上,有难相求时,不拿父母当借口,也不装作自己不在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剧孟,一个是季心。”
季心是季布的弟弟,季布重然诺,一诺千金,有句话叫“千金不如季布一诺”,也就是说,得千金不如得季布一个承诺。季布和季心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侠,而他们敬重的人也是袁盎。
所以袁盎一定也有侠肝义胆,又以天下为己任,但同样是这一点,最后却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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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宠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想让汉景帝立梁王当储君,但这违背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本来当时的袁盎已经退休了,完全可以不管,可他管了,他坚决反对,所以梁王恨他入骨,派了刺客杀他。
第一个刺客来了,到处打听袁盎为人。问一个,说好人;问一个,说君子;再问一个,说侠义。刺客下不了手,对袁盎说:“梁王派我来杀你,可我下不了手。但我不干,别人还会来,你躲躲吧。”
袁盎也没躲,最后还是死在了梁王派来的刺客手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盎也是为国而死。
他这么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厚道的人,一个真正的国士,最后却被刺客夺走了性命,被历史抹黑成了奸臣。
他的悲剧在于,他活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朝廷大臣们觉得,既然晁错是忠臣,那袁盎必然是奸臣。可或许他们没想过,忠臣和忠臣之间,也可能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水火不容。
晁错要削藩,袁盎觉得时机不对。这不代表袁盎就是小人。周勃是功臣,袁盎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也不代表袁盎就是小人。恰恰相反,救了周勃性命的,正是袁盎。
那丫鬟和下属私通,袁盎能成全他们,这份心胸几个人有?剧孟好赌,袁盎能看到他重情重义的本色,这份识人之明几个人有?退休了还管立储这样的大事,这份担当几个人有?
可历史就是这样,总把复杂的人简单化,把有血有肉的人脸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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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是士,真正的士。士是什么?是贵族的底端,是道德的高点。他们无冕,却有王者的风范;他们无权,却有改变历史的能量。
晁错是忠臣,袁盎也是忠臣。只不过一个主张急进,一个倾向保守;一个要削藩,一个要维稳。他们的矛盾,是路线之争,不是忠奸之辨。
可景帝不懂,大臣不懂,后来人也不懂。他们简单地以为,既然晁错死了是冤案,那提议杀晁错的袁盎必然是凶手。
但袁盎也死得冤,比晁错好不到哪儿去。晁错至少实现了政治理想,袁盎呢?他反对立梁王,不就是为了维护“父死子继”的规矩么?不就是为了国家稳定么?可最后,他成了历史的小人,晁错却成了历史的英雄。
但历史从来不讲公平。历史只讲结果。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晁错被平反了,袁盎继续背着黑锅。结果是梁王没当上皇帝,袁盎却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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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父亲曾对儿子说过:“疏不间亲。”袁盎自己说:“忠孝难两全。”
他们都有没错。错的是那个时代,那个把忠臣当棋子、把国士当小人的时代。
袁盎临死前,刺客对他说:“你是好人,可我得杀你。”
袁盎笑了笑,没躲。
这才是真正的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要死而坦然受之。
这种风度,这种担当,两千年后,我们难以再看见。
我们看见的是,忠臣必须完美,国士必须无瑕。有污点?那就是小人。有争议?那就是奸臣。
袁盎被刺杀的时候,长安城外的柳絮正飘。他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当年加冠时插上的那根簪子。
那根簪子,标志着他是士,是贵族,是有担当的成年男子。
可那根簪子,没能挡住刺客的刀。
就像他的绅士风度和侠肝义胆,没能挡住历史的偏见。
这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袁盎的墓志铭上写着什么?什么都没写。因为他被认为是小人,不配拥有墓志铭。
可真正的历史,是不是应该那样写:
袁盎,字丝,楚人也。为人正直,仗义任侠,以天下为己任。虽与晁错政见不合,然皆为国事,非私怨也。反对立梁王,维护社稷,死于刺客。呜呼,真国士也。
这才是袁盎。这才是真正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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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长河,人是河里的沙。
有的沙被冲上了岸,成了英雄;
有的沙沉入河底,成了“奸臣”。
但我们读历史,不就是为了——
在泥沙俱下之中,打捞那些真正发光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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