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了多少国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本以为鞑虏指的是欧美列强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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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

每次读到晚清的屈辱史时，这句诗总能刺痛到很多人的神经。在长达百年的教科书记忆里，我们习惯了将近代中国的苦难，归结为坚船利炮下的列强入侵。

于是，当看到同盟会那句著名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时，许多人下意识地会产生一种错觉：所谓的鞑虏，指的一定是那些把中国打得千疮百孔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

可是，当我们翻开尘封的《民报》发刊词，查阅当年的檄文原件时，会发现一个令人愕然的事实：在1905年的语境下，这句口号的矛头，并非直接指向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而是指向了当时住在紫禁城里的统治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当时这场关乎政权合法性与民族构建的政治博弈～

一个群体性的认知误区

为什么我们会误以为鞑虏是洋人呢？这其实是后人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上，对前人的一种善意误读。

咱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近代史的主线是抗击西方列强，那既然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那他的首要目标自然应该是把侵略者赶出去。

但在20世纪初的革命党人眼中，问题的优先级并不是这样的。

鞑虏二字，在古代汉文典籍中，历来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宋明以后，多指蒙古（鞑靼）或女真。在清末的政治话术里，它被精准地锚定为——满洲皇室及其特权阶层。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与号召力。这并非一场单纯的对外排外运动，而是一场在华夷之辨古老逻辑下，重新包装的内部权力更迭。

抄了五百年前的作业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其实是对历史的一次精准回溯。

要讲清这个源头，必须将时间轴拨回到公元1367年，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廷。出发前，大儒宋濂起草了一篇名为《谕中原檄》的雄文，此文收录于权威史料《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之中。

文中有云：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请注意，朱元璋用的是胡虏，针对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而孙中山将其改为鞑虏，针对的是清朝满洲统治者。一字之差，神韵全同。

为什么革命党要抄朱元璋的作业？

这里体现了极高明的政治策略，清末的革命主力，除了留学生，很大一部分倚仗的是民间会党（如哥老会、天地会），这些会党几百年来一直奉行反qing复ming的宗旨。

对于底层只有朴素民族观念的帮会成员来说，讲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他们听不懂，但只要喊出像洪武大帝一样驱逐鞑子，恢复汉家江山，瞬间就能点燃他们的热血。

所以，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动员机制，它利用了汉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观念，将反抗清廷的统治合法化。

当事人的亲自解释

当然，历史研究不能靠猜，我们直接看当事人在核心刊物上的表述～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演说。这篇演说辞被完整记录在案，是研究同盟会纲领的铁证。

孙中山是这样说的：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这段话传递了三个关键信息：

1. 对象明确，鞑虏指的就是满洲统治集团，而非欧美列强。
2. 界限清晰，不是搞种族灭绝（尽管底层宣传时往往带有浓重的复仇色彩），而是针对政治统治权。
3. 政治承诺，只要交出政权，人身安全可保。

如果鞑虏指的是欧美列强，孙中山根本不需要解释不要尽灭这种话，因为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不存在尽灭欧美的可能性。只有针对国内的少数统治族群，才会出现这种关于灭族的担忧与辩解。

再看另一位革命猛人，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他在书中写得更加露骨和激进，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言辞带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绪：“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

后面的话有些激进，不全列出来了，邹容的文字虽然偏激，但逻辑闭环非常严密。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被异族奴役，要救中国，必须先推翻这个异族朝廷。

为什么不先打欧美？

读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欧美列强把中国欺负成这样，割地赔款，革命党为什么不先打洋人，反而盯着满清政府死磕？

这正是当时革命党人比义和团高明的地方，义和团的逻辑是：洋人坏，杀洋人，扶清灭洋。结果被清政府当枪使，最后被联手剿灭，国家更惨。

革命党人通过冷静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结论：清政府已经彻底沦为列强的代理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论述，堪称对当时局势的精准解剖：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朝廷吗？...朝廷本来是替洋人守土官长...满洲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

这才是驱除鞑虏背后的深层战略考量。

在革命党看来，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只要这个政府还在，中国就不可能对抗列强。因为它会不断地割地、赔款、镇压人民的反抗以换取列强的支持。

所以，要反帝，必须先倒阁。要抵抗欧美，必须先搬开清政府这块绊脚石。驱除鞑虏虽是针对满清，但其最终指向，依然是国家的独立与自强。

辫子与猪尾巴

在驱除鞑虏的宣传战中，还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就是辫子。

在正史文献比如《清实录》中，剃发易服是清初确立统治威权的重中之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了晚清，这条辫子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笑料，被戏称为Pigtail（猪尾巴）。

在《民报》等刊物的宣传画里，革命党人极力渲染辫子的丑陋与屈辱。当时的宣传逻辑是：你留着这条辫子，就是鞑虏的奴隶，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就被洋人看不起。

这种宣传极其有效，它将抽象的政治统治，具象化为每个人头顶上的那根辫子。剪辫子，不仅仅是改变发型，更是一场名为去鞑虏化的政治投名状。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提到自己剪掉辫子后的遭遇，以及当时留学生对于辫子的痛恨，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生动写照。这种对于身体符号的争夺，是驱除鞑虏口号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直接投射。

从驱除到五族共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驱除鞑虏的口号响彻云霄，十八星旗（代表关内十八省）飘扬在黄鹤楼头。此时，革命党人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满清赶回老家去，光复汉地十八省。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局势发生了惊天逆转。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紧接着，孙中山和袁世凯等政治领袖迅速调整了口号，原本喊打喊杀的驱除鞑虏，一夜之间变成了温情脉脉的五族共和。

为什么变脸这么快？

因为如果真的严格执行驱除鞑虏，把满洲人赶回关外，甚至允许蒙古、西藏脱离，那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将失去超过一半的领土，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无法承担的历史罪责。

此时，我们需要翻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草案讨论记录。当时的精英阶层迅速达成共识：为了继承清朝的版图法统，必须将排满转变为融合。

于是，革命的破坏性口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建设性的国家构想。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不仅是一句口号的变更，更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关键一跃。

它成功地将清朝的多元一统遗产，转化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

老达子说

回望百年前，那个曾让老达子误解的驱除鞑虏，实际上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它切开的是腐朽的封建肌体，试图挖出的是名为专制与盲目排外的毒瘤。革命党人并非不恨列强，而是他们看透了当时的棋局：不先解决内部的代理人，就永远没有资格坐在棋桌上与列强博弈。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爽文，每一个口号的提出、修正与废止，背后都是无数仁人志士在亡国灭种边缘的挣扎与算计。

当年那些以为鞑虏是洋人的我们，或许看懂了民族的屈辱，却未曾看懂政治的残酷。而如今，当我们读懂了这八个字背后的真意，才真正读懂了那段从沉沦到觉醒的艰难岁月。

“中华”二字的恢复，从来都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靠一代代人，在误解、修正与流血中，一步步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