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范汉杰生活费仅60元，亲自调整为200元发放

1962年深秋，北京已透出寒意。政协礼堂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挑的老人站得很直，军人习惯丝毫未改。他有些紧张，又有些感慨，缓缓开口：“是我自己走错了路，辜负了老师的栽培。”对面坐着的，正是多年未见的周恩来。

这位老人，就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后来又被新中国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范汉杰。

要理解这段看似细枝末节的“工资故事”，离不开范汉杰前后三十多年的军事、政治与命运变化。

一、从黄埔课堂，到淞沪炮火

1896年10月29日，范汉杰出生在广东三河镇梓里村。家境算不上显赫，却十分重视读书。父亲范之淮热心地方教育，在光绪年间创办梓里公学，被乡亲们敬做“先生”。家庭氛围里，多的是书本和旧式读书人的气派。

少年时，范汉杰先在西翰轩读私塾，随后进入梓里公学。1910年前后，他同三哥一起到广州求学，原本打算报考黄埔广东陆军小学，但因为粤语不顺溜，只能转入优级师范附属理科。路稍微绕了一点，不过仍在朝着军旅方向靠近。

也就是在闽粤军任职期间，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一个改变他一生轨迹的人——在总部任上校参谋的蒋介石。1919年，他又转任福建良厦公路测量队队长，继续在军事与工程之间穿梭。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24年。那一年春天，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范汉杰下了决心，要追随孙中山搞革命，辞去了现有职务，从头做起。6月，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算是“元老级”学生。年底毕业后，他留在部队任教导第4团少尉排长，很快又升为中尉副连长，后来在粤军第1师担任参谋、主任参谋等职务。

1925年，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东征陈炯明的战事打响。范汉杰以第7师第29团第1营中校营长身份投入战斗。在那一阶段，他算是典型的“黄埔系中坚力量”。1926年北伐开始，他已经是第10师第29团上校团长，参加了汀泗桥、马回岭等战役。因表现突出，同年10月升任第10师副师长，与蒋光鼐搭班子。

北伐军攻破吴佩孚、孙传芳势力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1927年，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立，汪精卫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第11军军长陈铭枢不得不离开部队，率副军长蒋光鼐、第10师代师长范汉杰等赴南昌投靠蒋介石。自此，范汉杰在蒋系内部的地位其实已经不低。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清洗党内、军内反对力量，大力整编部队。范汉杰因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又颇有战功，被派任浙江浙东警备师师长。在黄埔学生中，他是最早戴上将星的一批，这一点，在当时颇为醒目。

二、“闽变”风波与战场沉浮

1928年，浙江警备师编入陈铭枢所部第11军。随后几年，在李济深等人的支持下，范汉杰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又赴德国军队学习。那一段留学经历，为他后来的军事教范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德国的三年，他先在营、连、排等下级单位实习，重点掌握野外演习、战斗教练的指挥方式。之后，又在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等各兵科专门学校轮训，最后阶段进入高层军职课程，研究欧洲战史、战略、军制等内容。这种“系统化训练”，在当时的中国军界并不多见。

1931年，父亲去世，他回国奔丧。此后因患吐血病，上庐山养病。赋闲之余，翻译行军战斗教练类的小册子和图解。后来，这些译稿被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成为部队练兵教材之一。不得不说，这是他留下的一个比较扎实的专业贡献。

1935年秋，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通过考核后，担任陆军第二师参谋长，驻防保定、徐州一带。1936年，在胡宗南推荐下出任第一军副军长，兼中央军校高教班主任、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总队长。他把在德国学到的一整套训练方法引入黄埔，再次带出一批军官。

不过，真正让他背上“闽变泄密者”这口锅的，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第19路军长期驻闽。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范汉杰在陈铭枢邀请下担任第19路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参加了淞沪战斗，与日军在上海周边激战，算得上抗战中早期的一位重要将领。战后，第19路军驻扎福建，他依旧在部队担任要职。

1933年11月，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人非常不满，酝酿通电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这一段历史，后来被称为“福建事变”或“闽变”。

策划过程中，范汉杰以19路军参谋处长身份参与具体工作。可是，计划尚未完全公开，蒋介石就已做好围剿准备。一段时间后，有人认定，是因为内部机密泄露，导致19路军部署被蒋掌握，以至于“闽变”不到百日便宣告失败。

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19路军，凡黄埔出身的军官一律遭到通缉并被开除学籍，范汉杰也在名单之中。局势急转直下，蔡廷锴派范汉杰赴厦门，联系第3路军总指挥，谋求和平改编，争取保留部分抗日力量。总经部机要科长突然逃亡，电码暴露，内部密码体系完全失守，19路军的机密在短时间内变得“一览无余”。

3月，19路军番号被取消。作为参谋长的范汉杰，被不少人怀疑与泄密有关。蔡廷锴等人将矛头对准他，认为他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等人勾连，从而造成机密外泄。

“闽变”平定之后，范汉杰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表态效忠。对外看，这一选择似乎进一步坐实了“通风报信”的嫌疑。蒋介石任命他为少将参议，暂时“观其后效”。从那时起，他的身上就一直带着一个模糊的标签——支持过福建事变，却又转身归队南京。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影响他的命运。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中，本来有他的名字，后来却因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旧事重提，被暂时搁置。

回到抗战本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范汉杰随胡宗南率第一军入沪，参加淞沪会战。战局失利后，部队撤至河南开封、归德、信阳一带继续抵抗。1938年4月，他被任命为第27军军长，辖下有由军校教导总队改编而来的精锐第46军，负责守备陕东黄河防线。

1939年，他率军北渡黄河，进驻山西晋南、太行山区，与孙殿英新5军、庞炳勋第40军及朱德指挥的第18集团军一道，在太行山、中条山地区与日军作战。1940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他取得对日作战胜利，朱德还亲自带人到27军慰问，赠送“太行屏障”锦旗。这个细节，说明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在前线有过合作，也说明他在抗战中的确付出过实打实的努力。

1942年8月，他升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57军、第3军、第42军驻守平凉。胡宗南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将他提拔为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跻身政治层高层。

抗战结束后，内战阴云很快笼罩全国。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副主任。之后又先后担任国民党参谋次长、陆军副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是内战时期的重要军事骨干之一。

三、辽沈战败、功德林改造与特赦波折

内战中，他经历了两场关键战役：胶东战事与辽沈战役。

1947年6月，范汉杰指挥6个整编师、20个旅，共约15万人，对胶东解放区发起所谓“九月攻势”，一度占领十多个县城。在毛泽东部署下，许世友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展开胶东保卫战。经过几个月激战，解放军歼敌6万余人，国民党攻势受挫。他被撤去第一兵团司令之职，调回南京任副总司令，表面上是“另任要职”，实际是失势的开始。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逐步夺取锦州外围要点，形成对锦州的围困局面。蒋介石焦躁不安，不到半个月，两次飞抵锦西、三次飞往沈阳，直接指挥廖耀湘、侯镜如等部作战，但无力扭转大势。

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短短31小时内，攻克锦州，歼灭范汉杰所部十余万人，切断了国民党东北部队向关内撤退的通道。战局至此，已难再有回旋余地。

面对全面崩溃的局面，他与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人商议，原本想往塔山方向与侯镜如会合，然后再想办法突围。14日黄昏，他带着妻子与十余随从匆匆离开司令部。没走多远，就被突进的解放军发现。10月15日下午，他一行在锦州城东南谷家窝棚附近小路上被抓获。

《人民日报》10月27日刊登的《范汉杰就擒记》，描写他被俘时的狼狈装束：破棉袄、小棉裤、肩披麻袋、手拿萝卜啃着。这些细节，既有宣传上的意味，也透露出他当时身处绝境的心理状态——对蒋介石而言，是战败者；对解放军来说，是重要战俘，必须安全控制。

被俘后，他一度萌生“自报姓名求速死”的念头，以为自己指挥失利，难逃蒋介石追究，更不可能得到对手宽待。没想到，解放军并没有对他凌辱，而是按照政策将其妥善收容，转移至东北野战军俘虏收容所。1956年1月，他从佳木斯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入系统改造阶段。

在功德林，他见到了多位昔日同僚与上级——傅作义、张治中、卫立煌、陈铭枢等民主人士、起义将领陆续来探望战犯。张治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国民党战犯“不审、不杀、不判、分批释放、安排工作”的政策，消息传开后，不少人心绪大受触动。范汉杰听后，心情激动，干脆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须剪掉，算是对旧身份的一次切割。

在功德林期间，他坚持看书、写日记，研究《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理论著作，还托人购买《微积分》《高等代数》这类原本与军旅相距甚远的书籍。不得不说，这样的选择有些出人意料，也反映出他对“重新学习”的强烈意愿。

他明白，自己是解放军的败将，即便当年逃往台湾，恐怕在那边也是抬不起头来。如今留在大陆，既然得到宽大处理，就只能用态度去争取信任。

1959年秋，新中国发布第一批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特赦战犯名单，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三十余人。消息传到功德林，不少战犯都格外紧张。范汉杰看着名单，难免心中起伏，自认为改造态度不错，应该轮得上。名单公布完，他的名字却不在其中。

他心里有疑惑，也有落差。打听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本确实在首批特赦对象之列，但由于蔡廷锴等人对“福建事变”旧案一直心存芥蒂，坚持认为他曾与戴笠、郑介民勾结、泄露19路军机密，特赦名单才暂缓执行。

这种情况对他打击不小，他大喊冤枉，觉得自己背着“泄密”的锅太久。后来，管理人员对当年的“闽变”过程反复调查，逐步发现机要科长逃亡、电码失密才是关键问题，而“与军统勾结泄密”的说法缺乏确凿证据。功德林方面据实向上级报告情况。

周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蔡廷锴做工作，说明政策原则与实际调查结果。蔡廷锴也并非不讲理，在反复思量后，被周恩来的诚意打动，最终撤回原先的意见，表示同意特赦范汉杰。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令执行，范汉杰终于离开功德林。他后来提起这一天，说那是“最难忘又伤感的一天”。难忘，是因为重获自由；伤感，是因为想到旧事、想到离散的家庭。

出狱不久，他在李以劻陪同下专门去看望蒋光鼐和蔡廷锴，开口第一句就是“请罪”。他说，当年在19路军任职时，未能尽忠职守，导致行动失败，至今惭愧。蔡廷锴和蒋光鼐倒显得豁达：“中央领导都能原谅你，并特赦你。老同事之间的事，也该翻过去了。以后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多做些事。”

至此，他心中最后一个“结”基本解开了。

1961年，统战部廖局长与北京市民政局王局长将两批特赦战犯编成一个劳动锻炼组，在北京南郊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范汉杰在公社队里干活很认真，劳动态度不错。一年后，他回到北京，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那次会见中，周恩来提到自己当年在黄埔军校教书，记得这些老学员的模样：“你们两个个头都高，年纪比老师还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又说，现在大家虽然经历过不同道路，但最后都走到了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应该珍惜这种宽大政策，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范汉杰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这种场面，对亲历者来说，心中滋味恐怕难以尽述。

不过，命运并没有就此完全平稳。有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他每月能够拿到手的生活费，只有60元。对于一个老年人而言，这个数字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待遇显然与他当时承担的工作、经历的转变不太匹配。

关于这段插曲，当时并没有太多公开的细节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内部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偏差，该有的待遇没有落实。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并没有把它当成“小事”，而是明确指示：工资仍按原来的200元标准发放。

一句“还按照200元发放”，看似只是办了一件“具体事”，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尊重。对曾经的战犯来说，这种尊重背后，是对政策连贯性和人格尊严的一种确认。

试想一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将军，战败被俘，在功德林接受多年教育改造，又在政协负责编审战争史料，生活上却出现这么明显的落差，内心难免有波动。政策能及时纠偏，对他后期的状态，影响恐怕不亚于一两次公开表扬。

1976年1月16日，范汉杰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世，终年80岁。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规格不低的追悼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出席干部上百人。火化之后，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令人感伤的一点在于，他子女众多，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却分散在海外和台湾。临终时，身边唯有同父异母的妹妹范碧辉陪伴。为了弥补这份遗憾，有关方面主动与他的儿女取得联系。不久，长子范大胜从台湾来京，领取父亲骨灰。他并没有全部带走，而是只取一半，另一半仍留在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