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治不好的“爱干净”，正在拖垮许多中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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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传来女儿的哭声。那个小小的婴孩才四个月大，还不会翻身。

安娜听到哭声，催促丈夫赶紧去看看。

丈夫伸头看了一眼，发现是毯子盖住了孩子的脸。

他转身走向洗手池——在他的规则里，穿上了外衣就不能再踏进卧室，他必须先洗手，完成必要的清洁，再进屋替女儿掀开毯子。

短短几秒钟里，对“污染”的恐惧，压过了一个父亲解救孩子的紧迫。

在许多被洁癖困扰的家庭里，类似的冲突每日都在上演：

女儿发着烧从医院回来，被母亲要求洗完澡才能坐下；全家人因为害怕回家后无止尽的清洗，从此不再一起旅行；丈夫的严重洁癖，让妻子无法抑制离婚的念头。

洁癖常以“爱干净”之名出现。然而在医学上，它是强迫症的一种，早已超出喜爱洁净的范畴，本质上是对潜在污染的深度焦虑。

患者需要通过反复的清洁或苛刻的规则来缓解内心的恐惧，这种行为往往会严重干扰生活。

这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共同生活的家人，无一例外被卷入了这场关于秩序与污染的漫长抗争。

去年寒假回家，读大三的小妍带回几十件干净的随身衣物，这些已被仔细清洗叠好的衣服，却被妈妈要求“每一件都要再洗一遍”。

看着妈妈把衣服拿去浸泡、消毒，有些衣服甚至因此被洗坏，小妍既委屈又无从反驳。

妈妈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她将这一切视为勤劳、讲卫生的美德，反而会责怪其他人懒惰。

二十多年来，小妍一家都生活在妈妈严苛的卫生规则下。

六年级以前，小妍从未被允许留长发——妈妈不允许家中地板上出现一根头发，妈妈自己也十几年如一日保持着短短的“微商头”。

妈妈从不让家人扫地，理由是扫地会扬起灰尘和细菌，地板上有脏东西时，用湿抹布拖地是她唯一认可的方式，但家人的清洁成果又难以达到妈妈的要求，她总会默默再清洁一遍。

小妍妈妈的日常，和综艺上的李维嘉相差无几 | 图源《家务优等生》

在小妍的妈妈眼里，家门之外是一个巨大的细菌病毒场。

去亲戚家做客，看到别人家没自家干净，妈妈不光嘴上吐槽，有时甚至忍不住上手打扫，以至于后来妈妈再去做客，亲戚总是如临大敌，提前做彻底清洁。

在理发店，妈妈拒绝用店里的梳子，而是自备一把梳子，还要特意叮嘱店员准备一条没有人用过的全新毛巾，或者干脆自己带毛巾。

每次外出归来，小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洗脚，否则不能接触家中的任何东西，更不能坐椅子。有时实在太累，她一回家就瘫在椅子上，换来的总是妈妈严厉的批评。

在妈妈眼中，万物皆需要手洗。小到囤起来的塑料购物袋，大到窗帘，先用洗衣粉浸泡，随后上肥皂，刷洗了不知道多少遍后，才能放进洗衣机甩干——

洗衣机在小妍家的功能只有甩干。

面料厚实的遮光窗帘在多次搓洗下，早已变成薄薄的一层纱。

即使是冬天的厚衣服，小妍妈妈也坚持手洗 | 受访者供图

在小妍的印象里，一家人很少一起出门旅行，“回家要把所有衣服洗一遍，太累了”。

医院更是洪水猛兽般的存在，有时小妍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不能坐医院的椅子，躺在医院的床上更是死路一条，回家不仅要全身大清洁，还要挨骂”。

在长期持续的冲洗下，妈妈的手上到处是裂口，斑驳到不能仅仅用粗糙来形容。

每次牵妈妈的手，小妍觉得像被刀割一般。她曾经劝妈妈去看心理医生，妈妈却很生气，“没病为什么要去医院？”

为了家庭和睦，爸爸和姐姐选择在妈妈的规矩前妥协。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妍经常感到委屈和压抑。

家人都向着妈妈，爸爸不愿意让妈妈生气，忍耐成了最实用的方法。

“没办法，不按照妈妈的标准就要吵架，不能一直吵下去，最后只有妥协”，小妍说。

冲突、争吵、妥协，这个家就这样在洁净的规则下，周而复始地运转着。

因丈夫的洁癖，38岁的安娜一度考虑和丈夫离婚。

对她而言，洁癖对亲密关系的腐蚀是深刻而缓慢的，像是温水煮青蛙，她被逐渐拉进一个处处是规则的“无菌”世界。

两人初识时，对方的“爱干净”在安娜看来是加分项。

直到婚后安娜才接触到洁癖的概念，她意识到，丈夫所谓的爱干净，其实是强迫症作祟。

从结婚到生子，丈夫从未允许亲戚来家中做客，双方父母也不例外。

他们的婚礼全程在酒店进行，因为丈夫受不了外人去家中迎亲、闹洞房。

家中煤气断了这样的小事都会让丈夫暴跳如雷——维修工上门服务后，他把工人走过的空间里里外外全收拾了一遍，哪怕工人穿着鞋套，不曾接触任何家具。

安娜性格温和，她认为自己作为成年人，主动适应伴侣的规则并非难事。

最初意外打破规则惹得丈夫生气时，安娜还会自我反思，“我是不是应该更讲卫生一点？”

但之后，丈夫的要求在朝夕相处中逐渐细化、加码，安娜不经意的举动就有可能踩中丈夫的雷区。

相比勤于清洗的洁癖患者，安娜丈夫的关注点更多在于，禁止别人破坏自己原本的环境和秩序。

“结婚前他独居了十多年，领地意识非常强，不让任何人动他的东西”，安娜说，“哪怕是一件外套在家中摆放的位置，都有严格的要求”。

一天夜里，安娜顺手关上了厕所常年不关的灯，丈夫立刻质问安娜为什么要关灯——在丈夫的逻辑中，开关不干净，洗了手再关灯，手就被污染了，“你没看到我平常垫着一张纸关灯吗？”窗帘也被丈夫视为脏物，“睡衣碰到窗帘得洗，人碰到窗帘得洗澡”。

丈夫从前在工作室教课，但随着洁癖加重，他逐渐受不了学生去教室，仅凭一人也无法承担教室每日的大规模清洁，学生越来越少后，他干脆停了课。

电影《温暖的抱抱》讲述了洁癖患者的故事

家人宽慰安娜，说生了孩子，洁癖可能就会好，但女儿出生后，一切如故。

“他总说，教孩子讲卫生有什么错？”安娜苦笑。

即使专家建议孩子应该多爬、多接触各种物品，增加感知力，丈夫的一句“不允许”就把孩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床和围栏内。

安娜逐渐意识到：丈夫的洁癖逻辑会和人的本能发生冲突。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她很难想象，在保持干净和女儿的安危面前，丈夫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孩子出生后，因丈夫不乐意家中进外人，安娜直接住进了月子中心，接待来探望的亲朋好友。

出月子回家后的那天起，再没人来看过孩子，只有在聚餐、家宴时，双方亲戚才能见到孩子。

每次外出，孩子总免不了被各种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一次在婆婆家过年，到家时孩子又冷又困，丈夫说什么也要让孩子洗了澡再睡。

别人家的孩子一天下楼玩三趟，女儿却不能随意出门，安娜实在不愿孩子受一天洗三次澡的折腾。

抛开洁癖，安娜认为丈夫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专业能力过硬，两人也聊得来。

安娜曾提议丈夫去就医，但丈夫从不觉得这是问题，一听看医生就非常抵触。

安娜心疼女儿，她后悔自己没有给孩子选一个正常的爸爸，“有时候我想，要是早点对洁癖有认知，我也不会和他结婚”。

许多洁癖患者的家人表示，患者本人总是对洁癖讳莫如深，对于讨论洁癖或者就医寻求解决方法极为抗拒。

事实上，制定规则的人，往往也是被规则囚禁最深的人。

他们被困在自己编织的牢笼里，承受着旁人难以察觉的煎熬与挣扎。

一位名叫“momo”的网友发帖说，她今年23岁，自认是轻度的洁癖患者。

日常生活中，她时常深陷于“唯恐自己被弄脏”的焦虑中，冬季永远是她最害怕出行的季节，她厌恶北京商场门口厚重的挡风门帘，不敢想无数人来来去去蹭过的帘子上沾染了多少灰尘；

也不愿在地铁、公交车上坐下，再累也选择站着，即使踉跄也不愿伸手扶栏杆；出门永远随身携带湿纸巾和免洗消毒液，隔着纸巾按电梯按钮。

momo家中常备的清洁用品，受访者供图

momo坦言，“这样的一套规矩有时让我自己也觉得辛苦，但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去这样做”。

洁癖让momo无法正常社交。她抗拒朋友间挽着胳膊的亲密举动，在别人想要碰她的物品时，会有近乎本能的排斥。

即使她尽量去掩饰自己当下的不适，用“过后可以清洗”的想法试图说服自己，但脸上的尴尬表情总会出卖她。

最近的一次旅行，朋友委婉地告诉momo，她频繁用洗手液的举动让自己倍感压力——

每次用朋友的手机替她拍照后，momo都会习惯性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洗手液。

朋友知道momo无意针对她，但momo下意识的嫌弃，的确伤害了她的情感。

momo习惯了垫着餐巾纸开门，受访者供图

作为强迫症的一种细分，洁癖也被称为强迫清洁行为。

医学上，判断洁癖的关键界限，除了行为本身，主要看两方面：

一是其本人或共同生活的人是否因此感到痛苦；

二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导致社会功能受损——例如小妍妈妈把手洗到干裂斑驳、指纹消失，以及安娜丈夫在女儿遭遇危险时仍然选择先洗手。

强迫症的背后，是大脑“安全警报系统”的故障。

纪录片《强迫症·心魔》中，Firth教授解释，患者会被不受控制的、关于污染的“侵入性思维”持续攻击，而清洁行为，则是为了暂时关闭脑中尖锐的“警报”而被迫执行的仪式。

这解释了为何患者明知行为过分却无法停止——

清洁不是为了干净，而是为了片刻的精神喘息。

纪录片《强迫症·心魔》

然而，与痛苦相伴的，常常是深深的“病识感缺失”。

许多患者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甚至视为一种值得骄傲的美德。这让他们难以主动寻求帮助，也让家人的理解和沟通变得格外困难。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

“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对于决心寻求改变的患者，医学上常见的治疗方法分为三种，一是药物治疗，使用特定的抗抑郁药物，通过调节大脑神经递质来缓解焦虑和强迫症状；

二是心理治疗，如暴露疗法，在专业指导下，让患者逐步、系统地接触他们恐惧的“污染”情境，同时严格阻止随之而来的清洁行为，达到脱敏的效果；对于极其难治的患者，也存在经颅磁刺激等物理治疗方法。

然而，治愈并非易事。

王振提到，国际上的临床治愈率（症状减轻到基本不影响生活）仅约20-50%，且治疗过程反复、漫长。

能够走进诊室，本身已经是巨大的勇气。

当“治愈”成为了一个渺茫的目标，与疾病共存，便成了大多数洁癖患者的家人与朋友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在小妍的家中，家人们最终对母亲的洁癖表示接纳。“就让她洗吧，洗了她心里舒服”，小妍的父亲说。

这份妥协成了维系家庭安宁的基础，其中有无奈，也有家人们对母亲无法自控焦虑情绪的谅解。

在网友陈末看来，努力适应患有洁癖的好友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尊重对方的表现。

每次去好友家之前，陈末会自备一套干净的衣服，一进门先接受消毒喷雾的全身洗礼，再脱下所有外衣，放进好友准备好的大塑料袋封上口，随后去卫生间洗澡，最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两人相识已有十年之久，陈末认为，这份友谊不应被洁癖终结。她的体谅反而让友谊更加牢固了。

如果两人都不想经历繁琐的清洁流程，就把聚会约在户外，有商有量总能找到解决方法。

后来，好友养了一只小猫，刚来家里小猫还无法控制自己，到处乱尿，光是被尿坏的床单、被套、沙发罩都扔了好几件，但有了小猫的陪伴，好友慢慢开始接受生活在一个没那么“干净”的世界，洁癖因此缓解了不少，陈末很为她感到开心。

在男友被强迫症困住时，21岁的施怡选择了与他并肩作战。

她查阅资料、学习暴露疗法的原理，为他制定行为计划，记录他洗漱时间是否缩短。

当男友陷入“我是不是脏了”的连环追问时，她压下自己的焦虑，一遍遍安抚，告诉他“一切都是幻想”。

目前看来，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点作用——

有时，男友已经可以做到尽量独自面对强迫症，而不是拉着施怡连环追问；在洗澡和上厕所时也尝试加速，不让施怡等太久。

施怡男友日常的清洁用品，受访者供图

寻求改变的路孤独而漫长。

男友曾和父母坦白自己的困扰，但没有得到重视，父母也没有陪他去医院看病。

面对希望做出改变的男友，施怡的心态平和而积极，“我只能为他制定计划、提供安慰和心理暗示，不能过分苛责、强迫他放下这些执念，但也不能忽视他的每一次求助”。

今年过生日，施怡许的愿望很简单，她希望男友的强迫症能快点好起来。

而对于安娜，拉远的物理距离成了维系关系的必要方式。

她和丈夫短暂分开了几个月，在双方父母的调解下，两人最终达成了折中方案：

婆婆出钱另外买了套房，安娜和孩子搬出去住，夫妻分居但不分家。

安娜的诉求得到满足，孩子也不必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和丈夫的关系也维持得不错。

虽然丈夫的强迫症依然没有改善，但眼下的日子尚且还算顺利，安娜已经不想计较太多，“我把生活经营成这样，已经很知足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吕一含、灯灯，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主播 | 绛染，电台主播、爱配音，神秘的爱猫人。

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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