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上海这样拼实招

本文转自：人民网-上海频道

人民网记者 葛俊俊

新年首个工作日，《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这已是上海连续第九年召开全市营商环境大会并发布行动方案。时间节点由往年的“新春第一会”进一步提前至“新年第一会”，体现了上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的决心。

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总蓝图”指引下，上海各区迅速响应。一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路径、以协同联动为支撑的系统性实践，在浦江两岸全面铺开。

回应新需求：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

上海每年的改革举措，都紧扣企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今年《行动方案》，明确对新经济新业态提出了新的改革举措，包括整治“内卷式”竞争和新业态审批监管等。上海各区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新需求，共同营造新经济发展的友好环境。

针对新业态竞争乱象，浦东新区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深化整治“内卷式”竞争。例如，防止恶意低价中标，强化对中标方履约的全过程监管。普陀区明确，加强知识产权跨部门协同治理，打击“傍名牌”“搭便车”等侵权行为。这些举措，旨在从源头上遏制不正当竞争。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苏涛永指出，此次深化整治“内卷式”竞争和打击涉企网络谣言、舆情敲诈和“网络水军”等违法行为，是精准回应企业新痛点的表述。

在审批监管上，松江区、金山区等普遍推行“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通过信用分级和非现场监管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给予新业态企业更宽松的试错和成长空间。

如苏涛永教授所言，“政府正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这一转变在提升“企业感受度”上尤为突出。徐汇区通过“企事快办”等机制加强走访沟通，以务实举措响应诉求；黄浦区则强调“宜商黄浦”，依托各类企业座谈会、圆桌会等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服务企业“急难愁盼”，更好地响应和解决企业诉求。

强化支撑：全力优化产业生态

《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生态”置于突出位置，标志着上海营商环境建设从优化单个环节，转向系统构建适配产业发展、激发创新活力的整体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钟辉勇副研究员认为，这一转变，将企业真正需要的要素供给、配套服务、创新转化等提升到核心位置。

在这一新思路下，各区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各具特色、要素完备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黄浦区依托外滩金融集聚带、中央科创区等核心载体，构建了“一带引领、一区联动、三核辐射”的金融科技生态社区。在此基础上，今年黄浦区提出，完善“1+7+N”产业政策体系，创新营商举措打造“一业一亮点”，建设更多特色产业楼宇和园区，为产业服务赋能增效。杨浦区则通过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制，以互联网电商产业链建设为抓手，实现了从“集聚”到“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今年，杨浦区更将推进“金梧桐”计划提质升级，推动“人工智能+消费”模式创新，构建全链条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静安区聚焦细分赛道打造集聚高地，围绕“（3+3）+（1+3+X）”等重点产业体系，将在美妆健康、超高清视听、区块链等细分赛道集中发力，在三大功能片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机器人产业是宝山的一大亮点。“十四五”期间，宝山机器人及高端装备产业已纳入上海首批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宝山区聚焦“制造智能”与“智能制造”双轮驱动，推动“AI+制造”融合、建设人形机器人创新赋能中心、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开展“智造伙伴计划”等，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集群发展格局。

这些举措的共同核心，是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产业内外部有机协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闫强认为，《行动方案》创新提出了“搭建产业链链主与上下游企业常态化交流平台”，能有效促进知识传播、技术协同与集体创新，帮助产业链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这一机制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多元形态：黄浦区的“楼宇经济赋能计划”通过数字技术整合楼宇资源，搭建产业对接平台；闵行区依托高新区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

更具前瞻性的探索体现在对新业态的精准培育上。长宁区敏锐聚焦青年群体，将“青春经济”作为特色营商品牌，通过发布全国首个区级白皮书及“青十条”专项政策，建立起涵盖政策扶持、主体培育、场景营造的完整机制，成功推动新业态从概念走向实践，为其他区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攻坚突破：深化系统集成改革

从“全生命周期服务”“一件事改革”到“部门协同治理”，《行动方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其内核已从聚焦于局部环节的“碎片化”优化转向系统思维推动的“整体性”重构。这套着眼于全局、打破壁垒的底层设计，正驱动各区实践深刻变革。

浦东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再次扮演了制度型开放的“前沿攻坚手”。其2026年行动方案，将发力点从传统的流程简化，深探至国际规则与国内标准的主动对接层面：不仅明确提出升级版的“制度型开放”，统筹推进“边境上”准入与“边境后”规制改革，在电信、医疗等关键领域扩大开放；更通过高标准建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探索设立张江科创综保区、拓展“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功能等一系列高能级平台与创新模式，为跨境研发、国际商务、新型贸易构建高度便利化的“压力测试区”与“功能承载区”。

钟辉勇副研究员指出，浦东的“先行先试”不仅在于自身突破，这些深入到规则与标准层面的探索，将为更大范围的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关键经验，从而在更深层次上赋能上海乃至全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性”重构。

持续探索：迈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近年来，上海营商环境改革逐渐形成了持续迭代、系统推进的良好基础。今年提出的“大营商”理念，是其最新诠释。

“‘大营商’不只是审批更快、办事更方便，而是把营商环境置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完整框架中，兼顾政务服务高效、市场公平有序、产业生态适配与社会治理稳定。”钟辉勇副研究员认为，关键在于“让企业不仅能进来，更能发展得好”。苏涛永教授认为，《行动方案》中“社会共治”板块与“产业生态”板块，正是“大营商”理念的落地。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上海各区在精准施策的同时，持续深化跨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这也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高效流动，催生出更具韧性和活力的产业生态。

这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追求，推动着上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那么，如何做到更“优”？苏涛永教授认为，需聚焦新质生产力，定制产业方案、适配新赛道。闫强博士建议，针对技术快速迭代的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需对关键环节进行紧密跟踪，适时优化政策，帮助企业及时抓住发展契机。钟辉勇副研究员认为，关键在于“提升改革举措的执行力、稳定性和一致性，让政策充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获得感”。

随着《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和各区创新举措的落地，上海正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这场以系统性改革为特征、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实践，不仅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贡献着“上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