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百年前股权激励：员工分半利润，老板反赚更多

1908年，山西祁县，大德通票号总号。

算盘珠子的脆响终于停歇，一笔吓人的账目摆在了台面上：这一年的账期利润高达74万两白银。

东家拿小头，伙计拿大头，这生意还怎么做？

谁能想到，就在半个世纪前，乔家还只是个做粮油布匹的小商号，伙计们拿了工钱就跑，生意做得半死不活。

究竟是什么样的手段，让这群打工仔心甘情愿把命卖给东家，联手造就了一个商业帝国？

这一切，都要从乔致庸那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决定说起。

1840年代，原本一心只想考取功名的乔致庸，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

大哥乔致广突然病故，留下了乔家堡的一大摊子生意。

乔致庸自幼父母双亡，全靠大哥拉扯大，如今顶梁柱塌了，他只能断了仕途念想，被迫接管家业。

那时候的乔家，主营粮油和布匹，规模不大，烂摊子却不小。

其中最大的痛点，就是"留不住人"。

伙计们大多是穷苦出身，进了商号当学徒，三年出师。

一旦学成了本事，要么跳槽去别家，要么自己单干。

原因很简单：钱太少。

一个普通伙计，累死累活干一年，顶多拿20两银子。

这点钱养家糊口都勉强，谁愿意为你卖命？

乔致庸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发现商号里的骨干贡献巨大，收入却远不如掌柜，这种分配极不合理。

晋商圈子里虽然有"身股"的传统，但大多是小打小闹。

乔致庸想干把大的：他要在自家票号全面推行身股制，彻底把伙计变成"合伙人"。

家族内部的反对声浪很高。

把白花花的银子分给外人，这哪里符合祖宗规矩？

乔致庸没有硬干，他决定先由小商号开始试点，用业绩说话。

1883年，大德通票号正式成立，这里成了乔致庸推行"身股制"的试验田。

这套制度的设计极其精密，乔致庸将股份分为两种："银股"和"身股"。

银股是东家出的真金白银，代表资本的所有权；身股则是给员工的"人力股"。

员工不用掏一分钱，只要你有本事、有职位、有贡献，东家就送你股份。

但这股份绝不是白送的，乔致庸为此设计了一套严格的晋升阶梯。

身股的起步极低，从1厘开始，最高的大掌柜可以拿到10厘，也就是顶1股。

从1厘到10厘，中间划分了19个等级。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游戏通关榜，让每个伙计都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为了防止伙计混日子，乔致庸规定：每四年为一个账期，进行一次大考核。

业绩好的，每期加身股；业绩差的，原地踏步甚至取消身股。

选人方面，乔致庸更是亲力亲为。

他看重能力，不看出身。

哪怕是刚入职的新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观察期，合格了才能拿到初始的顶身股。

马荀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最初只是个普通的粮店伙计，被乔致庸慧眼识珠挖到了票号。

起初，马荀的身股只有2厘。

但他肯干，脑子活，拼命开拓业务。

几个账期下来，他的身股一路飙升，最后一直干到了大掌柜的位置，拿到了顶格的10厘身股。

这套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权"与"利"的平衡。

身股持有者虽然能分红，但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权。

不管你持有多少身股，商号的大政方针，依然牢牢掌握在东家手里。

这样既激发了员工的动力，又避免了东家大权旁落。

为了解决伙计们的后顾之忧，乔致庸还设计了一套"预支机制"。

虽然分红要等到四年一次的账期结束，但平时日子得过。

持有身股的员工，每厘股份每年可以预支30到50两白银作为"应支银"。

这笔钱足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等到账期分红时，再扣除这部分预支款。

更绝的是退休制度，一个掌柜如果能在大德通干满30年，退休后可以终身享受分红。

如果是在职期间去世的功臣，他的家族还可以继续领取1到3个账期的"故身股"抚恤金。

这就是"金手铐"，只要你进了乔家的大门，好好干，生老病死，乔家全包了。

当然，有赏就有罚。

乔致庸定下了铁律：凡是贪污挪用公款的，直接除名，身股全部收回，永不录用。

这套制度一推行，效果立竿见影。

1889年，是大德通票号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的账期结算，票号利润达到了2.5万两。

虽然此时银股还占大头，但伙计们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他们发现，原来给东家干活，真的就是在给自己干活。

基层的小伙计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主动跑街串巷拉业务；掌柜们则是绞尽脑汁想对策、控风险。

以前是东家盯着干，现在是不用扬鞭自奋蹄。

乔致庸看着账本，心里有了底。

他开始根据业绩，不断调整身股的比例。

他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伙计们分到的钱越多，商号赚回来的钱才会成倍增加。

随着业务的扩张，乔家票号进入了快车道。

即使是遭遇了1890年代甲午战争后的经济动荡，乔家票号依然稳如泰山。

这时候，身股制的威力显现出来了。

外面的世道乱，人心惶惶，别家的伙计卷款逃跑的、跳槽的数不胜数。

但乔家的伙计们死守阵地，因为商号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乔致庸靠着这群忠心耿耿的员工，成功接下了汇兑军饷的重任，并获得了朝廷和商界的双重认可。

时间来到1900年代，乔致庸的"分钱"策略达到了极致。

此时，员工持有的身股总数已经增加到了23.95股，占比达到了54.5%，超过了东家的银股。

这在当时的商业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但在乔致庸看来，这账算得很精明。

1908年的那个账期，大德通的利润飙升到了74万两。

虽然东家的银股只分了34万两，占比不到一半，但这34万两，比起1889年的1.7万两，翻了整整20倍！

这就是乔致庸的智慧：把蛋糕做大，哪怕分出去一半，自己手里的那一块，也比原来大得多。

正是这种"财散人聚"的理念，让员工们把商号视若己出。

他们不仅守住了大本营，还主动开拓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线路。

身股制也从大德通复制到了其他乔家字号。

乔致庸一生娶了六位妻子，育有六个儿子，家族人丁兴旺。

但他最得意的作品，恐怕不是万贯家财，而是这套让他基业长青的制度。

1907年，这位叱咤风云的晋商巨擘在祁县乔家堡病逝，享年89岁。

乔致庸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商业帝国并没有立刻崩塌。

依靠着身股制培养出来的像马荀这样的得力干将，乔家的生意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

马荀等人作为继任者，维持着庞大的商业机器运转，直到1910年代。

乔致庸用一生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钱这东西，越分越少是算术，越分越多是生意。

马荀曾经问过乔致庸："东家，您就不怕伙计们把钱都分光了吗？

"乔致庸笑了："分得越多，我赚得越多。

人聚在了一起，钱自然就来了。

这就是格局。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没有选择压榨，而是选择了分享。

他以为自己分出去的是真金白银，却不知道自己换回来的是人心所向；他用利益把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和乔家捆绑在了一起，硬生生在乱世中砸出了一个商业奇迹。

这不仅是商道，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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