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2年冬天，河北沧州一个叫大刘庄的村子，气温很低，风刮得人脸疼。
村里人嘴里嘬着冻红的手指，议论着新近的一桩婚事。
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从天津来的女知青——白启娴，跟村里记工员毕振华结了婚。
这事儿闹得不小。
白启娴，那可是大学生。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长得白净，穿衣干净利落，说话也斯文。
村里人一开始都不敢太靠近她，觉得她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可她却不拿自己当个“城里人”，干活不偷懒，谁家有事她都搭把手。
慢慢的，大家也就接纳她了。
可接纳不等于不说闲话。
那会儿，她一直一个人。
村里人就开始琢磨了，说这姑娘怕是嫌咱们农村人配不上她。
有个妇女在井边洗衣服时说：“哎呀，她再有文化，也得嫁人吧？”这话一句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味儿就变了。
有一天，村支书还半开玩笑地说：“咱振华不错啊，单着呢，干脆介绍给小白试试！”本来是句玩笑，没想到几天后，白启娴真去找了毕振华。
两个人来得快，登记也快。
不到半个月，就把婚结了。
有人说她是赌气，也有人说她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看不起农民。
说法有很多，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桩婚姻，竟成了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婚后不久，她带着丈夫回天津探亲。
她父亲白老先生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听说女儿嫁了个农村记工员，气得脸都绿了。
饭都没让吃，直接把两口子撵了出去。
白启娴当时没哭，没吵。
只是回到村里后，她彻底断了跟父母的联系。
从那以后，她像是换了一个人。
那时候农村条件差，屋里没暖气，冬天烧柴火，烟呛得直掉眼泪。
白启娴穿着旧棉袄，一边带孩子一边挑水做饭，还要照顾脾气越来越差的丈夫。
毕振华从小苦出身，性子倔，话不多，但发起火来拳脚相加。
有一次，两人为了孩子穿不穿袜子吵起来。
他觉得穿袜子是“讲究”，浪费；她觉得孩子脚冷会感冒。
吵着吵着，锅铲就摔在了地上。
后来她找到学校，靠着自己的学历，谋了个教书的差事。
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带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但她从没想过放弃。
可丈夫不这么想。
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出去工作，觉得女人在外头抛头露面不检点。
他甚至抱着孩子跑到她上课的教室门口，站在窗外看。
有时候还冷不丁地大喊：“你到底回来不回来啊？！”
那会儿的人讲究“家丑不可外扬”，可白启娴终于受不了了。
她想离婚。
她找村大队开离婚介绍信，被劝了回来。
村干部说：“你是党员，是教师，别给村里丢脸。”她又向学校申请调动，终于被分到公社中学。
带着孩子搬了家，以为能开始新生活。
可新环境并没有让她轻松多少。
分宿舍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想多分一张床。
学校领导盯着她看了半天，说：“你这是双职工吗？怎么不找个正经人家嫁了？”
她没吭声。
当晚，她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一家报社。
信里她说了自己的经历，也提了一个问题：“我这么做，是不是错了？”
没想到，这封信被《人民日报》刊登了出来。
一夜之间，白启娴成了“反潮流英雄”。
那几年，她当过人大代表，还入了党。
媒体采访她，干部表扬她，孩子在学校也被人另眼相看。
日子似乎终于有了点希望。
但这样的日子没维持多久。
1980年后，政策调整，她被免去了职务。
之前的光环，全都不见了。
有人说她“出风头”，也有人说她“婚姻不正”，各种风言风语又来了。
丈夫的态度也变了。
他不再装作关心，开始数落她：“你以为你是谁？还不是个农村媳妇！”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会动手。
她的父亲在那年秋天病重去世。
她没赶上最后一面，也没能回去奔丧。
1982年11月9日晚上，她在宿舍里点了煤气炉取暖。
第二天早上，学校门卫发现她和孩子都没来上课，才有人去宿舍看。
门一打开，屋里冷得吓人。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发白，手还放在胸口。
医生确认是煤气中毒。
年仅39岁。
那天以后，毕振华带着两个孩子，跪在她坟前很久。
没人说话，只有风在树叶里刮得哗哗响。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那样叫她“反潮流英雄”。
参考资料：
张志刚，《知青岁月：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田雪松，《女知青婚姻档案实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
王芳，《中国知青口述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中央档案馆编，《知青工作文献选编》，国家档案局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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