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袁崇焕有该杀之罪，而让戴罪立功为上策

明袁崇焕有该杀之罪，而让戴罪立功为上策

袁崇焕之死，是明末政治悲剧的缩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以"通敌谋叛"之罪被凌迟处死，京城百姓争食其肉，足见当时民愤之烈。然以今日之视角回望，袁崇焕确有该杀之罪，然若以"戴罪立功"待之，或为更佳之策。

一、袁崇焕确有当诛之罪

袁崇焕之罪，非仅擅杀毛文龙一端。其罪有三：其一，矫诏擅杀边镇总兵，破坏朝廷法度。毛文龙虽跋扈，然为东江总兵，拥兵数万，牵制后金侧翼，袁崇焕未经三法司会审，以"十二大罪"私斩之，此乃僭越之罪。其二，蓟州、通州不战，致敌兵临城下。皇太极绕道入关，袁崇焕坐视后金军长驱直入，虽或有"诱敌深入"之谋，然致京师震动，此乃失职之罪。其三，五年复辽之诺为空言。崇祯初登基急于求成，袁崇焕以"五年平辽"取信于上，然既无具体方略，又无实际战果，此乃欺君之罪。三罪并立，按《大明律》确当处死。

二、戴罪立功之策更宜

然剐杀袁崇焕实为下策。若使戴罪立功可有三利：

其一，辽东防线用人之际。袁崇焕虽有过，然宁远、宁锦两捷，确曾挫败努尔哈赤、皇太极，其守辽之能，朝中无人可及。杀之 则辽东防线顿失主心骨，继任者孙承宗、洪承畴虽能，然需时日熟悉军务，此间空档，正予后金可乘之机。

其二，毛文龙旧部需人安抚。毛文龙死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相继降清，此非仅因袁崇焕杀毛之故，实因朝廷处置失当。若留袁崇焕，以其威望或可招抚东江旧部，至少可延缓三顺王降清之进程。三顺王降清 带去火器营、水师，使清军实力倍增，此乃明亡之关键转折。

其三，崇祯朝政需稳定。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用东林党，本欲振作，然袁崇焕案后，朝中党争愈烈，边将人人自危。若留袁崇焕戴罪，既可示朝廷宽仁，又可稳定军心，使边将不致因惧罪而投敌。

三、戴罪立功之可行方案

若使袁崇焕戴罪立功，当有明确约束：一者，削其兵权，以文臣监军；二者，令其专守宁远，不得擅离；三者，限期收复失地，若再败，则数罪并罚。如此，既可防其再行擅权，又可使其发挥所长。

或言袁崇焕失却信任 不可再用。然观其死后，祖大寿等关宁军将领仍念其旧情，可见其在军中威望尚存。且当时明军将领中，能战者寥寥，杀一袁崇焕，实为自断臂膀。

四、结语 袁崇焕之死，说是依法论罪，实则是崇祯刻薄寡恩、朝中党争、中反间计、边事危急等多重因素交织之结果。杀之，虽快京师人心，然失一将才，促三顺王降清，加速明朝灭亡。若使戴罪立功亦应急之策，必可延缓明亡之进程，为明朝争取喘息之机。历史不容假设，然以史为鉴，当知"戴罪立功"之策，在非常时期，或胜于"依法剐杀"之决绝。袁崇焕之悲剧，非仅其个人之悲剧，更是明末政治生态之缩影，足为后世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