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汉奸半世纪，死后成民族之光，今已很少有人记得

1939年深秋，越南谅山的山洞里，寒气刺骨。一个百岁老人蜷缩在草席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浑浊的眼睛望着北方，嘴里反复呢喃：“我像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叫马相伯，此刻正客死异国。没人敢告诉他真相——这片山洞，早已不是他耗尽一生守护的中华故土。可谁能想到，这个临终还在为国家呐喊的老人，大半辈子都背着“汉奸”的骂名。母亲至死不肯见他，乡邻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就连至亲都觉得他丢尽了家族脸面。

他究竟做了什么，被误解半生？又凭什么在百年后，被尊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撕开中国的国门，马相伯就在这一年出生在江苏丹阳的一个天主教家庭。

乱世之中，读书成了奢望，可12岁的马相伯，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瞒着父母，独自一人徒步赶往上海，钻进了徐家汇的教会学校。

这一待，就是25年。

法国驻上海领事馆闻讯找上门，抛出橄榄枝：“马神父，来我们这儿当翻译，高官厚禄任你选！”面对诱惑，马相伯一口回绝，语气斩钉截铁：“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不是替洋人办事！”

这份耿直，很快为他招来祸端。1871年，马相伯被派往徐州传教，恰逢当地闹灾荒，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他心急如焚，恳请教会拿出几百两银子救济灾民，可耶稣会却以“传教为本，救灾无用”为由拒绝。

马相伯看着嗷嗷待哺的灾民，再也忍不住了。他瞒着教会，动用自己的积蓄，又说服父亲捐钱，硬是救了无数人的命。教会震怒，将他召回上海“反省”，处处排挤打压。

1876年8月15日，36岁的马相伯忍无可忍，愤而还俗，毅然离开了那个让他寒心的教会。他心里清楚，想要救中国，光靠传教没用，必须脚踏实地做实事。

离开教会后，马相伯投奔了在李鸿章淮军当粮台的大哥马建勋。经大哥举荐，他进入李鸿章的幕府，负责外交、洋务相关的杂务。

可这一步，让他彻底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晚清的中国，闭关锁国的思想根深蒂固，“谁跟洋人打交道，谁就是汉奸”。马相伯精通外语，经常参与涉外事务，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乡邻骂他“吃里扒外”，亲友与他划清界限，就连最亲近的母亲，都觉得他给家族丢了脸，至死不肯再见他一面。

“一个天主教徒，帮着洋人办事，签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是汉奸是什么？”

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扎在马相伯心上，可他从不辩解。他知道，口舌之争没用，只有让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堵住这些悠悠之口。1881年，他被派往日本当参赞，两年后又出使朝鲜，在异国他乡为中国的外交事务奔走。可命运对他太过残酷，189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击垮了他。

妻子王氏带着儿子回山东探亲，途中轮船失事，母子二人双双遇难。消息传来，53岁的马相伯如遭雷击，一夜白头。国仇家恨，妻死子亡，再加上“汉奸”的骂名，马相伯万念俱灰，只想一死了之。他躲在角落里，看着满目疮痍的国家，看着自己孤苦无依的处境，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人才匮乏；想要救中国，必须先办教育，让更多年轻人学知识、长本领。

这个念头，成了他余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1900年，马相伯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将自己名下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给教会，条件只有一个——用这些地的收入，办一所中西结合的大学堂，让中国孩子有书读。

他以为，教会会理解他的苦心，可没想到，教会收了地之后，却迟迟不办学，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马相伯一等就是两年，等来的却是无尽的失望。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机会来了。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著名的“墨水瓶事件”：讲台上一个空墨水瓶，被教师认定是学生故意捉弄，不仅开除了无辜学生，还牵连了整个班级。最终，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

时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的蔡元培，第一个想到了马相伯。他带着退学的学生，急匆匆地找到马相伯，恳切地说：“马先生，这些孩子都是爱国好学的好苗子，您能收留他们吗？”

这最后一条，再次触怒了教会。“你办学校，不就是为了传教吗？”教会多次施压，要求马相伯修改校训，遭到他的坚决拒绝：“学校是研究学术的地方，不是宣扬宗教的场所！”

双方矛盾彻底激化，1905年春天，教会趁马相伯“生病”之际，派了个法国神父南从周担任教务长，擅自修改规章，改变办学方针，想要把震旦变成教会的“附属品”。学生们怒了！130名学生集体退学，他们摘下校牌，找到马相伯，齐声喊道：“先生在哪，我们就在哪！”

马相伯看着学生们的签名簿，老泪纵横。他毅然决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震旦，再办一所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学校。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位社会名流闻讯，纷纷赶来支持，担任校董；两江总督周馥拨了一万两银子，还借出吴淞提督衙门作为临时校舍。

校名叫什么？有人提议继续叫“震旦”，跟教会对着干；有人说叫“上海公学”，简单直接。这时，学生于右任站了出来，朗声说道：“不如叫‘复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复兴震旦，也复兴中华！”

马相伯一拍大腿：“好！就叫复旦！”

1905年9月14日，中秋节刚过，吴淞提督衙门里，没有桌椅，没有讲台，只有一块黑板和100多个热血沸腾的学生。65岁的马相伯站在人群中，宣布复旦公学正式开学。而更让人动容的是，1908年，震旦学院要搬迁建新校舍，资金短缺。马相伯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捐出4万块现银，还有名下8处地皮，总价值超过10万两白银。

学生们不解：“先生，震旦赶走了您，您为什么还要帮他们？”马相伯微微一笑：“办学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自己。只要能让更多孩子读书，我受点委屈算什么？”

他的学生，也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竺可桢、陈寅恪、黄炎培、李叔同、谢无量……有人说，马相伯是“大师的大师”，一点都不为过。

蔡元培34岁时，还特意登门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后来带着24名学生一起求教，这24人被称为“二十四子”，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界的中坚力量；于右任当年因写诗讽刺朝廷被通缉，化名“刘学裕”投奔马相伯，是马相伯破格录取他，免了他的学费，还亲自保护他的安全，后来于右任成了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鲁迅在东京见到马相伯，老人为他翻译的《中国矿产志》作序，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

胡适研究逻辑学，特意托人向马相伯借《名理探》；张之洞听完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演讲，盛赞他是“中国第一名演说家”。

1914年，马相伯的儿子马君远去世，留下半岁的孙女马玉章。学生们心疼老师，凑了一万块钱给孩子当生活费和教育费，可马相伯转手就把钱捐了出去，创办了启明女校。他抱着孙女，泣不成声地问：“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捐了，你恨爷爷吗？”

小小的马玉章不懂太多，只是摇摇头。她不知道，爷爷心中装的，是整个国家的未来。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92岁的马相伯再也坐不住了，这个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重新披挂上阵，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四个月内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声嘶力竭地呐喊：“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为了给前线将士筹款，92岁的他开始卖字。写一副对联50块，写一个“寿”字30块，价格不菲，可人们争相购买——不是因为字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老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短短几年，他靠卖字筹了10万块大洋，全部捐给了前线。

1932年10月10日，双十节，日军还占领着淞沪地区。马相伯在土山湾的寓所里，当着巡逻日军的面，挥毫泼墨，写下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还我河山”。

旁边的小字，字字泣血：

上海的报纸拿到题字后，套红印刷，号外满天飞。93岁老人的怒吼，震彻了整个中国，成了民族抗争的最强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98岁的马相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桂林，再从桂林往昆明。一路风霜，一路艰险，当走到越南谅山时，他再也走不动了。家人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老人早就说过：“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1939年4月7日，马相伯百岁寿辰。延安发来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国家之英，民族之瑞”；学生于右任写下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萌发而后，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可马相伯却把所有寿礼全部捐了出去，慰问前线伤兵。他拉着孙女马玉章的手，叮嘱道：“我死后，你到重庆找于右任伯伯，要求到前线去，为国效力。”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谅山的山洞里溘然长逝，享年100岁。临终前，他还在念叨着“消息……消息……”，牵挂着前线的战事，牵挂着那个他叫了一百年都没叫醒的中国。

1952年，马相伯的灵柩从越南运回上海，葬在宋庆龄陵园。他的墓碑上，没有华丽的头衔，只刻着一行字：“马相伯，复旦大学创始人。”

这个被骂了大半辈子“汉奸”的老人，最终用一生的坚守，赢得了民族的尊重。

他散尽家财办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他92岁卖字抗日，用笔墨为国家呐喊；他百岁流亡，至死都牵挂着中华河山。他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不仅是对学生的教诲，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今天，复旦大学依然是中国顶尖学府，辅仁大学的精神传承至今，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可遗憾的是，很多人早已忘记了这个创办者，忘记了这个为中国呐喊了一百年的老人。

那些曾经骂他“汉奸”的人，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而马相伯的名字，却永远刻在了民族的丰碑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做实事；真正的民族脊梁，经得起误解，扛得住风雨，永远为国家和人民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