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启：表演母亲丨特稿·“一个人的社会”艺术实践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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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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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

“一个人的社会”艺术实践小辑

编者按

“一个人的社会”的缘起及其意义

主体性危机是当下社会危机的核心之一。主体的缺失普遍存在，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普遍的抑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催生的痛苦现实，直面这些痛苦，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交叉学科的方法，重新发现并试图根治这些阻碍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病灶。

“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等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福柯曾经重视的“无名者”（秩序遮蔽者、症状压抑者、自我迷失者），这种关注的目光一直延续到2019年开始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该项目发起以来，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案例档案。项目参与者以“无知”姿态，采取信任和换位思考的态度，通过互动、交流、沟通、分析、共享等途径，重新构建言说空间，揭示社会秩序在主体内部的运作的机制以及个体痛苦的根源，希望以此建立真正的理解与联合，推动对个体的重新认知。

《天涯》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对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栏目特别策划刊发该项目中“父与子”“表演母亲”和“宁静并不宁静”这三个典型案例档案，以供大家观察、思考、参与，同时借此机会呼吁重新认识个体，参与构建良好社会。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东启的《表演母亲》。

表演母亲

东启

诗人帕斯曾在海面上遇到过一块沉船的甲板，看到的瞬间当即认定那就是他的书桌了。2017年至2019年，母亲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块漂回到海面上的沉船的甲板，在广义上关于我和母亲之间的“写作”，便从那里重新开始。

母亲和东启

2000年8月27日，母亲因胃癌去世，我时年六岁，1996年母亲即检查出胃癌晚期，1997年手术成功，2000年复发去世。如此简单的时间线索，我也是2017年在家人的帮助下梳理出来的，这得益于那一年我的容貌在家人眼中的突变。2017年初，我回到兰州家中，进门后便发觉家人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三婶对我说，你好像突然长得和你妈妈一模一样。去姥姥家时，姥姥竟拉着我的手失声恸哭起来，母亲的其他姐妹也在一旁低头红眼。事后，我问小姨，你在第一次看见我的容貌变得和母亲极像时是什么感受？小姨道：“我不敢直视你的脸。”连以往可能为他们所不容的长发，也在一句“他留长发是为了像他妈吧”中波澜不起。

母亲去世后，家庭中关于她的一切也随之关进了暗室，偶尔我可以在房间的角落瞥见还未来得及清理的母亲照片的碎片，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则是因担心孩子过度伤心而制造的巨大的沉默。我当时无法理解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模模糊糊感觉那似乎是一个装满恐惧的屋子，一旦开启就会有什么不可预知的灾难和惩罚似的。渐渐能够直接想起的也只有最后一两年的三段记忆了，那些大抵都和死亡相关，以至于我后来渐渐将“母亲”和“死亡”这两个词常常混在一起。

第一段是我和母亲一起在电视上看一个巨大的造型为“2000”的千禧年冰雕。记得母亲说过一句：“新世纪真美好啊。”冰雕的背景是夜晚，被黄色的灯光打得异常温暖，毫无冰霜严寒之感。也许那是2000年，或者是更早的1999年，人们为了迎接新世纪提前将它公布。

再往后便是医院那次，因母亲住院，父亲无暇顾我，我便总辗转在不同的亲戚家居住。那天是大姑带我去的医院，我们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一般的停车场。因平日总闷在家里，那次出门，心里很高兴。病房昏暗，也许是拉了帘子的缘故，但我能看见窗外的花园，以及一座浑圆的亭子。大抵是初秋，我还梦到过这个场景：我走到那个阳台，想去到花园中，却发现窗户和小花园隔着一条很深很深的巷子，我便跳了下去，径直转弯跑走了。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也十分阴暗，肚子高高隆起，像怀了孕，我当时不知道那是病变，家人在我母亲走后，很少或刻意不去谈及母亲及她的事情，很多年后，也就是近两年，我才知道，那是胃癌腹中难以排除积水所致。父亲看我神情恍惚，便对我讲：“快去和你妈说说话。”其实当时我与父亲也很久没见了。母亲的声音很低，对我说：“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母亲的说话风格，一向以教导为主，那天只说了那一句，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应该是母亲留给我的遗言了。

最后是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四叔来奶奶家接我，还告诉奶奶不用去。殡仪馆非常拥挤，我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让孩子看一眼。”随即我在棺材的正前方被人高高地举起，倒着看见母亲的脸及她的身体，被无数黄色的花朵簇拥在中间。抱着我的是一双强壮的大手，摄影机般将我缓缓向母亲移动，最后停在了非常贴近却无法触摸的距离，这个距离和此前病房窗户与小花园之间的距离隐隐有几分相似。我被举了很久，始终没流下眼泪。日后，长辈对此的解释是：“这孩子心里面在哭呢。”

我和母亲，母亲的死亡和我，并没有因我写下了这三段印象深刻的记忆而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反而愈加模糊，就像一扇封闭的大门刚刚被打开，里面的世界相比大门外要更加让人看不清楚。越来越多本不属于我和母亲之间记忆的东西，填入了我和母亲之间的角色，也许是死亡的黑洞将一切指向它的意义转化为它本身。这促使我重新思考少年时代迷恋死亡诗歌，除了简单的文学兴趣外，还有些什么我当时并不察觉的意义？刚刚进入小学，父亲就会帮我订阅各种文艺杂志，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工作很忙且我没有母亲的陪伴，读书可以帮助我度过大部分独处的时光。在一次阅读中，我看到一篇关于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文章，当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却难以言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任何他的诗句，只是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人和死亡之间除了病痛灾难之外，还可以和抽象的精神产生这么紧密的联系。

从那之后我开始到处寻找海子的诗歌读本，之后阅读的名单上又加入了顾城、戈麦、叶赛宁、普拉斯、策兰、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等，除了诗人外这亦是一串自杀的死亡名单。与之呼应的是我同时期也写下了大量的和死亡相关的诗作，“感伤主义”也从那时起注入我的生命之中，之后和文学艺术相关的人生轨迹也是在那时埋下了伏笔。之前也在思考自己日后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除了价值认同外也是因为其包含了“牺牲”这样的一层底色吧。2000年8月27日，母亲去世，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真实的死亡因为无法碰触而无法做到真正去面对，只能在不自觉中通过抽象的死亡诗歌来回应那个越来越模糊的事实。更早大概是小学的时候，某一次去长辈家做客，听到有人低语道：“没妈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对于这个“不一样”以及到底不一样在哪里，我一直非常困惑，直到有一次学到“敏感”这个词，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那个“不一样”应该就是敏感。后来在文学杂志上又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敏感的孩子最后大部分都是要当作家的。”虽然那时我并不能理解那个性格和作家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我和母亲之间那极昼极夜的天平上也算有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叫作支点的东西吧。

2017年，我的容貌变得和母亲极像，在家庭中似乎变成了一个无法被驳倒的事实，我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感受到一种母亲回来了的莫名气场。家人们集体失声恸哭的场景在以往祭祀烧纸的时候都很难看到，不同的人在我表现不同的神情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像”又是非常不同的，借着这个契机我开始向几乎每一个家人去了解关于母亲的经历。他们对着我变得滔滔不绝，似乎多年的沉默像开闸般要一次倒尽。

1992年母亲在华山的留影

美丽、端庄、坚强、有思想、照顾家庭。最初在每个人口中我的母亲就是一位几乎完美的女性，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其他孩子的人生领路人。在最初的描述中，母亲的形象也从逐渐清晰到逐渐模糊，变成了1990年代某种女性的理想形象。我想起母亲生前比较欣赏的女性，一位是歌手毛阿敏，一位是主持人海霞。印象中，母亲去世后，《同一首歌》变成了父亲最喜欢看的音乐节目，有时我会觉得，对父亲来说节目结束前毛阿敏演唱的《同一首歌》似乎比整晚的演出都要重要。1990年代的毛阿敏用她那苦涩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唱红了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我曾重看这部当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看海霞主持的电视节目，听毛阿敏在1990年代发行的专辑。希望可以从中找到母亲的影子，但比她的影子更早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个年代，女性被过早地赋予了“母亲”这个形象，她们的迷津和惆怅的形象被这个伟大光荣的枷锁钳制得荡然无存。

后来，我找出在家人手中尚留下的母亲的照片，老照片的右下角一般都有一串淡黄色的数字，记录着拍摄的日期，其中有一张四姨结婚时的家庭合影，下方印着“6.10.96”，即1996年10月6日，小姨在旁低语道：“这是你妈查出胃癌的日子。”

小姨曾说在母亲去世后她的脚三个月动弹不得，并深信该癔症是母亲之魂在彼岸牵挂她所致。说起这些小姨几度泣不成声，坦言自己在母亲去世后自暴自弃了三年，完全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在每个人开始回首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以及母亲的去世对其的影响时，母亲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所谓的不堪回首反而变成了记忆的主角。众人的目光重新迎向我，在我身上看到的母亲也逐渐包含了关于如果母亲在世我会如何的人生猜想，而对于母亲的大家庭来说，这个空缺的临时填补开启了诸多家族中其他被讳莫如深的问题的重新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同家人们商量可否在家庭中展开表演母亲的临时剧场，以导演训练演员的方式，每一个家人持手机拍摄我，并通过她们每个人不同的记忆来要求我改变动作和神态，以达到她们每个人心中母亲的相貌为止。我无法肯定我的相貌在通过她们的指导而变成母亲样子的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为了尽可能地接近，我找到了母亲留下来的所有的衣服。在实施的前几天，我反复和家人沟通，你们只需要看，就像你们当时从我脸上看到母亲那样，我知道这需要跨过一个单纯视觉经验外的鸿沟，还有每个人和母亲之间数不清的情感沟壑。在实施的最后几天，不安和焦虑感从家人那里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表演母亲”，我在面对家人关于母亲的目光外我真正面对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表演？面对母亲去世的巨大沉默，我一直在表演母亲去世这件事好像从未发生那样，隔着我和母亲之间的鸿沟是母亲的死亡，那家人目光外指导我去表演母亲的亦是母亲的死亡。在同家人的沟通中，我得知母亲撒骨灰的地方是在黄河边的木器厂河滩，我便带着母亲留下的衣服在当年撒骨灰的地方一件一件地换在身上，在穿到最后几件时天空飘起了雪花，疾风将雪花向一个方向拼命吹去，眼前也变得有些模糊，我想起母亲在2000年和我一起看到的造型为“2000”的冰雕，满天的雪花仿佛那个冰雕在一瞬间变成的碎屑，落在黄河里，无声无息地漂走了。

东启家人导演“表演母亲”

翌日，我坦然地带着母亲留下的衣物去了三姨家中，来到她们的目光前任由她们根据记忆将我排演，光是发型就换了好几种，微小的侧脸、抬眉、低头、笑容，在某一个瞬间惊叫：“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最像了。”在换穿母亲衣服的时候，小姨突然说道：“这些衣服穿完就全部烧掉吧，既然是你妈妈喜欢的衣服就由你这个儿子亲手给她烧掉。”在之前对我容貌像母亲最敏感的她又坚持讲：“你还是不要穿了，怎么穿也不像。”后来，她才道出原来在我准备表演的前两天，她的脚又像母亲去世前那样动弹不得，亦是通过某种驱灵的仪式才缓和过来。我疑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此话一出，小姨更是愤懑，责怪我太傻。抛开癔症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讨论，排演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想获得些许和母亲之间的连接吧。

东启在母亲撒骨灰的黄河滩表演母亲

就像传统剧场中观众走出剧场时，戏剧的张力会因为空间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渐渐消退，每一个家人在指导我成为她们记忆中母亲的样子后，依然会以之前的身份看待我，我知道表演母亲所改变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视觉关系，这对于激发我和母亲以及母亲和其他人之间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之后，为了有一个母亲的身份继续和家人保持交流，我以母亲的身份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加了家人为好友，起初我总是按照家人的描述，模仿母亲的兴趣发一些照片和链接，关于这些东西家人并没有什么互动，直到后来我了解到母亲因姥爷酗酒、舅舅吸毒那充满裂缝的关系时，我开始着意将母亲朋友圈的关注点放在重新发布家族中被忽视的一些人和事物上，比如去看望并发布得精神病的二姨（母亲的妹妹）的近况，以母亲的口吻重新理解父辈的遭遇，重访家族废宅以及曾经和家族生计息息相关如今却逐渐凋敝的煤矿产业，等等。对母亲生前家庭责任的继承，让我从母亲容貌的表演变成了关于母亲在家庭中的身份的表演。家人也渐渐觉得这个事好像不仅是一个艺术项目了。

随着关于母亲的话题不断展开，关于母亲从得病到死亡，除了身体症状外，精神和经历的闸口也在慢慢打开。从来自父辈的家暴，过早地承担沉重的家庭责任，因帮舅舅戒毒的心力交瘁，在国有企业因为身份和方言带来的歧视，以及自身过刚易碎的性格等等，这些不断丰富的细节渐渐形成了母亲在医院给出死亡证明之外另外一套关于死亡的线索。而在当时我尤为注意的是我的舅舅，舅舅因吸毒几番出入戒毒所，如今亦是家庭离散，在家族中也变成零余者般的存在了。从1992年舅舅第一次吸毒到母亲临去世那几年，母亲一直竭力帮助舅舅戒毒。199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除了自身的调养身体外更是听说气功对戒毒大有裨益后，母亲便更加积极参与到气功的锻炼之中，希望可以寻到一些方法。

2018年夏天，我回到兰州找舅舅，正值他刚刚从戒毒所期满两年回家，我与他多年未见，而这一次却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希望帮他戒毒。在见他前，我通过兰州关注戒毒的社工了解到，舅舅所在的阿干镇是兰州的毒品重灾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干镇开始大量开采煤矿，一直到七八十年代，那里一直非常富有，有“兰州不夜城”之称，与煤矿产业高回报成正比的是煤矿工人的高风险，不规范的设施和开采导致煤矿工人们每天都游走在生死线上。到后来，现买都来不及时，母亲和邻居们便经常隔三岔五帮矿上做花圈，一听到警报声几乎家家风声鹤唳。生死对矿工们来说太过无常，所以及时纵乐变成了他们麻醉自己恐惧的神经的唯一办法。早年的酗酒成风，一到下班时间倒在街边的醉汉比比皆是。当年姥爷亦是在矿上工作，因为酗酒成性，经常家暴母亲和姥姥，据说母亲在高考前夜因为姥爷醉酒被罚跪了一夜，导致当年以0.5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从商机的角度来说，毒品在那里的泛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那里的人应该都是戒毒所的常客，但几乎都是这个月放出来，下个月复吸，又会重新开始戒毒。据当地戒毒所一线的工作人员道，我们抓他们从来不是为了帮他们戒毒，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罢了。而戒毒所所提供的戒毒药物有时比毒品对人的成瘾性更大，对身体的损伤要更严重，且戒毒所中的霸凌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亲友探望时的大部分花费几乎都花在交保护费上。

第二天我见到舅舅，他瘦得脱相，沉默地坐在客厅靠窗台的一个角落，那个位置以前是刚去世不久的姥爷的常坐之处，而窗台上陈列的药品也由姥爷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换成了舅舅脱瘾的药物了。空间上的重合让他们的经历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包括他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母亲生前曾给舅舅写过大量的信劝其戒掉毒品，当年的信件早已丢失，据其他家人回忆，母亲在信中言辞犀利，还提到如果再不戒毒就断绝关系等。我当然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但我通过之前的了解，再看到舅舅时，那种千疮百孔却无法被理解的遭遇，让人无法再去以任何教育的方式说服他，也许那样只会让他越来越封闭，他所能寻找的出口只能还是毒品吧。平日里，舅舅毒瘾发作后，都会蹲到小区楼下的一角熬着日子，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对你来说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吸毒。那对你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结婚。虽然他总沉默不语，但这样的回答依然让我深感舅舅的心中积累着太多难以言表的伤痛，无人诉说，无人理会。而大部分人也只是以一句“他意志力太薄弱”，而全盘否定他。最开始我只是陪伴他，帮他注册个快手账号、下载电影之类的，渐渐他开始愿意和我说话，甚至邀请我一起爬山，同行的还有和他一起吸毒的伙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今天的矿山被快速种上鲜花转变为旅游景点的失落。舅舅这一代人是煤矿没落的最后一代，父辈的家业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快速淘汰了最后一批矿工，而他们唯一继承下来的是在煤矿工作中留下的伤痛，面对覆满鲜花的矿山，无处安放。

东启和舅舅约见在曾经的煤矿山坡

我决意重新以母亲的名义给舅舅继续写信，延续着母亲的情感和我对他遭遇的理解来书写他、他与母亲、他与周遭及过往。在写信中，渐渐浮出了另外一个潜在的动力，我和舅舅当年其实都是母亲眼中正在成长的男性，她对舅舅的价值期待其实也会相似地放在我的身上，只是她没有来得及完成罢了。在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时，我感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和母亲的强烈的联接，伴随着在理解舅舅时母亲的自省，对家族之间关系的重新梳理，以及我以母亲的名义写给舅舅实则也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给我的话。

在我开始帮助舅舅戒毒后，家人和我的合作完全发生反转，他们开始乐于和我分享母亲的各种细节，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似乎母亲的死亡除了医院所提供的关于身体症状的描述外，在她的精神世界，她的遭遇也可以形成另外一个从生病到死亡的线索。每个人都在补充他们认同的那一部分，而将这一些记忆的线索并置在一起又会发现，它们彼此有时竟然是充满矛盾的，此前被家人们津津乐道的顾家、细心、心强、性格中的隐忍，全部变成了导致她生病死亡的生命线索，而早年家人们倍感欣慰的母亲在国有企业的工作经历，也由于母亲在单位因为地缘身份和方言的歧视反转进了她的死亡线索。我曾认为我因为家庭的沉默而缺乏对母亲的了解，现在我梳理出这个线索后发现原来即使是母亲至亲的家人对她依然充满了不同程度上的误读。而对我来说，所能碰触到的真实，既是将母亲来自医院方面关于身体症状的线索和来自家人关于母亲经历的线索合在一起，这大抵才是一个人完整的死亡吧。

2019年初，我回到母亲当年去世的医院，在和医生反复沟通后，医生给了我一段当年确诊母亲为胃癌的胃镜视频，只见一个小小的胃镜镜头在母亲的体内游走，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胃壁上长着明显的伤口，我看到这个镜头，已经分不清这是身体的创伤还是精神的伤痛。在胃镜的最后镜头开始急速地向外抽出，在最后那0.01秒，也就是从母亲嘴里抽出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母亲的脸，她面无表情地躺在病床上，毫无痛苦之感。在母亲的包括遗像在内的众多照片中，这也许是最真实的一张关于她和死亡之间关系的肖像。在“一个人的社会”的展览上，我将这张视频截图的肖像放大到长宽两米左右，而在这幅照片的面前悬挂着我少年时期写作死亡诗歌的笔记本，抽象的死亡意象在这一刻才找回到了它的母体。

我一直在想，如何将胃镜的视频和家人关于母亲经历的线索合在一起？有一次，我在看到网页视频弹幕时想到，在观看中，网页视频是作为一个权威的信息存在，而网友加上的弹幕既是对这个视频信息的差异化解读。这让我想到，无论我的家人如何将我的母亲的死亡经历进行推演，但在关于死亡的认识上最重要的依然来自医院证明的是身体的消陨。母亲的那些经历，我便做成弹幕随着视频一点点地消失在屏幕的边缘。在胃镜即将从母亲口中抽出之前，因为光线由至暗到明亮，视频出现了彩虹般的炫光，这像极了母亲在2000年看到造型为“2000”冰雕的景象，随着炫光的出现，最后一条弹幕即是她当年说过的那句：“新世纪真美好啊。”

胃镜从母亲口中抽出的0.01秒，母亲的脸

在两年的家庭田野中，母亲的死亡缠绕了众多的意义线索，在反射到每个亲历者的经历中又不断形成了新的叙事，从而医院所代表的病理化的死亡线索被我悬置为一个充分代表现代机械理性的反面。随即我希望展开一场关于双重死亡线索对峙的论坛剧场，地点就在母亲当时的医院，参与者是家人和当时的医生。在事情的筹备中，我认识了一位和母亲当时所住的医院有关的医生，她现在已经离开了医院。用她的话说即是：“在职业中面对死亡，太多伤害了。”我忽然意识到医生也是人啊，他们在面对病患去世时依然会感到悲痛，显然我之前对医生的理解是太过标签化了，而在医生的回复中，她说道：对医生的标签化认识应该是绝大多数的。而因为工作压力和医院关于医生在面对死亡的情绪管控却由不得医生去面对及理解他所经历的患者的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病人去世是一个悲剧发生在家庭里，作为医生，我们每天经历的是无数个悲剧”。那位离开医院的医生对我说：“我离开医院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病人走了之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实在做不到云淡风轻地面对死亡，更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个机器，一个个数字背后活生生的病人，当时我的工作是帮助尿毒症患者透析，我的病人百分之九十是要走向死亡的，无论年龄大小，每去世一个病人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卷入到死亡的悲痛中，最无法接受的是很多病人和家属可能都没想过他会死，但我们知道他们会死，哪一位哪天死，当时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列表里划掉一个名字，病人就按照我们排好的顺序一个个地死亡，死一个来两个，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有时我们在治疗中放弃一个老年人可能容易接受，但放弃一个年轻人，我们会像抽空了一样突然垮下去，即使被抽空也只能去面对新的死亡。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没有父母，他只剩下一个年纪很小的妹妹。但是医生的创伤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们的创伤被关怀，我们才有能力关怀病人和家属。”这位医生在回首这段经历时不时地哽咽，我亦看到在我自己的家庭面对死亡的沉默外，和生死最常打交道的医生居然也面对着同样的伤害。在进一步接触后，我询问，这是不是局部现象，是否有些医生在面对病患死亡时不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其他的医生回复道，是的，在我们的训练中，有时“麻木”就相当于我们的职业能力，有时即使能在工作中保持冷静，但坏情绪依然会带到家中。有位医生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有段时间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病人死亡，我会毫无原因打我的孩子。

东启导演《我不是白衣天使》论坛剧场，近悦儿童美术馆

我作为个体在关于母亲死亡的探索中和医生建立了联系，且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因为在面对及理解死亡这个事情上，遭遇着来自家庭结构及社会结构的忽视。相似的创伤使得我们走在一起面对自身和对方的遭遇。我也因此加入关于反对针对“医生情绪管控”的群体之中，通过系列的采访、论坛剧场以推动这个事情进行变革。而最初认识的那位医生，在知道我的故事后，了解到一直隐身在背后的我的父亲因为无法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一直孑然一身，直接当起了父亲的红娘，介绍了一位有相同婚姻经历的医生和父亲认识。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母亲这个项目的进展，而前几天和那位医生的见面，据我所知，也是他自母亲去世后的第一次约会，祝福。

从表演母亲到帮舅舅戒毒，再到关注医生群体，两年间这三件事情似乎走完了母亲的短暂人生，表演母亲暗示着关注容貌的青春年代，帮舅舅戒毒意味着成熟后的家庭责任，而医生则暗含了她人生最后的住院时光。在每件事情更迭的时候，我总感觉会和母亲更接近一步，如果表演母亲和母亲之间是一百米，之后的事情会把距离变成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但始终有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横亘在我们之间。以前我会认为这是生死之间的距离，但现在我反倒和身边尚健在的亲友，甚至和自己发问，若那无法逾越的距离依然横亘在其间，那连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现在还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描述，或者说真正的连接并不是依靠意义才走在了一起，充满裂隙，在裂隙中看到新的裂隙，这才是进行下去的原因吧。

东启记忆中和母亲最近的一次合影，1999年8月14日

* 本文所使用图片由东启提供。

东启，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北京。曾参与“居民”、“一个人的社会”、“九个发布会”等艺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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