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为何她们笔下如此动人？

我们为什么写作？这几乎是每位作家都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扪心自问之时，女性的回答可能独辟蹊径，也更加与众不同。

“女性文学短经典”丛书

1947年7月3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言，“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想要。我想是女人，也想是男人，想有很多朋友，也想一人独处，想工作和写出很棒的书，也想旅行和享乐，想只为自己活着，又不想只为自己活着……你看，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殊为不易。”77年之后我读到这段文字，心生感慨，我想，也许写作可以做到，写作使得我们暂时抛开性别，在“既是…”“也是…”的结构中打破界限，使得“想”“也想”和“又不想”三者能够同时兼有而包容，从而避免波伏瓦所言的“疯狂”，因为她紧接着下面一句话就是：“要是做不到，我会气疯。”

至于写作的状态，1976年5月在回答波尔特的关于写作与电影并行的创作问题时，玛格丽特·杜拉斯给出的言说似乎有些欲言又止：“只有当我停止写作，我才停止，是的，我才停止某种……呃……说到底，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写作。但我最初写作的理由，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这一回答模棱两可，但它肯定了一件事：写作，“是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杜拉斯曾专门有一部书名曰《写作》，这种生命的纠结，令我想起1985年由法国巴黎图书沙龙向世界各地作家提出的问题及其答复，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选编的中译本《世界一百位作家谈创作》中，关于“为什么写作”莫衷一是，五花八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回答是“对此我一无所知”；而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丽丝·莱辛的答案是：“因为我是个写作的动物”。一晃，这场问答已是40年前的事了。然而，问题似乎仍在我们心底，成为纠缠。

写作的动物。本能的表达。有些像杜拉斯书中转述的法国史学之父米什莱所谓的女巫？“因为孤寂，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无法想象的孤寂，她们开始和树木、植物、野兽说话，也就是说开始进入，怎么说呢？开始和大自然一起创造一种智慧，重新塑造这种智慧。如果您愿意的话，一种应该上溯到史前的智慧，重新和它建立联系。”其实，杜拉斯于1976年5月的答波尔特问，关于居所中写作的主题，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写就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已有类似答案。然而从1928年到1976年的48年过去，这个问题仍然能够在另一国度的女性写作者中产生共鸣，其意深远。

重新和它建立联系。没到终点。时间上也没有终点。事实是，距杜拉斯1976年之答问20年后，1996年，苏珊·桑塔格在一篇题为《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的短文中，表达了她对写作的认识：“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会随之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随意总括，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的日常生活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是一种使人充分实现自我的方式。”

一种充分实现自我的方式。是写作的意义所在。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同时，一个作家写作的同时，也是以梦想与记忆的方式，创生着人类及其历史。这是写作者的信仰，也是写作者面对的最大现实。

但人类历史创生进程中，女性所起的作用往往并不常得到应有重视。正如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讲，“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和镜子，女性更是创生人类及其历史的重要力量。这封信写于1868年12月12日的伦敦。可惜157年后的今天，这一思想仍然有待于人类全体的再度发现和更深认知。

在《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中，我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每次解放都激发了作家的创造，活跃、敏感的女作家及其智慧、灵性的表达，已成为人类文化书写力量中更为强大的一部分。

今日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人类文化进步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记录者，中国女作家们对于时代变革与文化进步的书写所留下的精神档案，弥足珍贵。

“女性短经典”的集结，是中国女作家历经20世纪三次思想解放基础之上新的思考与收获。当然，每部书从不同侧面各各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同时，它们在艺术和心灵层面带给读者的，也比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女性的写作成果都更富足和丰硕。

成为这一成果的亲证者与创造者，十分幸运。

期待着您的加入。

（作者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原标题：《何向阳：我们为什么写作？女性作家给予了另辟蹊径的回答》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来源：作者：何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