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高明县衙门口的粥锅没熄过火。
每天一大早,县衙的伙房就升起烟气,锅里熬的是白粥,送到门外,那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土著百姓。
他们有的从三洲墟逃来,有的从周边村子跑来,手里抱着孩子,肩上扛着锅碗,眼神空洞,像是刚从火场里爬出来。
那时候的高明,已经不是原来的高明了。
三洲墟曾是本地土人的重要集市,热闹得很,街上铺子挨着铺子。
可咸丰九年(1859)十月,客籍武装突然卷土重来,一把火把整条街烧得精光,货物抢走,人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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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逃出来的都往县城跑,跑不掉的,只能靠命硬。
知县周士俊看到这场面,什么也做不了。
他没兵,也没人听他的。
只能让人熬粥,一锅接一锅地送。
有人问他:“大人,咱不管了?”他叹口气,说:“能活几个是几个吧。”
可是这事儿,真不是一锅粥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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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倒几年。
太平军起事,广东一带兵荒马乱,清廷急着剿匪,没时间细选兵源。
于是就招了不少客籍民众组织“练勇”,说白了,就是民兵。
这些人本来就吃了不少苦,抱团取暖,打起仗来不要命。
地方官一看,好使,就放手让他们上。
可谁知道这股子劲儿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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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打着,地也占了,房也抢了。
尤其高明、鹤山、恩平一带,客勇越来越强,连县令都不敢惹。
土人告状?没人理。
有回一个姓冯的士绅被客勇逼粮逼得实在受不了,跑去县衙敲鼓喊冤,周士俊听完,只说了一句:“回去吧,我也没办法。”
那几年,县衙门口的鼓敲了无数次,回应永远是沉默。
可事情总是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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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春,新任知县陆钟江到了高明。
可是他一脚踏进来,发现县城根本进不了。
城门被客勇占了,他只能把衙门设在阮涌,一边办公一边写折子往上级报:“高明不再是高明了。”
这时候,清廷也看明白了。
洪兵退了,可这些“友军”比敌军还难管。
于是政策慢慢调头,开始支持土人组团练,甚至派了官兵联合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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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一下子反过来了。
土人开始反击。
他们从各地召回流散的同乡,在鹤山古劳设立分局,在肇庆设总局,连火炮都从香港买了回来。
那是一种西洋后膛开花炮,专门用来轰城墙的,8000斤,从码头运到古劳,整整走了三天三夜。
同治元年(1862)春,土勇围住高明县城。
这一围就是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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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不进去,挖地道,炸塌城墙,还是攻不进去。
城里的客勇死守,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吃了。
有军士被饿疯了,翻墙逃走,结果被同伴当叛徒杀了。
有人把牛皮鞋煮了吃,连锅底的灰都不放过。
县城外头,土勇一茬接一茬往上冲。
打到最后,连谁是头领都认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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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姓彭的团练头,满身是血,站在城下喊:“今日不破城,誓不还乡!”话音刚落,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肩膀,他愣是没倒下。
这一战,没人真正赢。
城破那天,客勇死了三千多人。
投降的也有,逃出来的不到五十人。
首领李天参趁乱逃到花县,改名换姓,混进县衙当门政。
光绪元年才被人认出来,被发配乌鲁木齐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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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明呢?再看一眼,像是被抽走了魂。
三洲墟成了废墟,连鸡都不打鸣了。
田地荒了,村子空了。
易其彬是那会儿路过高明的文人,他写了一首《次高明县》,其中一句是:“十里少人烟。”这不是诗意,是实情。
县志里说,那场战斗之后,高明有些地方几十年都没恢复过来。
曾经的热闹市集,再也没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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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高明的客家人,不再住城里了。
参考资料:
清·陆钟江,《高明县志》,清同治年间刻本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通志·咸同年间土客械斗记》,中华书局,1998年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易其彬,《南粤诗钞》,广东书店,光绪丙子年(1876)刻本
吴永章,《清代土客冲突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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