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用的那个冬天,我身处布鲁塞尔。那个夜晚,欧盟总部附近的酒吧座无虚席,电视屏幕不断播放倒计时,人们举起啤酒杯,眼中闪烁着光芒。那种自豪感几乎可以触摸到。
欧洲一体化从来不是某种浪漫的友谊观念。它诞生于一种残酷的必需:停止战争。1950年,法国时任外交部长舒曼提出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明确表示,将煤钢生产置于共同管理之下,使两者之间的战争“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变得不可能”。逻辑是简单而有力的:如果你的高炉与我的煤矿相连,你就无法锻造枪械射击我。
欧洲一体化的列车已经驶过欧元诞生这个里程碑27年了。今天,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打算收购格陵兰岛,并拒绝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把欧洲看成了什么?
1月5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如果美国选择对另一个北约国家进行军事攻击,一切都将停止。”“一切都将停止”,而不是“我们会坚定说不”,或者,“我们将全力阻止你们的入侵”。这听起来不像主权国家领导人的警告,更像是无助的预言。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地将此事称为“侵略”。
如果这发生在1999年会怎样?那时,欧洲刚刚推出单一货币,并计划组建快速反应部队。法德领导人不断谈论“战略自治”,独立于美国。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美国总统威胁夺取欧洲领土,布鲁塞尔很可能会暴跳而起,巴黎会愤怒不已,柏林也会立即召见美国大使。但现在呢?他们甚至无法发表一份体面的集体声明。
这27年里发生了什么?
1999年的春天,北约欢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加入。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欧洲当时的主流叙事是:“冷战结束了。我们正在扩展和平与民主的边界。”在接下来的23年里,北约一波又一波地扩张,一直逼近俄罗斯的门口。
冷战后,欧洲人相信历史已经终结,民主和市场经济会自动带来永久和平,只要将北约和欧盟边界向外扩展,就一定会有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和平。没人想到,持续挤压另一个大国的安全空间,最终可能会让它陷入困境。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战争的种子在过去23年里已经埋下。准确地说,是在欧洲的思想中埋下。
在这一点上,老欧洲与新欧洲跟美国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建立在完全依赖美国的精神领导和安全架构之上。
不过,美国的战略逻辑看上去像是“如何确保欧洲持久和平”,本质却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北约扩张符合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同时系统性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稳定的基础。北约拴住了新老欧洲,但是拴绳却握在美国人手中。
欧洲选择了捷径:将安全事务外包给美国。这种战略懒惰导致当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欧洲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局势,它必须跟随华盛顿的节奏。
当美国人看到收益远超投入时,它会像一个仁慈的老板。但当感觉到成本倒挂,它就会翻开帝国的账本要钱了。
表面看,在过去的27年里,欧洲不过是失去了军事能力,然而更深层的问题是,对美国的依赖导致欧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无法对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威胁齐声说“不”。
整整三代欧洲政治精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维持跨大西洋关系”之上。他们不再知道如何跳出这个框架来思考,也越来越没有气力跳出这个框架。在欧盟内部,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如何满足美国的安全关切”,如何通过协商来与华盛顿“讨价还价”。
这就是今天的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合理理由”不挑战华盛顿。
当丹麦首相说“一切都会停止”时,她知道什么都不会停止。格陵兰岛事件最终会以某种妥协收场。跨大西洋关系将通过一次又一次、越来越赤裸裸的交易延续,而欧洲仍将在依赖与不安之间摇摆。
27年前的欧洲还认为自己正在崛起,欧元的出现最终将使欧盟能与美国真正地平起平坐。我很想知道,1999年那些在酒吧欢呼的人现在怎么想。(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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