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女性经济学的春天来了么？

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对“促进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由此她也成为继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9年的埃丝特·迪弗洛之后的第三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的代表性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是一部关于美国女性经济学，乃至全球女性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本书以历史长周期的视角，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关键因素，通过观察过去200多年的历史，重点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长达100多年的美国女性就业数据，深入分析了美国女性在教育、婚姻、生育、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变迁，揭示了技术变革、市场架构、伦理规范及政策制定等因素对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不仅为女性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石，也为全球关于性别平等的探讨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开启女性主义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推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演变，但大都是从文学、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围绕情感话题展开，很少有人从经济学视角去研究。而戈尔丁的《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社会角色及处境演变，首次将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带入经济学领域，而女性主义话题也恰恰是这些年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

戈尔丁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工作的发展变化是独特的，它不像大多数其他经济变量那样被理解为对经济因素做出反应的孤立过程。相反，对于每位女性来说，参与劳动力市场与家庭和社会化过程紧密相连，并通过生命周期将每个女性的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

戈尔丁自述，在写作本书时，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男女在收入和职业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立法等因素在缩小性别差异中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讨论女性经济史中更进步、更平等的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学家强调了社会和经济领域性别差异的稳定性，揭示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为平等而进行的频繁斗争，以及杰出女性过去取得的成就。那些了解历史的人都意识到，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因此，历史学家强调了平等的障碍，以及市场强调传统社会性别差异的方式；经济学家则展示了经济进步是如何促进平等的，并主张竞争性市场会改善而不是加剧社会偏见的后果。就像所有时代一样，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女性在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有意义的改变，但事实上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变。

纵观戈尔丁本人的学术研究历程，她是一位劳动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擅长通过历史的视角来解读和探索当前问题及其历史根源，其研究涵盖了女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教育和技术变革等领域，尤其以美国女性经济史研究著称于学术界。她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女性问题，比如“女性为何总比男性收入少？”“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为何如此普遍？”“女性劳动参与率高就等于性别平等吗？”“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与其说戈尔丁的研究对女性经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宁说，她如敏锐的侦探一般，用经济学的原理来揭示隐藏的真相，让我们看见那艰辛而光辉，却又一度被遮蔽的女性力量。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演变：

从“U”形曲线到“无声的革命”

戈尔丁的研究始于对历史数据的重新挖掘与整合。通过整理自18世纪末以来的美国历史数据，她发现，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而线性增长；恰恰相反，其实际轨迹呈现为一条“U”形曲线：在第一个时期，即1790年-1890年，伴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社会的转型，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升反降；在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白领工作兴起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才呈显著增长的趋势。

第一个时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何下降？工业革命初期，工厂工作将生产活动与家庭分离，已婚女性因社会规范的限制被迫退出有偿劳动。19世纪的美国，已婚女性外出工作被视为一种耻辱，甚至被明令禁止。

其实1890年之前，美国的人口普查并没有统计女性的职业，女性劳动参与被低估的问题非常严峻。戈尔丁通过整合费城的企业和城市名录与费城的人口普查数据，获得了1791年-1860年主要由未婚成年女性和丧偶女性构成的约12000户女性是户主的家庭数据集。这些女性户主的劳动参与率平均约为44%，在1790年-1860年这70年间是呈下降趋势的。这一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显著缩小，工资歧视相对较低，是因为当时的制造业普遍流行计件工资，工资能根据生产力的差异进行调整。

在第二个时期，即从20世纪开始，女性的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白领工作兴起的1890年-1930年。20世纪初，诸如打字机等技术创新日益普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导致文书工作岗位剧增。同时，女性高中教育的普及加上文书部门更宜人的工作条件，吸引了大量女性进入文书部门工作，文书部门相对较高的收入则使得收入性别差距大幅缩小。在此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已婚女性回归劳动力市场，尤其是白人已婚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

戈尔丁在书中第五章探讨了这个问题。在1930年美国本土白人已婚女性中，在1906年-1910年出生的队列中，文书工作者占27%，但在1886年-1895年出生的队列中仅占13%。大城市的已婚白人女性差异更大，1906年-1910年出生的队列中文书工作者的占比为40%，而1886年-1895年出生的队列中该比例仅为21%。

尽管这个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幅度并不大。这一现象也与从19世纪中叶美国就推行的限制女性就业的法律条款有关，比如禁止雇佣已婚女性的法律法规，即所谓的“婚姻禁令”，这项限制在20世纪初期有增无减，并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达到巅峰。同时，这一阶段的收入性别差距大幅缩小，但工资歧视反而加剧。因为一般而言，女性的平均工作任期低于男性，这使得根据生产力性别差异进行调整后的工资歧视反而加剧。

而且戈尔丁发现，这些看似进步的变化却暗含新的不平等：女性被集中安置在晋升空间有限的岗位，职业性别隔离依然顽固。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尽管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但她们大多被限制在“女性化”职业（如秘书、教师、护士等），而男性则占据管理、技术等更具发展潜力的职位。

因此，在1890年-1930年间，戈尔丁认为女性经济地位提升也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和生育率下降等因素推动了女性的经济参与；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和传统观念却成为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例如，白领工作的兴起虽然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但也限制了女性的职业范围，成为女性晋升的最大障碍。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揭示了性别平等的复杂性：社会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女性的经济地位。

在白领工作兴起的第二阶段（1930年-1980年），属于服务业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长期上升态势，直接原因是婚姻限制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被废除，这也与当时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有直接关系。二战导致男性劳动力短缺，企业需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很多有过白领工作经验的已婚女性在孩子长大后重返劳动力市场。此外社会对女性外出工作“耻感”这一观念也发生转变。

除上述因素，对未来职业前景的预期、教育投资的增加以及生育决策等，也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及性别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高校中女大学生人数开始超过男性，并逐渐进入医学、法律、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专业领域。女性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戈尔丁将这一时期称为“革命阶段”，即“无声的革命”。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我期望发生深刻转变，她们展现出强烈的进取心，积极涌入传统上以男性主导的行业与职业，追求事业上的成就。

戈尔丁指出，这场“无声的革命”实际上是由避孕药的普及所推动。这不仅推迟了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激励她们增加教育投资，更从根本上重塑了女性的职业规划路径，拓宽了她们的职业发展空间。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障碍：

婚姻限制、“母职惩罚”与“贪婪的工作”

虽然戈尔丁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但她指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女性经济地位的约束因素存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的障碍。她将技术进步、法律变迁、社会规范等宏观因素与女性的教育、生育选择等微观行为结合起来，揭示了性别差距的复杂性。

一是婚姻限制。这是制度化的性别歧视。书中对“婚姻限制”的剖析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初，许多企业和学区明文禁止雇佣已婚女性，或强制女性婚后离职。这一政策表面上源于家庭责任的社会共识，实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角色的固化认知。直到二战期间，由于男性劳动力短缺，这一限制才被打破。戈尔丁指出，制度的变革往往不是出于道德觉醒，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二是“母职惩罚”，即生育在影响女性收入，这也是当代性别差距的核心问题。戈尔丁发现，男女收入差距在生育后急剧扩大。女性因育儿责任被迫减少工作时间或中断职业，而劳动力市场对“灵活性”的惩罚性定价（如高薪但需随时待命的职业）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三是“贪婪的工作”与职业结构的不平等。戈尔丁以药剂师为例，当职业设计更具可替代性时，性别收入差距显著缩小。这一分析为解决职场不平等提供了新思路：与其苛责个体选择，不如重构工作制度本身。她提出“贪婪的工作”的概念，指那些要求员工长时间待命、难以兼顾家庭的高薪职业。这类职业往往对女性不利，因为社会默认育儿责任主要应由母亲承担。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戈尔丁在研究上述约束因素时提出了一个“群体效应”分析方法。她发现，不同世代的女性由于成长环境、教育水平和职业预期的差异，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劳动参与模式。年轻一代女性的职业选择往往受到母亲一代经验的影响。例如，20世纪初出生的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更高，生育率更低，这为20世纪50年代已婚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奠定了基础。这种代际比较研究为理解社会变革的长期性提供了重要工具。这意味着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不仅需要改变当前的社会规范，还需要为年轻女性提供更广阔的职业视野和更公平的发展机会。

在个人选择的自由与

政府的适当规制之间保持平衡

历史地看，自从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就更自觉地追求着权利的自由和平等。其中，经济权利的自由与平等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十分重要。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其他自由权利的保障。

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日益增强以及女性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女性获得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日益显现。即便如此，女性追求经济自由的权利也会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个约束是来自追求自由权利的行为本身，因为任何一个个体在追求自己的绝对自由时，可能会对其他人的自由产生某种限制。所以，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了个人自由权利面临的一个悖论：“从国家方面来说，它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

另一个约束来自市场机制失灵，就像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大萧条”一样，或者在一些经济领域出现的超级垄断导致市场失灵。当市场失灵时，女性（男性也不例外）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选择权利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因此，货币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各个人的自由可能互相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个人的自由……决定政府采取适当行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不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这些冲突。”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面对市场失灵，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要提供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

因而，在女性追求经济权利的自由与平等的历史进程中，面对这两种约束特别是第二种约束，既需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无形之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也需要国家在适当时候有效地发挥“有形之手”的宏观规制功能。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书中写道：“好的机制必须能够提供渠道，让这种力量（活的精神力量）通行无阻，不被它自己丰富的产品阻塞，使社会结构生气勃勃，加强头脑的生命力，并使之崇高尊贵。”对于性别差距，好的机制能够更好地弥合这种传统鸿沟，激发和解放女性的创造活力，让她们能在更多领域大显身手，发挥更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尽管戈尔丁在本书中主要研究美国女性在经济中的历史演变，但在全球范围内，性别差距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当然，正视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主张女性社会与男性社会之间进行二元对抗，而是去消弭这种差距，实现不同性别的更好融合。那么，如何推动女性更好地走向平等之路？戈尔丁给出的答案是，性别平等不仅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更需要政策支持、教育普及和技术进步的协同作用。她说：“一个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有利于她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任何女性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不仅如此，戈尔丁的研究还提醒我们：平等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每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她在书中直言：“进步是非常缓慢的”，但正是对这种缓慢性的认知，让我们能以更理性、更坚韧、更乐观的态度去推动变革。诚如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的结尾说过一段充满光明前景的话：“他们会早晚发现正义女神以她全部的美点燃了一股激情，它也许暂时不会焚烧成为熊熊大火，但将久久地燃烧着，放出温暖人心的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的面世，似乎也正在表明女性经济学的春天到来了！（何奎）

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