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戴笠得知王天木投日的消息后大惊直呼道：这个人要坏大事！

1939年春末，陪都重庆阴雨不歇。军统驻汉口的加密电报掠过嘈杂的收报室，呈到戴笠案头：“王天木已抵上海，与日方接洽。”消息才看完，他猛地合上电报，脱口而出：“此人要坏大事！”寥寥八个字，把屋里空气砸得生冷。跟在旁边的秘书听见，不敢吭声，只悄悄记下这句注定要写进军统史的惊呼。

戴笠的躁怒不只是情感爆发，更关乎险局。王天木是他手中最早、也最锋利的刀。早年两人在杭州法租界的小旅馆里结识，王天木年长十二岁，已是前清进士、浙江高检厅检察长。戴笠彼时仍在摸索特务之道，王天木却能一句“杀伐决断，方显忠诚”击中他的心思。故此，军统草创那几年，王天木在南京、北平、天津三地布线，引人、养人、杀人，份额堪比后来的毛人凤、郑介民。

时间拨回到1933年。华北风声鹤唳，张敬尧打着“反赤靖共”旗号暗通日军。南京担心华北再添心腹大患，遂让戴、王二人出手。三月的北平，空气带着土腥味。王天木乔装老书生，陪几位手下混入帅府茶会上，深夜一枪送张敬尧归西。枪声压在爆竹下，报纸只字不提，消息却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天木可用”四字。

功劳有了，毛病也来了。王天木在天津站待久了，学了一身码头味儿——动不动就“拿人”。汤玉麟孙女被绑那回，天津法租界的英警差点翻遍整个三岔河口，才找回姑娘。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军队纪律不能全毁在一张赎金收据上。戴笠迫于压力，象征性摘了王的职，却不久又暗中安插他去上海。

上海此刻已陷沦陷区，军统上海站被日伪扫荡后百废待兴。戴笠派王天木当站长，又安插浙大毕业的后起之秀赵理君做副手。二人凑在一块，火星撞地球。赵理君惯用暗线潜伏，讲究“一枪不响”；王天木性子烈，偏好“十步一岗，百米一哨”。手法之争很快升级为权力拉扯。戴笠本想用“老带新”，却忽略了人心里的骄傲。一次碰头会上，王天木当众拍桌，“戴雨农若再偏袒新人，老子不干了！”这句话日后成了讽刺他的讣语。

1938年12月，汪精卫抵河内。此人“艳电”甫一发出，整个军统都在蹲守谁会第一个倒向汪伪。没想到，冲在最前面的竟是王天木。表面上，他动机复杂：既有与赵理君的明争暗斗，也有对蒋介石不满，更有他自认“功高不赏”的冷落。可戴笠心里明白，真正让王天木转身的，是他那股半生杀伐积蓄的孤勇——一旦对旧主心灰，什么都拉不回。

1939年电报传来后，戴笠立刻发布两道命令：一是封存王天木历年来经手档案，所有知情人分散转移；二是调集汪家码头的内部线人，稳住仅存的上海站秘密交通线。动辄生死的岁月里，保密常常高于刺杀。军统内部流传一句话：“宁失一线，勿失密电。”而王天木了解的正是密码本改版、交通站布点、潜伏者身份等所有机密。信息若落入日本宪兵手里，前线所有卧底就跟点燃的鞭炮似的，噼里啪啦全完。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接应王天木的旅顺特高课并未立即信任他。档案数据显示，他被软禁了足足四十天，期间被迫供出数十名军统线人。老同事们被抓去拷问，有的投江殉节，有的被胁迫签了伪组织。一时间，沪、津、京三地的军统网分崩离析，造成的损失在战后清点才看得明白：仅上海地区就有上百名外围情报员失联。

然而日方并非慈善家，用价值衡量一切。1941年后期，情报重要性让位于资源劫掠，王天木在汪伪里一步步被边缘化。有人形容他“像在旋转门里走了太久，等转出来，里外都是生脸”。汪伪政府再需要的，是能在乡间搜粮、帮忙抓劳工的人，而不是惯于玩弄金钱与暗杀的旧式特务。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进上海，不少汪伪要员仓皇南逃。王天木没敢返回南京，他记得戴笠那句“这个人要坏大事”的怒吼。于是，他乔装成洋行买办，辗转香港。此后半生，他靠早年敛来的资产和做小买卖过活。香港警方查过他的底细，却因缺乏南京方面正式引渡要求而没将其移交。一次茶楼里，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突然叛变，他摇着蒲扇笑道：“人各有志，谁又能说得清？”那人追问：“后悔吗？”他愣了片刻，只回一句：“命还在。”

戴笠并没有等到把“老王”亲手提审的机会。1946年十二月，戴笠死于岱山机场失事。军统旧部纷纷叹息，也有人暗道天道好轮回。王天木则在香港报纸上登了不到百字的唁电，没有署名，只写：“昔年同袍，今生咫尺天涯。”

新中国成立后，王天木暗中迁往九龙城寨，改名“王定国”，开了家小茶铺。耳边仍时常回响当年在重庆听戴笠教训晚辈的腔调——“情报就是命脉，泄一条线，死一条命！”对他本人而言，那次投敌等于自斩命脉，余生便只能把头埋进烟雾缭绕的茶肆里，活在暗影。

1995年冬天，王天木病故，终年九十有余。港岛文坛有人想写他的传记，他的遗孀却把所有旧档全数焚毁，只留下四个字：“无可奉告”。军统档案封存多年，细节仍在尘埃中沉睡。但戴笠那句“要坏大事”并没说错：王天木这一变节，直接导致军统在华中、华北多年苦心经营的网络近乎崩盘，也迫使戴笠压缩精锐，向后方收缩，间接改变了国共双方在敌后情报工作的布局。

历史学者统计，王天木为汪伪输送的实用情报大约三百余份，其中四分之一与日军军事部署有关。有人断言这些资料并未全部发挥作用，因为日军对伪政权始终戒备，但只要其中任何一份信息落到宪兵队手里，就足以让数十人蒙难。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之忧。

至此，王天木的故事像一面镜子：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个人的荣辱得失、派系的明争暗斗，常常就决定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战区的动向。戴笠的惊呼并非夸张，亦非情绪化，而是老特工对系统安全的本能判断。锋刃若是背叛持刀人，破坏力往往加倍。战争的暗处，恐惧和贪婪常常同路，能守住阵线的人并不多。王天木走了另一条道，也让后人见识到信仰崩塌时的裂痕有多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