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3日,深交所公布了当天的纪律处分决定,名单里出现了一个昔日耀眼的名字——王永红。无数股民在电脑前盯着那行字,愤怒、惊讶、甚至带着些恍惚:五年前,他还高调宣称要把企业市值做到千亿,如今却被严厉谴责、股票退市。有人叹息,也有人拍手叫好,但更大的疑惑是:这个曾经的“江西首富”究竟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一步?
消息迅速传到南昌老家。街坊邻里提及王家,语气里多了复杂情绪。父亲的葬礼就在几个月前,王永红最终没有露面。有人摇头:“这人,真是说不准。”——一句平淡的感慨,折射的却是跌宕起伏的二十多年。
时间拨回到1992年。那一年,20岁的王永红大学毕业,没回南昌,而是揣着几百块钱奔向北京。他的家境并不差,父亲是当地机关干部,母亲在学校工作,按理说可以顺利端上“铁饭碗”。可王永红一口回绝。他想看看更大的世界。于是,没找任何熟人帮忙,直接走进了朝阳区一家洗车店。
洗车店里油水混杂。盛夏的水泥地烫脚,冬天的冷风吹得皮肤发皴。王永红穿着廉价雨靴,挥着水枪忙到深夜。一天,他扔下抹布,蹲在地上画草图,嘴里还嘀咕:“这么洗车,效率太低。”店长听见,笑他异想天开。王永红没有回嘴,只是更加专心地观察每一道流程。三个月后,他已经熟记了店里所有进货渠道、收费标准,甚至连附近加油站的油价波动都能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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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次偶然的加班,王永红对哥哥王继红说:“哥,咱们能不能干点自己的买卖?”这一句半玩笑的话,成了兄弟俩创业的开端。很快,北京永顺发汽车保洁挂牌,租来几间简陋厂房,加上五六名老工友,正式营业。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他们的连锁店也接连在东四环、石景山开设分店。到1997年,净利润已破千万。对那时的北京平均工资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然而,王永红心里明白:洗车和加油只是低利润、低门槛的活儿。接下来,如果想真正做大,必须换赛道。1999年,他将所有连锁加油站和汽车保洁品牌整体打包,卖给了中石化,获利逾两亿元。这笔钱,为他打开了通往房地产的闸门。
彼时,北京仍沉浸在90年代初期的城郊结合部景象。顺义高碑店一带是一片庄稼地,土地价格低得惊人。王永红花重金摘下600亩空地,几乎没多少人看好。他却笃定:“总有一天价值会爆发。”将近三分之一的资金就这样砸了进去。2003年,他在其中200亩上盖起21栋写字楼,取名“非中心”。名字反映了项目的尴尬:位置偏僻,租售惨淡,最终只卖出十五栋便草草停工。很多合伙人打起退堂鼓,王永红却选择把剩余土地围起来,任其“睡觉”。
现实证明,他的押注抓住了风口。北京2008年奥运前后,东扩规划公布,高碑店突然成为潜力地带。“非中心”一夜之间升值十余倍。王永红立即推出“北京像素”——一万套小户型,主打年轻“北漂”。均价每平不足八千,首付动辄只要五六万元,噱头十足。开盘日,售楼处人山人海,甚至传出“每小时涨价两百”的段子。三个月后,房源售罄,“北漂楼”成了市场神话。胡润百富榜上,他以95亿元身家首次登顶江西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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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顺水的日子里,王永红不满足做“卖砖头”的,开始迷上资本腾挪。2010年,中弘借壳上市;半年内完成重组,更名为“中弘地产”。从此,“地产”只是招牌,真正让他血脉偾张的是资本市场的高杠杆游戏。六年间,三次定增,募集资金88亿元,项目铺向影视、手游、矿业、文旅。外界看得云里雾里,他却自信满满地对下属说:“要做中国的迪士尼+Netflix+腾讯。”
文旅成为烧钱黑洞。2012年,海南大洲岛旅游综合体项目浮出水面,规划酒店、游艇码头、水上飞行器体验中心,投资预算高达百亿。业内都说风险巨大,可王永红仍强推。随后,安徽黄山、浙江安吉、河北怀来等地,八个文旅项目连环上马。仅高管团队就从各大房企、院线高薪挖来数十人,年薪动辄三百万。
此时的中弘股价却在盘整。2014年,销售回款大幅放缓,但公司账面成本却一路走高。财报显示,当年末有息负债飙升至77亿元。银行风控部门频繁上门,供应商催款电话不断。董事会催他收缩战线,王永红摆摆手:“潮水还没退,我要的是规模。”理想听上去激昂,资金却撑不住场面。
2016年之后,外部环境骤变。国家开始强调“房住不炒”,金融去杠杆同时降临。融资渠道收紧,文旅项目陷入半停顿状态,大洲岛只完成了填海造地,主题酒店却连地基都没动。安吉、黄山的项目陆续烂尾,数十亿资金被锁在半截楼体里。中弘的股价从每股10元一路跌破1元,投资者怨声载道。
有意思的是,王永红并未放慢个人奢华脚步。香港春拍,他以1.24亿港元拍下雍正粉青双龙尊,拍卖场里掌声不停,媒体闪光灯将他团团包围。可三个月后,被拍机构起诉:尾款逾期未付。面对外界质疑,他曾轻描淡写:“流动性问题,过两天解决。”话音未落,股价再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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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证监会调查中弘频繁关联交易,发现短短一年内,公司对外投资子公司超过五十家,部分项目资金去向不明。资本市场对他失去耐心,股价跌破面值,退市警报拉响。与此同时,公司全国在建项目停工超过七成,购房者维权不断,工人讨薪现场冲突频发。
就在这片混乱里,王永红突然减持套现近七十亿元。操作极为隐蔽,外界察觉时,资金早已转移境外。2018年6月,他以“治疗慢性病”为由飞往海外,留下一个烂摊子。中弘高管会气氛凝固。据说,当天傍晚,财务总监拨通王永红的卫星电话,只听到一句话:“船要沉了,我先跳。”然后是长时间的忙音。
同年7月,王父病危。亲友致电催他回乡奔丧,得到的回复只有寥寥一条短信:“保重身体。”守灵的族人说,灵堂里少了长子一根香,心里空落落的。事情传开,舆论瞬间炸锅:曾经高谈“孝道”的亿万富翁,竟连父亲最后一面都不见。
9月,中弘股份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面值,正式进入退市程序。深交所发布的公开谴责措辞严厉,直指王永红“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成为A股历史上首家因股价持续低于1元而退市的房地产企业。江西老乡们议论纷纷:这位“首富”风光仅十年,便草草收场。
2019年春节前夕,境外司法协助函件送达北京。王永红在东南亚某国被控制,随后被引渡回国。知情人士透露,他情绪崩溃,反复念叨一句:“我只是想快一点做大。”在侦讯记录中,他承认利用信息披露漏洞与多家关联公司对倒交易,虚增利润,高位减持。监管层开出终身市场禁入的罚单,其个人资产也被司法机关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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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王永红的轨迹,三条清晰脉络浮出水面。第一,快速积累期靠的是敏锐的商机捕捉与敢赌的性格。洗车店学手艺、卖油站得第一桶金、押宝高碑店土地,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第二,上市后对资本工具的滥用。三次定增、无序扩张、层层加杠杆,短期内堆出规模,却忽视了现金流安全。第三,个人欲望失控。奢靡生活、超前消费、不计后果的收购,让企业的资金链像拉满的弦,最终嘣然断裂。
值得一提的是,王永红的案例与同时代不少激进地产商高度相似:在高速城市化和宽松金融的加持下,先是用杠杆撬地,再借资本市场加速度,最后在监管收紧和市场拐点中轰然坠落。不同的是,他的“韭菜策略”更激进,几乎把所有牌都押在资本博弈而非项目基本面上。股东、债权人、购房者,甚至家人,都被留在原地。
王永红目前的司法程序尚在继续。业内人士认为,若最终确认犯罪事实,其面临的或将是长期刑期和天文数字的责任赔偿。至于那些烂尾的文旅项目,地方政府只能引进新投资者接盘,或重新规划。一度引以为傲的“北京像素”也陷入外立面老化、物业失管的窘境。住户口中的“梦开始的地方”,如今成了被社交媒体调侃的“像素凶宅”。
回顾王永红从保洁工到首富的路径,不难看出那一代草莽企业家的普遍心态:闯劲十足,却又容易被暴利冲昏头脑。时代抬你上去,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让你跌落谷底。市场从来不缺神话,更不缺警示录。对后来者而言,资产变幻、风口易逝,留住底线,或许才是真正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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