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2日拂晓,北京西郊机场灯火未熄,机务兵忙着最后一次检查螺旋桨。天刚泛白,两架拉—11战斗机滑出机棚,几名年轻学员紧张却兴奋。指挥塔里,一位身着新式空军大檐帽的将军注视跑道,他就是刚满三十九岁的刘亚楼。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天的首飞,与一年前的一通加密电话紧密相连。
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4月下旬,平安里26号机要室收到中央紧急电报。刘亚楼原本随四野准备南下,却被要求立即进京。火车抵达前门,他顾不上尘土,一路快步进入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起身迎接,握手沉稳:“中央有桩新差事,非你莫属。”卓有成效的会见仅用了二十分钟,却改变了人民军队的结构。
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让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原因很直接:北平解放后三个月,国民党空袭警报响了二十余次,首都防空形同虚设;同时,筹划渡海作战,制空权势在必夺。刘亚楼一听有些犯怵,脱口而出:“我只学过一点航空理论,真要担此大任?”主席笑了笑:“学习这事,从来是边干边学。”一句话堵住了退路,尚方宝剑由此递出。
三天后,刘亚楼夜宿司令部草案室。灯芯烧到发黑,他写下“战斗机与轰炸机比例二比一,总数三百架”的规划,附注一句“十二个月完成”。方案上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周恩来到场复审,当场拍板:由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谈判。那年6月,苏联国防部大楼外的白桦树刚吐嫩芽,中苏双方在第六会议室敲定援华空军协定,首批专家七月启程。
回国不久,11月25日,中央正式任命: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六所航空学校随即筹建,校长人选不难,然而政治委员却一时缺口巨大。刘亚楼拿着草名单进中南海汇报,毛泽东批示:“各野战军拿出三倍名单,军委统一遴选。”文件当天回到空军,但问题并未结束——航校还缺政治教员,且必须懂航空基础、熟悉青年管理,这类人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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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难觅,刘亚楼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可是院校系统与军队隶属不同,调人程序繁复。一次办公会上,他轻声自语:“若有块尚方宝剑就好了。”秘书提醒:“主席不是让您遇事直接找他吗?”第二天清晨,一封求援电文送进中南海,午后批条转至空军司令部:曰“可向中组部、中宣部统筹,务必择优速成”。落款:“泽东”。
拿着批条,刘亚楼直奔中组部。安子文见到他,先看手中文件,再抬头笑问:“你刘司令手握尚方宝剑,还有什么办不到?”一句玩笑立刻化开僵局。随后中组部与北大、清华沟通,仅用八天便抽调二十四名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员,全部入伍,奔赴各航校。陆定一也在文件末尾批注:“教学大纲按空军政治部统一模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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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满负荷的训练与建设。1950年初,六所航校全部开学,第一批学员两千四百人。刘亚楼不像传统高级将领住机关,而是常驻天津东郊航校,两周一次飞行体验,亲自感受伊尔—10俯冲载荷。他在讲评时说:“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缺一不可。”一句简单要求,为空军人才培养定下基调。
3月12日的首飞成功后,仅过七个月,人民空军即投入抗美援朝战场。那时刘亚楼排行司令部年龄最小,却肩挑最重担。林虎后来回忆:“很多管理细则沿用至今,写得比印制教科书还细。”不得不说,尚方宝剑并没有停留在纸面,它化作制度与作风,深深嵌进了这支年轻军种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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