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他最早当军长，1926年就领导过起义，子女出了4位将军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上，佩着黑纱眼罩、左肩金星闪耀的刘伯承走到前排，台下不少新兵小声议论：“他当过军长，比我们还早二十多年呢。”一句无心的感叹，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年前的川东山河。

回望1926年春，北伐尚未全面打响，川渝一带战云密布。34岁的刘伯承奉命同朱德、杨闇公筹组中共四川地委军委，策划顺泸起义。就在当年冬天，他率六个旅甫一举事，泸州、顺庆即刻易帜。起义虽因川军重压与派系分裂而告挫，但武汉国民政府仍嘉许其武略，破格任命他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自此，“共产党员任军长”在北伐军中成为新闻，也印证了刘伯承“十大元帅中最早当军长”的独特履历。

许多人以为刘帅的辉煌始于抗日烽火，实际上，他的军旅脚印早在辛亥风雷里就已烙下。1911年冬，黔江坡前的一场激战，15岁的刘伯承还是刚剪辫子的少年兵。他跟着熊克武讨袁，三战泸州、合川，枪法精准，身手矫健。老战友回忆：“刘连长射准得吓人，抬枪就见血。”军阀混战的灰暗却很快让他厌倦，他在蜀中山林与伤痛为伴，思索出路。

1916年8月，丰都伏击战，北洋军数倍于己。刘伯承率残部突围时被弹击右目，子弹从鼻梁旁穿出。没人敢医，他拖着伤体闯到重庆一家德医诊所。手术台上，医生要给他打麻药，他摇手：“不用，浪费时间。”钢刀触目，汗珠直落，士兵们看得心惊。手术后，那位德国医生肃然起敬：“您是天然的Soldaten Gott。”于是，“军神”之名不胫而走。

意气风发与锥心之痛交错，刘伯承对袍泽里的贪腐愈发不满。他尝遍失路之苦，多次被军阀排挤，最终在1923年经吴玉章、杨闇公引路，接触马克思主义。四处奔走的经历，让他明白：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真正让川中百姓免于兵燹。于是，1926年5月，他在重庆一间简陋木屋按手宣誓，正式成为共产党员。自此，方向笃定，步伐愈发坚定。

国民党右派的阴云很快压顶。1927年春夏，反共屠刀高悬。刘伯承忍痛抛弃军长之位，秘密赶赴南昌。8月1日凌晨，他同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人举义枪声，震动四方。南昌城头的枪火还未熄灭，他已被推举为起义军参谋长。这是我党军事系统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长职务，为后来的人民军队参谋传统奠下基石。

之后的道路漫长。1930年，他回国在上海潜伏；1932年赴中央苏区，指挥皖赣地区反“围剿”；1935年长征途中，五关六地，飞夺泸定桥、强渡嘉陵江，屡出奇谋。抗战打响，他率129师决战晋冀鲁豫，响堂铺、神头岭、黄土岭，一个个战例被写进教科书。1947年，他与邓小平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打开战略反攻序幕，“千里跃进”四字成就佳话。

战场之外，他的家庭也充满传奇。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年逾不惑的刘伯承遇见了尚在卫生队救护伤员的19岁女战士汪荣华。一纸“生死与共”的婚书，让战友们直呼“革命也有春天”。抗战岁月里，他们在太行山窑洞里迎来儿子刘太行；随后又有刘蒙、刘太迟和四个女儿相继出生。众多军中友人常笑称：“这家孩子的摇篮就是行军背篓。”

1970年代，四个儿女相继进入陆军、空军、装甲兵院校。改革开放初期，刘太行、刘蒙、刘太迟、刘弥群四人先后登上少将台阶，成为部队里的骨干。外界盛赞“将门有后”，而家里挂着的却是一副对联：“先学做人，后学行伍。”据说这是刘伯承手书，意在警醒子女：军功可立，品德须修。

回到刘帅个人，若论治军，他提倡“三不许”：不许打骂、不许搜括、不许欺压百姓；若论用兵，他讲究“用兵如神，贵在求实”。有意思的是，他一生书不离手，战场上也随身带着《孙子兵法》缩印本。吕梁山雪夜行军，他边走边翻，参谋在身后嘀咕：“前面是狼牙山，得绕道。”刘伯承合上小册子，低声答：“兵以诈立，敌意料不到，偏要上。”果然一战得手。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刘伯承时年57岁，独眼紧盯江面，“炮兵拉近50米！”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火线命令。三天后，百万大军过长江，南京城楼降下青天白日旗。解放战争尘埃落定，他用四十年戎马告诉世界：即便只剩一只眼，也能看清胜利的方向。

建国后，他历任军事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此同时，他让伤残之躯走下战场，把全部经验写成教材、口述战例，培养新一代指挥员。张爱萍将军回忆：“刘帅讲起解放战争，地图铺开，铅笔推挪，几十万人马像棋子一样调度，听得人心潮翻涌。”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4岁。讣告里列出的他一生功勋已足以令后人敬仰，然而更动人的是他留下的精神：信念坚定，胸怀人民，善谋敢为，谦逊严谨。硝烟散去，重庆开县那条小河依旧静流，几多学子仍能在村口看到铜像上那只凝视前方的左眼，仿佛在提醒：理想虽远，终可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