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我第一次在除夕夜关机,独自飞往南方
2023年除夕下午五点,我站在厨房里,看着料理台上堆积如山的食材:两只未处理的鸡、一条还在袋子里扑腾的鱼、七八种待洗的蔬菜。 婆婆发来的菜单上二十多道菜,我才完成了三道。
客厅窗外,邻居家已经挂起红灯笼,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 我的手机震动,婆婆的来电显示在屏幕上,这是今天她打来的第七个电话。 ![]()
“苏念,开始做了没? 你小叔子一家已经出发了,六点准时开饭,别磨蹭! ”婆婆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背景音里还有小孩的吵闹声。
“妈,我正在准备。 ”我平静地回答,手中的刀却停了下来。
“快点啊! 明浩最爱吃的红烧肉你可得做好,还有你张伯伯不吃辣,李阿姨喜欢甜口...”她又在电话那头指挥起来。
挂断电话后,我脱下围裙,走进卧室,从衣柜最深处拖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 然后我拿起手机,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去买盐,很快回来。 ”
走出楼门,寒风扑面,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师傅,去机场。 ”
我与周磊结婚五年,每一年的除夕宴都在我们家举办。 这成了婆婆定下的“规矩”,不容商量。
第一年,我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还在厨房忙前忙后,婆婆说:“这是周家媳妇的本分。 ”
第二年,孩子才六个月,我一边哄哭闹的孩子,一边准备年夜饭,差点把厨房烧了,婆婆说:“连个饭都做不好。 ”
第三年,我感冒发烧,婆婆说:“年必须得过,撑一撑就过去了。 ”
第四年,我提前提议去饭店吃,被斥责为“乱花钱”、“不懂持家”。
今年是第五年,婆婆提前三天通知我:“今年除夕磊磊他舅舅一家也从外地回来,总共十二口人,都在咱家吃。 你提前请好假准备。 ”
我试图商量:“妈,家里空间小,坐不下这么多人,不如去饭店订两桌? ”
“去什么饭店! 家里吃才有年味! ”婆婆立刻提高音量,“你是不是不想伺候我们老周家? ”
我看向丈夫周磊,希望他能帮我说句话。 他却低头玩手机,含糊道:“听妈的安排吧。 ”
数据显示,家事纠纷中,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导致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我面临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观念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冲突。
婆婆发来的菜单长达三十多项,每道菜后面还附有备注:“舅舅不吃香菜”、“表姐家孩子海鲜过敏”、“大伯要多放醋”。
这已不仅是一张菜单,更像是这个家庭的权利图谱。 五年来,我在这个家的地位,始终是那个应该无条件付出的“外人”。
婚前,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做项目主管,收入不比周磊低。 婚后,因为生育和孩子,我转到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收入减少,但这却成了婆婆和亲戚们口中的“闲差”。
“反正你赚得少,不如多花心思在家里。 ”婆婆常挂嘴边。
家事纠纷的判断标准复杂,背后往往隐藏着长年累月、错综复杂的亲情、感情纠葛。 在这个家庭里,我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我的职业价值被轻视,我的个人空间被压缩。
结婚初期,周磊也曾试图在婆媳间调解。 但不知从何时起,他选择了沉默。
“那是我妈,我能怎么办? ”成为他的口头禅。
每次我受委屈,他都会说:“老人思想传统,你多担待。 ”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他和婆婆的聊天记录。 婆婆说:“你得管管她,现在年轻人太自私。 ”周磊回复:“知道了妈,我说过她了。 ”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我始终是孤军奋战。
研究表明,家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和合的工作态度,即耐心倾听、充分尊重当事人。 但在我的婚姻中,我的声音从未被真正倾听过。
除夕前一周,我因项目验收连加三天班。 回到家已是深夜,发现水槽里堆满碗碟,周磊和孩子的外卖盒子散落一地。
我强忍疲惫收拾干净。 刚坐下,婆婆的视频电话就打来了:“苏念,年终大扫除做了吗? 窗帘要洗,玻璃要擦,别偷懒啊! ”
我解释最近工作忙,希望能推迟几天,或者请专业保洁。
婆婆立刻沉下脸:“请保洁不是浪费钱吗? 你周磊赚钱容易吗? ”
最让我心寒的是,周磊就在旁边,却一言不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 五年的画面在脑海中回放:每一次的委屈求全,每一次的忍气吞声,每一次的期望落空。
我想起调研数据显示,家事纠纷容易从双方发展到各自对应的家庭,成为家庭间的纠纷。 而我和周磊之间的问题,早已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除夕前一个月,大学同学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他们在海南的新项目。 我递交了简历,经过两轮面试,意外地被录用了。
我瞒着所有人办好了手续,订了除夕晚上的机票。 我甚至偷偷把孩子提前送到我父母家,借口是让孩子提前感受“年味”。
除夕当天,我请了半天假。 我没有像往年一样急于处理所有食材,而是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 下午四点,我开始准备年夜饭,但只做了几道简单的菜。
五点,婆婆打来电话催促,我平静地回应。 挂断电话后,我关掉灶火,将做好的菜放入冰箱。 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家门。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关掉了手机。 不是冲动,而是预谋已久的决定。
到达海南已是深夜。 打开手机,被无数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轰炸。
婆婆的语音充满愤怒:“你死哪去了? 一大家子人等你做饭! ”
周磊的消息从质问到不耐烦:“快回来道歉! 别把事情闹大! ”
家族群里,亲戚们的议论七嘴八舌:“大过年的,这像什么话! ”“周家媳妇太不懂事了! ”
我只回复了一条消息:“我安全到达。 需要时间静一静。 年夜饭请自行解决。 ”
然后,我再次关掉手机。
数据显示,家事纠纷的解决应融和合文化之魂。 但当和合变成单方面的妥协和忍让时,关系的天平已经倾斜。
在海南的七天,是我五年来最轻松的时光。 我漫步在海边,思考婚姻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 我意识到,一段健康的关系,不应该以牺牲一方为代价。
年后我回到城市,但没有回家。 我租了一间小公寓,开始与周磊进行谈判。
起初,他仍然试图用过去的方式应对:“我妈已经生气了,你回去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
我平静而坚定:“我不是来道歉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
我提出两点:一是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规则;二是大家需要重新划分家庭责任。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 周磊无法理解我的改变,婆婆更是发动所有亲戚对我施压。
但这次,我没有退缩。
研究表明,家事审判应兼顾人伦亲情、风序良俗,用相对缓和的方法解决纷争。 我请来了婚姻咨询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帮助我们平等沟通。
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我们终于达成协议:我们搬出现在的家,在离公婆较远的地方租房子;家庭责任平分;除夕等重大节日,两家轮流过或一起外出就餐。
协议达成后的一段时间,婆婆仍然不与我说话。 周磊也时常表现出不适应。
但渐渐地,变化开始出现。 周磊学会了做饭和打扫卫生,甚至开始享受与孩子独处的时光。 婆婆看到儿子的改变,态度也慢慢软化。
半年后的一个周末,婆婆破天荒地打电话来,语气平和:“磊磊爸爸想孩子了,你们周末有空来吃饭吗? ”
这通电话,成为了我们关系缓和的开始。
数据显示,家事纠纷的化解不应当仅关注纠纷本身的解决,还应提供修复和缓解家庭关系、保护弱势方利益的功能。 我们的案例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我们的婚姻仍在磨合中。 但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相对平衡的相处方式。 今年的除夕,我们选择外出旅行,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外面过年。
那个借口“买盐”消失的除夕,成了我婚姻的转折点,也让我找回了自己。
家事纠纷的解决没有标准答案,但尊重、理解和平等对话是化解矛盾的基础。 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碰撞的今天,每个家庭都在寻找自己的平衡点。 而我的经历,或许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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