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十四大设定目标：未来5年GDP年增10%，信心从何而来？

　　越南财政部统计局称，2025年该国GDP增长率达8.02%，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越南GDP增长率约6.5%,妥妥世界前十。但越南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正在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草案着眼2030年建党100周年和2045年建国100周年，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2026-2030年GDP平均每年增长10%，2030年人均达8500美元成为中高收入国家，2045年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尽管有专家质疑“越南处于经济飞跃的窗口期，若失败将导致债务危机、通胀及产业空心化等”,“10%GDP增长目标是一场国家级豪赌”，但越南执政党提出这一宏伟目标并非毫无根据。

　　一是基于政治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显著。2025年，越南已将原先的63个省级行政区合并为34个，裁撤了县级机构，将乡级行政区裁撤了70%左右；撤并100%的总局，减少了1000多个司局级单位，精简约14.5万个编制人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提质增效。越共十三大任期，越南国会通过了《土地法》《住房法》《房地产经营法》等178部法律、决议和法令，依托科学技术、创新创业与数字化，逐步实现了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越共总书记苏林在十四大上明确提出：致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建立高技术制造区域经济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是，摆脱单纯“廉价劳动力制造基地”的标签。

　　二是基于全球产业链转移等有利因素。伴随大国竞争持续升温，越南政府依靠“竹式外交”，既承接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又保持对美出口的优势，成为最大受益国。近年，成功吸引了三星、艾克尔、英伟达等世界领先科技企业投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电子装配、新能源零部件、消费电子家电等加工业做大做强，巩固并升级了“世界工厂”地位。2025年GDP增长率高达8.02%，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物流、能源、消费等产业兴盛。

　　越方判断，当前仍处于全球产业链重组的“结构窗口期”，“只要全球科技周期不再恶化，外资工厂将继续在越南落地”。开拓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还在胡志明市与岘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外国人担任法官的专门法院。

　　三是基于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越共十三大任期内建设了3345公里高速公路和1700多公里沿海公路，形成了南北骨干轴线；逐步完善电信网络、重要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他经济基础设施。2025年年底，集中启动或竣工234个重大项目，涵盖铁路、港口、机场、城市综合体，投资总额超过 1290 亿美元。今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高峰期，直接带动投资、采购和就业。苏林表示，“今后基础设施建设将确保跨区域和全球互联互通”。

　　四是基于人口红利及内需驱动。越南人口约一亿，“未来10-15年，年轻劳动力与数字化转型结合，推动生产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城镇化提升空间大。人均GDP在2025年已突破5000 美元，通胀维持4%以下，拉动汽车、住宅、家电、通信设备等中端消费品市场；货币策略相对宽松，持续加大对实体部门的金融支持等。以上成为“冲击10%GDP增长目标”的信心和底气。

　　业内专家分析，过去高增长是“政策红利+产业转移”短期结果，本质是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阶段性收益，而非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实现十四大目标困难与挑战并存。

　　一是转型阵痛及制度性短板。国际经验表明，是否掌握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转型成败的关键。能否在2030年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取决于“科技主导”转型中的资源调配效率，而越南正处于经济模式转变的阵痛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大规模机构撤并可能压缩市场弹性与企业的自主性，信贷增速接近20%处于危险空间等。

　　二是越南对出口和投资依赖大。高度依赖出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贸易摩擦、需求与汇率波动等风险伴随。美国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最大的进口市场，“中国配套+越南组装+欧美消费”的模式引发了美欧对“原产地合规”的严格审查，增加出口成本。另一方面，依赖外资易受到国际产业链波动的影响，一旦全球资本支出收缩或中美博弈恶性升级，越南有可能失去新增订单，造成产能空转等。

　　三是基础设施、人才等瓶颈。电力供应不稳定、土地成本上涨挤压制造业利润；债务与基建泡沫带来财政压力和资源错配。去年推出234 个基础设施项目中，大部分由地方政府主导推进，协调难度极大。特别是南北高铁项目，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已多次出现反复，进展不容乐观。对于人才瓶颈问题，总理范明政指出，“发展仍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非科学、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2025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将书记处常务书记纳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列，扩展为“五驾马车”。今年除召开十四大外，还将举行第十六届国会代表，据悉，苏林将继续担任总书记，并可能兼任国家主席。对此，苏林强调“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革新思维、完善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果断有力地采取措施坚定推动政策落实”。“集中决策”机制已在越国内外引发争议。从其政治传统看，“集体领导与区域、利益集团平衡”仍是硬约束，“一肩挑”能否在党内形成稳定共识，民众是否一致拥护，国际社会会否心存疑虑等，成为越南未来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

　　另一方面，越南革新开放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中国成功经验，目前两党两国关系良好，苏林称，“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双方应将合作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人工智能、能源、区域市场建设以及供应链衔接等领域”。但客观地看，两国存在历史纠葛、边界争端，我对越南有“选边站”担忧，特别南海争端短期内难以实质解决，未来能否持续保持友好关系，也是影响越南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