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1日,南京城的地面还留着夜里凝出的薄霜。上午九点多,江苏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在鼓楼区一栋老宅里响起,秘书放下听筒,小跑着进屋:“司令,中央的车队十点左右抵达中山陵三号楼。”许世友抬腕看表,嘿地一笑,“时间刚好,军装在椅子背上,帽子给我拿来。”几分钟后,这位昔日东线大将整装出门,步伐干脆利落,看不出已近八旬。
车子驶出东郊,他突然想起什么,吩咐警卫把后座木盒递来。盒盖掀开,一股芬芳酒香涌出——那是他珍藏的1963年茅台。“等会儿小平同志要是先开瓶,我也得拿点底牌。”警卫憋着笑应声,心想首长的性子一点没变。
车队抵达三号楼,邓小平刚下车,两位老战友便握手良久。邓小平拍了拍许世友肩膀,语气带着调侃:“你本该到家里等我,非跑这一趟,别着凉。”许世友哈哈大笑:“我比你小两岁,跑这点路不算事。”一句寒暄,把时光拉回半个世纪前的冀南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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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八路军129师386旅南下作战。邓小平、刘伯承坐镇指挥,副旅长许世友带三营硬碰顽敌,翻村越垄,七昼夜不撤。战报送到师部,邓小平批语简单:作风泼辣,可堪大用。自此,两人结下战地情谊。
抗日之后,解放战争烽火骤起。他们一南一北,各自率兵奔驰。徐蚌会战前夜,邓小平收到华东野战军前线急报,写给许世友一句话:“务必守住官塘,以一当十。”许世友提笔复电:“有命必达。”第二天官塘稳若磐石,刘伯承感慨:“他酒量大,心更稳。”
进入新中国年代,许世友转战广州军区。熟稔两广山水的他,白天勘边境,晚上却常抱着茅台独坐灯下。干部们劝他少喝,他总说:“多喝有害,少喝有利,可我从来没喝醉过。”1978年底,越南当局挑衅升级,邓小平点将东线指挥人选时,只写了三个字:许世友。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得干净利落。部队逼近谅山那天,许世友向军委发去一电:“任务完成,适可而止。”旋即收兵。回师后,他递交回南京休养的请求,理由简单:写回忆录。军委批准,他在紫金山脚买下小院,种菜、养兔、逗鸽,一副归田心态。
然而痛风来势汹汹,每逢夜里发作,他只能靠旧战毯裹腿。医生递过去的止疼片扔抽屉,酒杯却天天在手。一次省里来人汇报工作,他正用毛笔在坛口写“十年陈”三个大字,笑着说:“这比药好使。”来人苦笑,不敢多言。
回到三号楼,邓小平吩咐警卫打开他随身带的木箱,一坛贴着“1905”墨迹的茅台慢慢露出酒封。“听说你今年八十,我找了一坛与你同龄的酒。”许世友眼睛亮了,双手捧起酒坛,仰头嗅味:“香!这坛我敬你一杯,敬自己一杯,敬那些没回来的兄弟一杯。”
简单午餐,菜不过四样:盐水鸭、草头炒豆腐干、清蒸鲥鱼、外加一碟泡辣椒。二人推杯换盏,话题从延安窑洞聊到深圳深夜的霓虹。邓小平笑说:“时代在跑,咱们老了,也不能拖后腿。”许世友端杯答:“你是挂帅的,我退了就不瞎指挥,可酒还是要喝。”
席散之际,两人站在廊下合影。摄影师举起相机,许世友忽然把腰板挺得笔直,右手掂着那坛未尽的茅台。快门声响,定格的,是两位白发老兵眼里不减当年的亮光。
春去秋来,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高烧、腹胀、疼痛轮番袭来,他依旧拒绝长期住院,理由是“医院味道太冲,闻着就想吐”。家人无奈,只得把病床抬回客厅,墙角那口酒坛依旧立着。医生叮嘱他忌酒,他笑:“闻一口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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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深夜,他忽而清醒,对守在床前的秘书低声吩咐:“给中央写封信,死后我要土葬,带枪、带酒、带点钱,路上不求人。”第二天下午,许世友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七十九岁零七个月。
中央慎重研究后,邓小平圈批:同意土葬,特事特办。31日,南京雨后初霁,灵车缓缓驶向钟山,营区官兵脱帽肃立。棺木旁三件随葬物静静相伴——五七式手枪、三万元工资、以及那瓶未曾开封的茅台。
墓成之后,战友、部下、普通市民陆续前来凭吊。人们带来的祭品大多是一瓶瓶茅台,密密麻麻摆成一道香醇的长墙。老兵们举杯,轻声道:“司令,喝吧,咱们守住的江山,如今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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