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9年2月15日，阿姆河大桥。
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上将从最后一辆战车上跳下来，面对西方记者架起的长枪短炮，他面不改色地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谎言：“在我的身后，再也找不到一名苏联士兵了。”
寒风呼啸，桥下的流水仿佛在呜咽。
其实在他身后，哪里是什么“没人了”？
那里留下了整整14453具苏军尸体，11369辆被炸成废铁的卡车，还有433门永远沉默的火炮。
这场仗，硬生生烧掉了苏联国库里的600多亿卢布，也彻底烧尽了这个红色帝国最后的元气。
可谁能想到，就在十年前，同样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克里姆林宫里的那几个老人，还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顶多持续“3到4周”的武装游行。
这头庞大的“北极熊”，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活埋在阿富汗这座坟墓里的？
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12月12日。
莫斯科的空气里透着一股子肃杀味儿。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密室里，一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这儿既没有总参谋部的详细地图，也没有战略专家的推演沙盘，只有几个愤怒的老头子。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此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共识：阿富汗要变天了。
那个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阿明总统，竟然敢“不听话”，甚至想跟美国人眉来眼去。
这简直是往苏联的肺管子上捅刀子。
如果不动手，美国的导弹眼看就要架到苏联的南大门了！
勃列日涅夫拖着病体听完汇报，浑浊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清了清嗓子，低沉地吐出一句：“我决定，干掉他！”
就这么简单。
没有论证，没有规划，甚至连奥加耶夫元帅关于“山地作战徒劳无益”的严厉警告，都被他们当成了耳旁风。
他们以为这会像当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轻松——坦克一开，万事大吉。
于是，1979年12月27日晚，代号“暴风-333”的行动拉开了血腥的帷幕。
喀布尔的达鲁拉曼宫，枪声大作。
最讽刺的一幕在这会儿上演了。
当苏军特种部队开始强攻时，毫不知情的阿明还以为是国内的“亲苏派”发生了叛乱。
他惊慌失措地命令手下：“快！
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
请求苏军支援！”
手下带着哭腔回报：“电话线…
早就被切断了。”
阿明不知道，此刻在大门口指挥坦克撞墙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寄予厚望的苏联盟友。
那是苏联人给阿明准备的最后体面——一封“邀请苏联出兵”的信。
“签了它。”
阿明看了一眼，怒极反笑。
他抓起那张薄薄的纸，狠狠地撕得粉碎。
一阵乱枪扫过。
阿明，连同他的4个妻子、24名子女，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苏联人如愿以偿地“应邀”入场了。
他们以为干掉一个人，就能控制一个国。
却不知道，那一晚撕碎的不仅是一封信，更是打开了通往地狱的“潘多拉魔盒”。
这一脚踏进去，就是十年。
苏联人的算盘原本打得很响：11万大军压境，那是何等的钢铁洪流？
对付一帮穿着长袍、骑着毛驴、拿着老式步枪的游击队，这完全是降维打击。
但真打起来，苏军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阿富汗不是欧洲平原，这里全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和怪石嶙峋的山地。
苏军引以为傲的机械化部队，到了这儿简直就是没头苍蝇。
T-62坦克的炮管仰角不够，根本打不到躲在山顶峭壁上的游击队；BMP-1步兵战车的装甲薄得像纸，游击队手里的AK-47一梭子就能打穿侧面。
更要命的是，苏军的D-30榴弹炮在陡峭的石头山上连个像样的阵地都展不开。
至于那些高科技的无线电定位仪，因为高原的高温酷热，经常全部失灵，成了一堆废铁。
反观被苏联人瞧不起的游击队，那日子过得比苏军还要滋润。
你以为他们是穷得叮当响的草寇？
大错特错。
这帮人背后，运作着一套完整的“战争经济学”。
就拿七党联盟的大佬希克马蒂亚尔来说，这哥们儿是个商业奇才。
他一边打仗，一边做着青金石和毒品生意。
光是1987年3月这一个月，他的瑞士银行账户就入账了整整24万美元。
另一位大佬拉巴尼更夸张。
在1989年初短短6个月里，他的账户上趴着6亿巴基斯坦卢比，约合3000万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什么？
能买6万把AK步枪，或者1000枚让苏军闻风丧胆的“毒刺”导弹。
说到“毒刺”导弹，这玩意儿简直成了苏军航空兵的噩梦。
战争初期，苏军靠着米-24“雌鹿”直升机还能掌握制空权，欺负一下没有防空武器的游击队。
结果美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不仅送钱，还送来了价值12亿美元的军火，其中最狠的一招就是这种单兵防空导弹。
到了1987年，游击队手里的导弹发射装置增加了1.5倍。
只要苏军直升机敢飞低，山沟里就会窜出一道白烟。
苏军直升机的损失率直接飙升到了8%~12%。
整个战争期间，苏军一共损失了317架直升机和103架固定翼飞机。
为了躲避导弹，米-24不得不搞出一种奇葩的“助跑起飞”战术，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在跑道上滑跑，以此来增加起飞重量和速度。
更惨的是后勤维护，因为发动机专用的去离子水供应不足，地勤人员只能拿工业酒精兑水凑合。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憋屈。
如果说战术上的失败还能用地形和外援来找借口，那苏军内部的官僚主义和后勤灾难，就是纯粹的“自作孽”了。
第40集团军名义上是作战主力，实际上头上顶着“三座大山”：国防部督导组、军区司令部、克格勃代表。
每次作战前，这帮大佬能在一个屋子里吵上一整天。
最后给出的命令往往是精神分裂式的，比如“既向南又向北突击”。
这种指令发到前线，团长和营长们只能对着地图发呆。
更绝的是，为了展示莫斯科的“领导关怀”，上面经常派大将、上将来前线视察。
1981年，未来的苏联元帅亚佐夫大将带队来视察。
前线战事吃紧，伤员遍地。
结果这帮高官不问战况，不问补给，居然把精力都花在检查士兵的内务上。
亚佐夫大将背着手，在营房里转来转去，指着床铺大发雷霆：“床头为什么没有放脚垫？
被子为什么叠得不整齐？”
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中将气得在私底下直骂娘：“首长们已经忘了什么叫打仗！”
上面的将军在摆谱，底下的士兵却在“吃土”。
由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阿富汗前线所有的食物都得从国内空运。
哪怕军营旁边的村子里就有新鲜的瓜果牛羊，苏军也不能就地采购。
结果就是，漫长的运输线让前线部队经常收到发霉变质的食物。
第56旅的一个列兵，曾领到过一罐生产日期模糊不清的牛肉罐头。
他擦开油污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印着“1942年”。
这罐头比他爹的岁数都大，是当年二战时期剩下的战略储备。
恶劣的卫生条件，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传染病在军营里横行。
在整个战争期间，因伤病减员的人数高达46万人。
这其中，有115,308人得了肝炎，31,080人得了伤寒。
甚至在1981年底，号称精锐的近卫第5摩步师，除了参谋长一人幸免，剩下的从团长到师部军官全部病倒。
士兵们在战壕里流传着一句苦涩的笑话：“战士出黄疽，将军患肝炎。”
这哪里是在打仗？
这分明是在慢性自杀。
这场仗打到最后，苏联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图什么了。
士兵们在前线流血，国内的经济在失血。
原本是为了防止美国导弹架到南大门，结果却亲手给美国人递上了放血苏联的刀子。
1989年2月15日，当格罗莫夫走过那座大桥时，苏联这头巨兽已经气息奄奄。
他回头望向阿富汗的群山，那里埋葬的不仅仅是那一万多名年轻士兵的生命，更是整个苏维埃帝国的威信与未来。
两年后，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帝国，也像阿明那天晚上撕碎的信纸一样，彻底分崩离析，消散在历史的寒风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它从不说话，却用无数的尸骨，给狂妄者立下了最冰冷的墓碑。
信息来源：
《锌皮娃娃兵》，白俄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中信出版社，2015
《阿富汗：苏联的越战》，美 罗伯特·卡普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苏联军事力量：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美 威廉·奥多姆，新华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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