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红军苏区突围，损失有多大？看牺牲的高官核心名单，触目惊心

1935年3月，赣粤边境，油山。

雨下个没完，把整座山林浇得透湿，冷得刺骨。

陈毅靠在岩洞深处的石头上，腿上的伤早已化脓恶化，那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

这会儿，他身边只剩下项英和几个警卫员。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他们手里还攥着一万六千大军？

又有谁能信，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兵分九路，想把敌人的铁桶阵撕开个口子？

可现在呢？

漫山遍野都是国民党的搜山队。

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党的创始人、红军的高级将领、毛泽东的亲弟弟，都在这短短几十天里，变成了一份份带血的阵亡名单。

这是一场比长征更惨烈、更鲜为人知的绝命突围。

把日历往回翻五个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人集结完毕，不得不告别瑞金，踏上那条后来被称为“长征”的路。

主力走了，家总得有人看吧？

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也为了保住苏区这块红色根基，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各地方武装，一共一万六千多人。

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项英挑起大梁，陈毅、贺昌等人辅助。

那时候的项英，心里其实是有底的。

在他看来，蒋介石盯着的是红军主力。

只要主力部队在外面打几个胜仗，老蒋的几十万大军势必会被调走。

到时候，留守苏区的压力就会骤减，他们正好利用这个空档恢复元气，甚至可能收复失地。

可惜，这步棋走错了，这是个致命的误判。

项英太低估了蒋介石“斩草除根”的狠毒。

老蒋不光派大军死死咬住长征的主力，更对中央苏区下了死手，搞了个残酷的“铁桶计划”。

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像巨大的磨盘一样，向苏区中心缓缓碾压过来。

留守红军的处境，瞬间从“坚守”变成了“死地”。

1934年底，苏区的核心重镇瑞金、宁都、会昌全丢了。

国民党步步为营，所到之处，碉堡林立。

留守红军虽然拼死抵抗，可在几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这种抵抗显得太过悲壮，也太过无力。

1935年1月，红二十四师在牛岭跟敌人血战。

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结果还是没挡住敌人的推进，反而把自己打残了。

这会儿的陈毅，腿部已经负伤，行动不便，但他的脑子异常清醒。

看着地图上越来越小的红区，他急了：硬顶是不行了，死守就是等死。

陈毅找到项英，急切地建议：“必须马上变招，不能打正规战了，要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项英听进去了。

中央分局开始紧急动员，疏散伤员，发动群众。

可是，这一切做得太晚了。

此时的苏区，地盘被压缩到了西江、宽田那点狭小区域。

更要命的是，粮食断了，弹药光了，一万六千人的队伍，在连续的消耗战里，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国民党军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他们像猎犬一样嗅到了红军的虚弱，发起了最后的分区清剿。

1935年2月，绝境真的来了。

中央分局没办法，只能向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发电请示：请求突围。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正忙于遵义会议后的转折，电报如石沉大海。

直到几天后，中央才回电批准。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召开了最后的紧急会议。

昏暗的油灯下，几位领导人的脸色铁青。

他们把仅剩的部队分成了九路，决定从不同方向撕开敌人的封锁网。

这就是悲壮的“九路突围”。

谁也没想到，这九路大军，大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一路，22岁的李才莲带着独立第七团，向闽赣边界挺进，刚到瑞金九堡，就一头撞进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

激战中，部队被打散。

李才莲在突围中遭遇叛徒出卖。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年轻的书记没有退缩，最终牺牲在瑞金铜钵山。

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家乡盼了一辈子，也没能盼回丈夫的身影。

第二路，是损失最惨的一路。

这支队伍里，有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有瞿秋白，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

他们带着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想往闽西跑。

队伍走到福建长汀的小径村时，被国民党宋希濂部死死咬住。

枪声大作中，年过半百的何叔衡体力透支。

为了不拖累战友，这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老人，猛地挣脱警卫员的手，纵身跳下了悬崖。

同样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因为有严重的肺病，实在跑不动了。

他在乱军中被俘，身份很快暴露。

几个月后，在罗汉岭下，瞿秋白盘膝而坐，高唱《国际歌》，坦然受刑，饮弹洒血。

第六路，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带队。

他们突破封锁进入福建长汀四都，跟福建省委汇合。

敌人的“清剿”像附骨之疽一样甩不掉。

在瑞金红林山的深山老林里，毛泽覃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身中数弹。

这位曾立志要“创造一个新中国”的红军将领，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年仅29岁。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许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

悲剧还在继续。

第七路的古柏，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广东龙川坚持游击战时，被包围牺牲。

刘伯坚在狱中写下了“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的绝唱，随后英勇就义。

最让人心寒的，不是敌人的凶残，而是自己人的背叛。

第六路的领导者之一、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受不了残酷的环境，被敌人的高官厚禄诱惑，无耻地叛变投敌。

他不仅自己投降，还带着敌人回头残杀自己的战友，导致红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惨遭杀害。

这是“九路突围”中最脏的一笔血债。

至于项英和陈毅亲自率领的第九路，情况同样危急。

他们在突围中不断遭遇伏击，身边的战士越来越少。

为了保密，他们忍痛砸毁了电台，彻底切断了与中央的联系。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陈毅和项英不得不化装成平民，在荒山野岭中穿行。

饿了吃野果，渴了喝沟水。

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们躲在草丛里整整两天两夜不敢动弹，头顶就是敌人的皮靴声。

陈毅看着腿上溃烂的伤口，对项英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这面红旗就不能倒。”

最后，这九路突围的大军，除了少数人历经九死一生冲出重围，绝大多数人都倒在了赣南、闽西的群山之中。

这是一份沉重得让人窒息的阵亡名单：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李才莲、阮啸仙、万永成、古柏…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杰，都是足以写入史册的英雄。

然而在1935年的那个春天，他们为了掩护主力，为了延续火种，将热血洒尽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这次突围，红军留守部队损失殆尽，中央分局的高级干部折损大半。

这不仅仅是兵力的损失，更是党和红军精华的凋零。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败。

正是因为他们的殊死抵抗，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减轻了主力红军长征的压力。

也正是因为陈毅、项英等幸存者的坚持，他们在油山、在赣粤边、在闽西，重新聚拢起被打散的游击队员。

他们像野草一样，在石缝中求生，在烈火中重生。

1935年春天过后，这些幸存者在南方八省的崇山峻岭中，开启了更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他们用生命守住了这块阵地，直到两年后，这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队伍，改编成了那支威震敌胆的——新四军。

历史不会忘记，在主力远去的背影后，有一群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永远冲不垮的红色堤坝。

信息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