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伤好送行时，他忽然掏枪，打开了保险

1940年仲夏，豫西黄昏的热浪尚未散尽，一支由二十来副担架组成的队伍正沿沁河古道艰难上攀。靠前那副担架上的年轻军官面色苍白，腿部裹着草药和土布，血水滴答，沿途烂泥里印下一串暗红足迹。抬担架的是新四军卫生队员，他们几乎是在抢时间——日机刚在后方投下第一枚炸弹，山谷里还回荡着爆炸的余音。

领队的女院长栗秀真走在最前，肩头扛着装满青霉素的木箱。箱子太沉，她干脆用绑带绕过颈背，以免左右晃动。栗秀真出生在河北高阳，学医后跟随部队转战淮北、豫西，算起来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脸上却已留下风霜刻的浅纹。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总耸肩：“枪声停不了，医生跑得掉？”

抵达野战医院已近子夜。几间土坯房、三顶迷彩帐篷就是全部“家当”。照例先登记血型，再清洗伤口，新四军与国军的伤兵都排在一条狭长走廊里。院里的老规矩：谁失血多谁先缝合，军装颜色不算数。栗秀真挥手时语速快得像连珠：“乙班守手术室，甲班进村找柴火，缺碘酒缺纱布，我来想办法。”

紧接着，意外出现。天刚蒙蒙亮，又一股衣衫不整的国军往院子里涌。带队的是牟廷芳中校，额头裹着绷带，满身硝烟味。他出示一纸电报，内容无非是调集散兵，要求“就地育养”——其实就是请新四军给他的人看病。这里离前线不到三十里，他根本别无选择。栗秀真看了眼担架上七八个血肉模糊的伤员，抬手示意留下：“救人。”

从那天起，狭小医院成了逼仄熔炉。七十多号病床瞬间扩充到一百二十，多出的三四十张，全靠门板、稻草临时拼成。新四军的轻伤员被挪出病室，转去民房挤一铺炕。有人嘀咕：“咱自己弟兄还没养好呢。”烟雾腾的一下就被栗秀真压下，“治病救人，不能分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言下不容分说。

头几天气氛冷硬。国军兵一看到护士臂上红十字外那颗小五角星，眼神便如上膛，喊水也憋憋扭扭。有意思的是，越怕疼的反倒先软下来。一个河南籍机枪手腿部截创，当换药钳插入肉里时，他痛到破口大骂，旁边打吊针的新四军小战士笑他：“老兄，骂有啥用？撑过去才能再上战场。”原本紧绷的空气被这一句玩笑刺破，随后屋子里多了几声轻哼的笑。

没多久新麻烦来了。药品紧缺。白求恩留下的旧器械已磨损，青霉素仅剩半盒。栗秀真摸摸口袋，掏出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安瓿，先扎向高热的国军重伤员。她在记录本上写下一行字：药随伤重走。事后，有护士悄声问：“院长，万一自己人用呢？”她答得斩钉截铁：“活下来的人会更多，这就是值。”

半个月后，第一批国军伤员痊愈。送行这天，伙房拿出珍藏的一只老母鸡熬汤，早到的老百姓还送了几筐苞谷面饼子。临别前，院子里摆了张长桌，碗碟粗糙，却热气腾腾。喝到一半，那名一直沉默的副官忽然神情紧绷。他猛地起身，扬手抽出手枪，只听“喀啦”一声，保险盖拨开，枪口指向栗秀真。

空气瞬间凝固。几名新四军战士握紧步枪，却不敢贸然拔栓。国军同僚则面面相觑，担心再生误会。当事人声音嘶哑：“把我们都灌醉，是想扣押换俘？”一句话，如同投石入水，激得人心发寒。

沉默不到三秒，一位国军老兵率先冲上去扭住副官手臂。场面眼看失控。栗秀真却没有闪，她只缓缓站起，走到副官面前，伸手托住冰冷的枪管，轻声说了一句：“要动手术的时候，麻醉针就在我手里，没害你们吧？”这句半是反问，半像医生对病人的劝解。副官眼睛里挣扎，最终手腕一软，枪落地，金属声在夜里清脆。仅有的对话就此打住。

尴尬余波尚未散去，一名国军士兵将自己佩戴的红蓝勋带别到栗秀真白大褂上，咧嘴道：“您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脸。”于是，众人又沉默，随后端起碗，大口灌下带着鸡油的汤。那一夜，他们谈绷带、谈冲锋号，也谈家乡的麦收，气氛缓缓暖起来。

秋天转凉时，前方形势稍稳，国军伤员陆续返队。临别前，牟廷芳把随身那支德国望远镜放在医务室桌上，说自己欠新四军一条线索情报。栗秀真没推让，留下望远镜，却递给他两兜晒干的金银花：“再打仗时拿去泡水，能清热退烧。”牟廷芳接过草袋，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再说。

战事依旧紧绷。医院几经搬迁，常常前脚手术刚做完，后脚就得拆帐篷。栗秀真总结出“包裹法”——把药械分装木箱，缚在驴背，平时足可当手术台，用完再装上路。这个做法后来写成简报，上报新四军军部，成为野战救护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抗战最吃紧的夏季，医院同时收治了八个不同番号部队的伤员。墙上一块黑板被硬生生分成若干区域：华中游击队写着“少吃盐，肾要紧”；川军临时团则涂了“多换气，防烂肺”。大家在简陋环境下彼此切磋，医术和感情都在互换中升温。

抗日终见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穿越岳麓山脉，传到这座小院时已是傍晚。屋外蛙声一片，伤员们拖着绷带冲向院坝，有人举起拐杖敲锅，有人掀开绷带一遍遍嚷：“赢了！”而那位曾掏枪的副官，早在春季痊愈，写信说自己跟随部队挺进了张家口，并在信尾重重写下“谢谢”。

新中国成立后，栗秀真调任湖北，主持清疟、培训大批乡村医生，又参与起草了《农村卫生工作条例》。1958年，她北上进京，在卫生部负责基层防疫。那支曾被枪口威胁的女医生，没有留下豪言，唯一保留的，是那副撂在抽屉里的德国望远镜。

多年以后，某档案馆征集抗战遗物。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望远镜皮套内贴着几行小字：若有战，再借光。下款：牟廷芳。旁边躺着的，是当年退还子弹的那支老式手枪，枪机早已锈死，却仍能看清当初拉动保险时留下的刻痕。有人问，这些东西怎么没送博物馆？栗秀真淡淡一笑：“留着，它们提醒我医生的职责。”

在那段风雨扑面的岁月里，一个护脉止血的承诺，比子弹硬，比军装色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