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女特务，邀请她红色特工母亲见面，台湾相聚不久，母亲被杀

2011年7月12日，宁波镇海，大雨如注。

73岁的朱晓枫跪在湿漉漉的墓碑前，哭成了个泪人。

而在她面前那个被雨水打湿的骨灰坛里，装着一个失踪了整整61年的灵魂——朱枫。

一个本该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为何会变成台湾的“头号女共谍”？

这场跨越海峡、耗时半个世纪的悲壮寻亲，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血泪？

把时间拨回62年前，那是一场注定有去无回的远行。

1949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灯红酒绿。

44岁的朱枫坐在“合众贸易公司”的办公室里，手里攥着一张开往台湾的船票。

在外人眼里，她是这家公司的女老板，是出入高档场所的阔太太，更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女性。

可这些，统统只是伪装。

当党组织找到她，要把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潜入被国民党封锁得像铁桶一样的台湾，接应最高层情报——交给她时，她没有丝毫犹豫。

组织问她：“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吗？”

朱枫摇了摇头。

她只给丈夫写了一封家书，信里絮絮叨叨全是生意上的嘱托，唯独没提一句归期。

她狠心将年幼的女儿寄养在朋友家，只身一人，踏上了那艘名为“风信子”号的客轮。

那时候的台湾，那是真正的龙潭虎穴，每一个陌生面孔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949年11月，朱枫抵达基隆。

她对外宣称是“联丰行”老板，来台湾是为了看望继女、处理生意。

这层身份天衣无缝：她确实有个继女陈莲芳在台湾，而且还是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但这层“亲情”掩护，不是为了团圆，而是为了掩护她在刀尖上起舞。

她真正的战场，是在那个代号“密使一号”的男人——吴石中将的书房里。

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是潜伏在敌营心脏最高级别的红色特工。

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整整两个月，朱枫像个幽灵一样穿梭在台北的街巷。

她与吴石秘密接头七次，每一次都是在玩命。

吴石从保险柜里取出的，那是足以决定战争走向的绝密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碉堡位置图》、全台兵力分布表。

朱枫把这些情报迅速缩微拍摄，缝在旗袍夹层里，或者藏在精致的糕点盒底下，通过秘密通道送到了中南海的案头。

毛泽东看到这些标绘着敌人心脏跳动频率的情报时，挥笔写下八个大字：“惊涛骇浪，虎穴龙潭。”

可偏偏，危机就在这时候逼近了。

1950年1月的一个周末，台北的一处私宅里，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

这是一场久违的“家庭聚会”，对面坐着继女陈莲芳，旁边是陈莲芳的丈夫——一名军统特务。

桌上摆着朱枫特意带来的宁波糕点，冒着热气，透着家乡的甜味。

可空气里流淌的，却是冰冷的试探。

继女笑着给母亲夹菜，眼神却若有若无地扫过朱枫的提包；那位“妹夫”更是在闲聊中，不经意地打探香港的生意和大陆局势。

朱枫端着茶杯，手稳如磐石。

她笑着抱怨生意难做，只想来看看女儿。

她的话滴水不漏，每一个字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筹码。

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简直就是一场鸿门宴。

临别时，朱枫转身走进夜色，她心里清楚，这或许就是母女二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这次饭局后不久，惊雷炸响。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这个经历过长征的老党员，在敌人的酷刑和诱惑面前，彻底软了骨头。

他供出了所有名单，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顷刻间土崩瓦解。

朱枫的名字，赫然在列。

警报传来时，朱枫已经拿到了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正准备经舟山回上海。

那是生与死的一线之隔。

她在舟山定海的一家医院里藏了整整两周，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远处的海浪声，那是回家的声音。

只差一步，就能跨过去了。

可蔡孝乾叛变得太彻底，特务追得太快。

1950年2月18日，一群便衣冲进医院，朱枫被捕。

绝望之中，她做出了最后的抗争。

被捕当晚，她扯下贴身的金锁片，大口吞金自尽。

剧烈的腹痛让她冷汗直流，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可惜，看守发现了异常，医生把她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

“想死？

没那么容易。”

审讯官狞笑着，把她押回了台北。

台北军法处的看守所，阴暗潮湿。

审讯持续了整整四个月。

老虎凳、辣椒水，特务们轮番上阵，想从这个看似柔弱的富家太太口中挖出情报网。

他们以为养尊处优的女人熬不过酷刑，却不知道她的意志比钢铁还硬。

朱枫只有一句话：“我只是做生意的，来看女儿，其他一概不知。”

哪怕特务把蔡孝乾的供词甩在她脸上，她依然沉默如山。

在那份审讯笔录中，记录员无奈地写下八个字：“吞金企图，坚不吐实。”

1950年6月10日，最后的时刻到了。

清晨的台北马场町，薄雾未散。

四名“共谍案”主犯被押赴刑场。

朱枫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素色碎花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双手被反绑，脊背却挺得笔直。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她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释然。

“砰！”

密集的枪声划破长空。

朱枫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终年45岁。

因为没有亲属敢来认领，她的骨灰被装进一个编号为“3787”的坛子，丢进了灵骨塔，随手淹没在尘埃里。

这一淹没，就是半个世纪。

大陆的家人们只知道她牺牲了，却不知道她魂归何处。

那一刻，找回母亲，成了两代人未了的心愿。

2010年，寻找朱枫骨灰的行动正式启动。

这是一场大海捞针的苦旅，线索断了又续，希望燃起又熄灭。

直到一位台湾学者协助，才在台北富德公墓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尘封60年的编号——3787。

工作人员打开坛子，里面赫然有一块红砖，清晰地写着两个字：“朱枫”。

2011年7月12日，航班降落北京。

朱晓枫捧着母亲的骨灰走下舷梯，天降大雨，仿佛苍天也在为这位归来的游子哭泣。

“妈，我们回家了。”

朱晓枫哽咽着，说出了这句迟到了61年的话。

很多人问，放着豪门阔太的好日子不过，抛下年幼子女去送死，值得吗？

看看那个年代吧。

正是因为有像朱枫这样的人，甘愿化作黑暗中的炬火，燃烧自己，才照亮了那个黎明前的长夜。

她们选择隐姓埋名，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让我们拥有光明的名字；她们选择别离，不是因为无情，而是为了让后人不再遭受离乱。

3787号归位了，但历史永远记住了她的名字——朱枫。

那是一朵开在敌营心脏里的红梅，哪怕零落成泥，依然香如故。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