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贺子珍去青岛旅游，青岛市委得知后：您要不还是离开吧？

说到底，这事儿就挺邪门的。

1966年那个夏天，青岛那么大个海滨城市，愣是挤不下两个女人。

这话说出来，谁听了都得琢磨琢磨，哪两个女人，这么金贵？

其中一个，就是贺子珍。

这年头，提起贺子珍，好多年轻人可能都觉得有点陌生。

可时光往前倒个三四十年，在井冈山那片红土地上，她可是响当当的“永新一枝花”，是提着枪能跟着队伍上阵杀敌的女将。

十年风雨，十年夫妻，她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革命和那个男人。

后来，世事弄人，她远走苏联，吃了十多年的苦，回来时，早已物是人非。

1959年在庐山顶上那次见面，是她二十二年后头一回见着他。

据说当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顾着哭了，手抖得不成样子。

那次见面，像是给她心里头那堆快要熄灭的柴火上，又浇了一勺油，火苗“腾”地一下窜了起来，让她觉得日子好像还有盼头。

可也就那一下，之后就再没下文了。

第二年她又跑去庐山，想再等等看，结果连个影子都没等着。

从那以后，她算是彻底死了心，明白那扇门已经对她永远关上了。

回到上海，她就住在湖南路那栋小楼里，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

当年的女战士，如今像个普通老太太一样，每天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唯一能让她脸上露出点真笑的，就是女儿李敏从北京回来看她。

李敏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最懂她妈心里的苦。

只要一有空，李敏就往上海跑。

李敏当时在国防科委工作，她的顶头上司是独臂将军钟赤兵。

老将军也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对这些革命前辈的后人特别体谅。

每次李敏说要去看妈，钟将军二话不说就批假，还总要多嘱咐一句：“回去好好陪陪你妈妈，让她高兴高兴。”

有这份体恤，李敏才能一次次地陪着母亲，从上海到南昌，再到井冈山，重走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路。

她们娘俩走走看看，像是想从这片新中国的土地上，找回点当年的影子，也给贺子珍那颗饱经风霜的心找点慰藉。

到了1966年夏天，空气里的味道已经有点不对了，山雨欲来的感觉越来越重。

李敏寻思着，上海天热，不如带母亲去青岛住一阵子。

青岛靠海，凉快，换个环境，说不定心情能好些。

娘俩坐上火车，一路看着窗外的风景，心情确实舒畅了不少。

火车一到青岛，那股子夹着咸味儿的海风一吹，贺子珍脸上的皱纹都好像舒展了些。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地方确实养人。

更巧的是，她们在青岛居然碰上了老熟人，张闻天和王稼祥。

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

尤其王稼祥，对贺子珍那是有大恩的。

想当年，1947年贺子珍刚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举目无亲，前路茫茫，就是时任东北局城工部部长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收留了她，还费了好大劲帮她和组织上联系。

要不是王稼祥，她回国的路还不知道要多走多少弯路。

如今在这儿碰上，那份亲切劲儿就甭提了。

几位老战友聚在一起，聊起当年的事，贺子珍的话也多了，眼神也亮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天下的日子。

那几天，李敏搀着母亲，在八大关那些栽满异国树木的小路上散步，在海边看潮起潮落。

贺子珍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心里是高兴的。

可她那“井冈山女将”的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

有次逛商店，看了看柜台上摆的纺织品，她掂量了一下，脱口就说：“青岛的纺织业，看来还是比不上上海嘛。”

旁边陪同的服务员一听，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陪着笑脸解释青岛的纺织业这些年进步有多大。

贺子珍一说完也觉得自己太直接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她这人就是这样，心里藏不住话，一辈子光明磊落，没啥坏心眼。

就在娘俩以为能这么安安稳稳过个夏天的时候，事情来了。

一天上午，青岛市委办公室来了个同志，穿着一身干部服，看着挺客气，但眉毛一直拧着，像是兜里揣着个烫手山芋，不知道该怎么掏出来。

他先是客客气气地问贺老身体怎么样，住得还习不习惯。

几句客套话绕来绕去，就是不说到正题上。

李敏看他这副样子，心里有点犯嘀咕。

贺子珍倒是稳得住，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

那同志看实在绕不过去了，清了清嗓子，一脸为难地说：“贺老，是这么个事…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说…

说江青同志，她也要来青岛了。

您看，这地方上…

安排起来怕有不周到的地方。

要不，您考虑换个地方？

比如去大连？

大连那边风景也好，疗养条件也不错。”

话音刚落，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就凉了。

“江青要来”，这四个字，像根针，一下子就戳破了这几天的好心情。

贺子珍和李敏瞬间就全明白了。

这哪是怕安排不周到，这是怕她们俩在这儿，万一碰上了，那场面谁都控制不了。

对地方上的干部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任何可能出乱子的苗头掐死在摇篮里，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李敏当时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正想开口问个究竟，却被母亲一个眼神制止了。

贺子珍没说话，也没问为什么。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脸上的表情都没怎么变。

那是一种什么都见过的平静，不是装出来的。

枪林弹雨她闯过，十年生死离别她挨过，异国他乡的疯人院她也待过，这点事，在她心里已经掀不起多大的浪花了。

她只是慢慢地站起来，点了点头，对那个如释重负的干部说：“好，我们走。”

没有争吵，没有质问，甚至没有一丝怨怼。

她们默默地收拾了行李，退了房，平静地离开了这座给了她们短暂快乐，又给了她们当头一棒的城市。

她们没有去大连，而是直接买了返回上海的火车票。

这事还没完。

命运有时候就爱这么捉弄人。

贺子珍前脚刚被“请”出青岛，后脚回到上海，就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安排。

没过多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访问上海。

市委经过考虑，特意安排贺子珍作为革命元老，参加了这次会见。

那场会面，贺子珍穿着一身得体的衣裳，神态自若。

在青岛悄悄离开的她，在上海的聚光灯下，与一位亲王握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