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与乍得爆发武装冲突

文︱陆弃

1月中旬，一场发生在苏丹—乍得边境的武装冲突，被迅速贴上了“非故意”的标签。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表示遗憾，乍得方面确认伤亡，双方各自给出了版本不同却同样克制的解释。若仅从字面看，这似乎是一场边境地区常见的摩擦：误判、越界、交火、道歉。然而，将这一事件放回苏丹内战持续近两年的背景中，它所暴露的，已不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意外，而是国家崩解向区域扩散的清晰信号。

自2023年4月内战爆发以来，苏丹的战争早已突破传统内战的边界。数万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这场冲突不再只是权力集团之间的较量，而演变为对社会基础结构的持续破坏。乍得接收的一百万苏丹难民，本身已构成对其财政、安全与社会承载能力的长期考验。在这样的现实下，边境线的意义被不断削弱，武装人员、难民、走私网络与冲突风险交织在一起，使“主权边界”逐渐失去作为秩序屏障的功能。

快速支援部队对冲突的解释，揭示了这一困境的核心：他们声称行动目标是苏丹武装部队，而后者“利用乍得领土挑起不和并迅速撤离”。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完全属实，它都反映出一个事实——苏丹内战已深度嵌入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战争不再局限于国内阵线，而是通过跨境行动、代理冲突与灰色地带操作，持续侵蚀邻国的稳定。

乍得的回应同样耐人寻味。将责任明确指向RSF，却并未选择升级冲突，而是通过外交表态和有限军事应对控制事态。这种克制并非源于信任，而是源于现实约束。乍得本身长期面临政权合法性、内部反叛和经济脆弱等问题，任何与苏丹局势的深度纠缠，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一个区域性国家能力普遍不足的环境中，避免被卷入邻国战争，往往比追究责任更具优先级。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一事件折射的是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国家建构的不完整、武装组织的高度自治，以及边境治理能力的持续不足。快速支援部队本身，便是这种历史遗产的产物——从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演变为拥有独立政治与军事逻辑的准国家行为体。当这样的力量在内战中获得主导地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向外溢出，因为其行动边界不再受传统国家理性约束。

联合国统计的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冷峻注脚。1100万流离失所者，意味着战争已彻底改变人口分布和社会结构。难民营不只是人道危机的象征，也往往成为武装渗透、招募与补给的灰色空间。当难民与武装人员混杂在同一地理带上，边境冲突几乎成为一种结构性风险，而非偶发事件。

值得警惕的是，国际社会对苏丹问题的关注，正在呈现出疲态。多重全球危机叠加，使苏丹内战逐渐被边缘化为“长期冲突背景”。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反而增加了区域不稳定的可能性。当外部调停乏力、内部政治碎片化严重，周边国家往往只能通过临时性、低烈度的安全应对来维持表面稳定，却难以触及根本问题。

RSF在声明中强调尊重乍得主权、承诺调查责任人，这种表态在外交语言上无可挑剔，却难以改变现实逻辑。当战争主体本身缺乏统一指挥与清晰责任链条，类似“非故意冲突”便可能反复发生。每一次冲突都被视为意外，但意外的频繁出现，本身就说明体系已经失效。

这场边境事件提醒人们，内战的真正成本，往往并不止于战场。它会重塑地区安全结构，削弱国家间最基本的信任假设，使边界从秩序线变为风险带。对乍得而言，如何在接纳难民、维护边境安全与避免卷入战争之间保持平衡，将是一场长期考验；对苏丹而言，只要内战持续，其周边国家便难以独善其身。

或许最值得反思的，并不是这次冲突是否“非故意”，而是当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时，国际体系是否仍具备足够的工具，防止其崩解效应向外扩散。边境并不会自动阻断战争，主权声明也无法替代治理能力。当内战成为一种区域性现象，真正的风险，往往才刚刚开始显现。